应松年 何海波:行政法学的新面相:2005-06年行政法学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1 次 更新时间:2011-11-04 11: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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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松年 (进入专栏)   何海波  

  

  【摘要】2005-2006年的行政法学研究,在教科书的编撰和外国法的译介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公共治理的转型和行政法理想模式的探讨有了深化,行政法原则等一般理论的阐述得到推进,对《行政程序法》、《行政诉讼法》、信息公开法的立法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对行政规制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实证研究和法社会学方法的应用也出现了若干成功的案例。相对年轻的行政法学开始呈现出一幅新的面相。但它在回应现实需要、回馈其它学科方面还值得改进,法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规范意识还需要加强。

  【关键词】行政法学 研究状况

  

  行政法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但正在快速发展之中。在过去两年中,行政法学研究空前活跃。本文将分总体情况、行政法学教科书、比较行政法、行政法的一般理论、行政立法研究、行政法律的实施研究、新领域和新方法等几个部分,对2005-06年期间行政法学研究状况做一个回顾和总结,并反思行政法学研究的不足之处。

  

  总体情况

  

  2005-2006年期间,出版行政法学术著作和普及读物约700余种。除了后面谈到的教科书和各类专著,有两套书值得在此提及。一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行政法二十年丛书”,其中包括何海波编著的《法治的脚步声:中国行政法大事记(1978-2004)》,刘莘、莫于川主编的《行政法治文苑:行政法图书和论文索引总汇(1978-2004) 行政法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目录索引(1983-2004)》,杨小君编的《重大行政案例选编》和即将出版的《中国行政法学20年研究报告》。这套丛书对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历史和文献作了全面梳理,为今后的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二是多本清末民国的行政法译著重新点校、勘校出版,其中包括范扬的《行政法总论》、古德诺的《比较行政法》、美浓部达吉的《行政裁判法》等[1]。这些著作的重新刊印,有助于学界了解和研究中国行政法学的源流,在一定程度上续接了民国时期的法学遗产。

  行政法学的文章难以确切统计。除了《行政法学研究》杂志以外,近年创刊的行政法学连续出版物《行政法论丛》、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公法》、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的《公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的《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和《宪政与行政法治发展报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公法评论》以及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也定期出版。根据对14个法学类核心期刊2005年全年和2006年部分期数的统计[2],行政法文章248篇,占同期文章总数3529篇的7.0%。严格估算,即扣除可能同时属于其他学科的文章[3],有227篇,占总数的6.4%。如果这个数字能够大体反映行政法学文章在学术刊物上所占的比例,那说明行政法学研究在整个法学研究中占了一个显著的比例,但还没有成为法学中的“显学”。

  行政法学的研讨活动比较活跃。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和2006年学术年会分别在海南博鳌和青海西宁召开。其中博鳌年会正逢行政法学会成立20周年,会议集中回顾和评价了我国行政法学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探讨了我国行政法学的未来发展;2006年年会的主题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对中央提出的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法的关系进行研讨。最近几次年会都事先编印了与会学者递交的论文,会后正式出版。[4]一年一度的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研讨会以及由日、韩和我国大陆、台湾地区学者组成的东亚行政法研究会国际学术大会于2006年11月接连在杭州举行。会议还邀请了港、澳行政法学者参加。

  其它较大的学术研讨会有: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行政程序立法研讨会(2005/4)、中日《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修改研讨会(2005/11);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举办的行政诉讼法修改研讨会(2005/5)、“物权法中的行政法问题”研讨会(2005/9)和“中美行政立法与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研讨会(2006/7);浙江大学法学院举办了TRIPs与司法审查系列国际研讨会(2005年、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中美国家赔偿法研讨会(2005/7)和“司法审查国际研讨会”(2006/1);中山大学法学院举办了“政府管制与行政许可”研讨会(2005/11);厦门大学法学院举办了“政府管制与人权保障”研讨会(2006/5)。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成立,并举行“软法与公共治理”研讨会(2005/12);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先后成立了中国行政法研究所和比较行政法研究所,并分别举行了研讨会。此外,还有山东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中日公法学研讨会(2005/10)和清华大学法学院举办的中日行政法研讨会(2006/4)。

  在2005-06年,行政法法学界相继为几位学者举办了贺寿活动,并分别出版了相应的贺寿文集[5]。每一本文集荟萃了正在行政法学界活跃的老中青三代学者数十、上百人。这些举动传达出了他们对老一代学者的尊重、行政法学术上的承续以及行政法学界的团队精神。它也似乎暗示,正当行政法学的第一批学者渐次步入老年,相对年轻的行政法学却开始进入它的青壮年。

  

  行政法教科书

  

  在2005-06两年中出版的行政法(含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材,至少有43种。其中姜明安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和应松年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是使用比较广泛的两种教材。应松年主编的《当代中国行政法》集合了40位作者,篇幅达211万字,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的行政法学著作。编者把该书定位为一本“综合性、系统性兼具研究性的教科书”,其目的“不仅在于向读者介绍和传授关于行政法的一般知识和基本理论,而且努力汇集和反映20年来中国行政法的发展脉络和最新研究成果”(编者说明)。

  总体而言,行政法教科书种类繁多,虽然统编教材仍然影响巨大,但天下一统的局面早已不再。教科书的多元化为学者探索教科书写作提供了机会,但目前集合作品较多,个人独著的较少[6],有个人风格的也较少。在体系结构上,多数教科书分为导论、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行政监督)4编。[7]这说明,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中国行政法教科书在体系上已经比较成熟和稳定。但同时,现在通行的体例似乎不能容括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例如行政管制、人权保障和对“良好行政”的追求,公物的管理和利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建构,等等。行政法教科书的篇幅呈明显增长趋势。从1989年的第二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学》29万字到现今主流教科书的70-100万字,这种字数上的增长也反映了行政法规范的细化和讨论的深化。在编写体例上,最近出版的教科书比较重视参考文献和案例的引证。有的教材引注中提及的案例和参考文献已经足以列上10余页。

  虽然行政法教科书的编写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由于行政法规范的高度分散,也由于行政法体系在中国仍然处在发展之中,普遍的反映是行政法教科书既不好写、也不好读。多年前,当韦德的教科书《行政法》问世,英国权威刊物《法学季刊》评论说:“行政法的学生太幸运了”;该书所论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该问题的巨大贡献,作者高超的写作艺术也让这本书读来令人爽心悦目。我们期望中国也会产生几本值得同样赞誉的《行政法》教材。

  

  比较行政法

  

  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素来重视对域外行政法的借鉴。从80年代至今,我国翻译和介绍外国行政法的著作超过40种,翻译、介绍或者讨论外国行政法的文章多达1500余篇。在行政法论文中引用外国文献也蔚然成风。据统计,在《行政法学研究》杂志2005年发表的文章中,引用外国和我国台湾的文献316次,占全部引用的39%。这个比例与《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创刊至今的平均比例几乎没有变化。[8]

  最近两年中,译介外国行政法著作多达12种,译介最多的国家仍然是美国和德国。其中美国的有肯尼思•沃伦的《政治体制中的行政法》(王丛虎等译)、特伦斯•丹提斯和阿兰•佩兹的《宪制中的行政机关:结构、自治与内部控制》(刘刚等译)、杰瑞•马肖的《行政国的正当程序》(沈岿译)以及石子坚主编的《美国警察管理体制与执法规范》,德国的有乌茨•施利斯基的《经济公法》(喻文光译)、乌尔海希•巴迪斯编选的《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尤翰林编著的《中德行政诉讼法与地方自治法比较》以及印度学者赛夫的《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青锋等编著的《韩国行政复议制度》是近年来第一次对韩国行政法的介绍。刘春萍的《转型期的俄罗斯联邦行政法》是苏维埃行政法学在中国衰落后,近年来第一本介绍俄罗斯行政法的著作。在英法行政法方面,姜明安主编的“法学译丛·公法系列”组织翻译了Michael Taggart编的《行政法的范围》和L. Brown 和J. Bell的《法国行政法》。

  应松年主编的《四国行政法》介绍了英美德日的行政法,是最新的一本外国行政法教科书。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带有比较研究的著作,包括刘建平的《中外国家赔偿制度研究》,薛刚凌主编的《外国及港澳台行政诉讼制度》,姚艳霞的《政府采购国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王名扬写于10年前却未能完稿的《比较行政法》,也被正式出版。

  在外国行政法研究上,发表了多篇根据第一手资料撰写的专题研究论文。例如,宋华琳通过对相关的制度、判例和学说的整理,讨论了美国广播管制中的公共利益标准的发展变化,以及公共利益和行政裁量、管制改革之间的关系[9];高秦伟介绍了美国谢弗林案所体现的对行政政策的司法审查[10];何海波通过介绍英国学界关于“越权无效”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地位的讨论,透视了英国司法审查在过去40年中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合法性危机[11];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比较翔实地阐述了英国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12];鲁鹏宇以行政过程论为观察视角,介绍了日本行政法从法解释学到立法论的转变[13]。还有一些文章,及时报道了国外法律制度及其发展。[14]这些文章对于中国相关领域的讨论有一定启发意义,是不应当忽视的。

  值得一提的是,继翁岳生主编的《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之后,台湾学者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用》(增订8版)也于2005年在中国大陆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但有助于对台湾地区行政法的了解,也有助于行政法学的比较和借鉴。

  总体而言,对外国行政法的译介还存在几个明显的薄弱环节。类型上,对外国行政法的翻译多为教科书型的著作,而专题性的论著依然寥寥。在国别上,基本限于英美法德日五国,因而存在明显的盲区。例如,对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时期的行政法,仍然缺乏了解。在时效上,与国外的最新发展存在明显的“时间差”。例如,王名扬的《法国行政法》缺少可以替代的理想著作,以致他的著作出版近20年后还是常引之书。在比较行政法研究上,中国当代法学无可置疑地存在着一个“王名扬时代”。他的著作仍然保持那么高的引用频率,说明我们至今还没有走出“王名扬时代”。

  

  行政法学一般理论

  

  在行政法学基础理论方面,一些学者继续在比较宏大的背景下对中国行政法的功能和制度设计进行思考,并致力于探讨行政法的转型。[15]这些研究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中国行政法的理想图景。[16]在公共治理模式转变的旗帜下,北京大学罗豪才等学者提出了公法领域的“软法”现象,主张加强对软法的研究。[17]软法的研究者对软法的描述和定义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可以看出作者试图概括的现象:由国家机构或者非国家机构制定或者形成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或者司法执法力的行为规范。[18]软法概念的引入和软法手段的提倡,将鼓励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拓展法学研究的视野;它也有助于尊重社会行动者的主体精神,推动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它的提出对传统上以“硬法”为中心的行政法研究范畴和框架,构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就现有的软法研究来说,似乎还要阐明,未来的行政法学如何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重构其范畴和体系?我们所希望的行政法治如何在“软硬兼施”中得以实现?

  公共利益是行政法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一个永久难题。随着2004年宪法的修正,“公共利益”(特别是土地征收条款中的“公共利益”)问题得到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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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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