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萍:“情与法”的法律社会学论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0 次 更新时间:2011-10-14 11: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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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景萍  

  

   【内容摘要】法 律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一种被称为温暖的诗性正义之烘托,诗性正义成为一种反抗犯罪维护法律正义的强劲力量;诗性正义的情感也需要法律正义来维护,法律不仅对 情感有控制作用,而且也有保护或发泄功能。正如理性行动有情感的一面,情感行动也有理性的一面一样,法治之理与人治之情也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的。司法的 中立性取决于情感是否能够保持中立。司法的“情感能量”有积极与消极之分,我们可以对司法情感进行检验和加以调控,使之成为“合法之情”,使诗性正义显示 其积极的能量,以支持司法正义的需要。

  

   【关键词】法律正义 诗性正义 法治之理 人治之情 情感中立 合法之情

  

   在一般的司法讨论中,或结合政治形势的警示教育活动中,往往是将“情”视为对“法”的不良影响因素来对待的,如同“权法交易”、“钱法交易”是法律正义 之忌讳一样,“情”也是“法”的克星。当然,这类对情的看法并非空穴来风,不能否认,情对法的渗入的确有可能给法律的实施带来负性影响。然而,我们不能因 此就一概否认或绝对排斥情感的法律功效。危险在于,否认或排斥情感的法律功效,就必然会极大地排斥法律与人的联系、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就会否认法律判案的 多样性和人性机制,导致法律的独断性和暴力主义。那么,情与法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拟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作一辩论和分析。

  

   一、法律正义与诗性正义

  

   何谓正义?正义,意味着在不偏不倚中追求公正。正义被看作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罗尔斯)。法律就是实现正义的一种重要制度。在罗尔斯正义论的视野中,正 义的承担者是社会的基本制度——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从本质上看,法律也是一种对公民权利和义务 的调整,只不过法律是纠正或惩罚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矫正由法律关系中他方当事人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后 果。因此,调节受到侵犯或伤害的不平等状况就成为法律正义原则的主要任务。比起抽象的正义理论,司法中的正义实施往往更为具体、更为敏感和更具对抗性;一 旦裁判者有所偏颇,都会立即引起当事人和相关受影响群体的不满。正因为如此,司法的过程就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不仅有理性的较量,而且形成一种浓烈的情感氛 围。我们只要看看惩罚在法庭里的运行机制,“就可以知道它的整个动力都来源于某种情绪”:辩护律师总是唤起对罪犯的“同情”,而诉讼人则千方百计地煽动起 犯罪行为所触犯的“社会感情”,“法官总是要在这两种情绪的对峙中做出判决”。[1]在这种较量当中,正义的情感终究会占上风。法律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一种被称为诗性正义的烘托。

   诗性,不仅仅也不应该只是文学的浪漫情怀,它是社会推崇的一种至善情操,这种至善情操,即是通往正义之路。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 按照努斯鲍姆的界定,是一种建构在文学基础上的情感正义。人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焕发出一种关注公共理性、关怀弱势群体的道德情怀,培养人们公正判断 的能力。努斯鲍姆认为这种文学情感所具有的诗性正义可以成为法律的裁判标准,或者可以纳入到法律进程中去,成为法律的一种范例。与法律正义相比,诗性正义 是一种温暖正义。努斯鲍姆通过惠特曼之口将诗性正义比喻为温暖的阳光,诗人作为裁判不像法官那样裁判:“诗人不仅仅提供抽象的形式的考量,他还提供公正的 裁判,适合于特殊案件的历史复杂性和人类复杂性的裁判。”[2]阳光倾注到无助者的周围,照亮了每 一个黑暗的角落,特别重要的是照亮了无助者常常为黑暗所裹挟的处境,因而是一种温暖的正义:诗人对无助者是亲密的,但也是不偏不倚的。尽管诗性正义具有司 法中立性的理想,但是和一种冷漠正义——仅与普遍性、抽象性相连接的正义有着天壤之别。努斯鲍姆谈的诗性正义,是借用文学读者的身份来阐明明智旁观者的姿 态和情感的。但这样构思有着重要的司法正义的意义,“读者身份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明智旁观者身份的虚拟建构,它以愉快而自然的方式赋予我们以一种适合良好公 民和法官的姿态”。[3]明智旁观者的情感本身不会在任何特定的法律案件中一意孤行地左右案件,毋宁说,这种情感的呼唤需要法律庄严的回应才能激活,不过,诗性正义为司法正义应当所具有的情感气质和精神追求提供了一个杰出范例。

   因此,冰冷的法律正义需要诗性正义来补充,来提升。诗性正义感则是一种社会情感力量,依托于仁爱精神。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序列中,“义”是在 “仁”之后的,正义原则奠基于仁爱精神。因而正义感就转化为一种情感力量,没有爱心,正义就无从产生。在中国古人仁慈的观点看来,爱心天生就存在于人的心 中,人性本是善的,只要修身养性,强本固基,每个人都可以呈现自己固有的仁爱本性,拥有正义感。当然,西方法学家同样强调仁爱等道德情感在正义中的重要 性,罗尔斯指出:“人类之爱和维护共同的善的欲望把规定它们的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正当和正义原则包含于其中”;[4]费吉尔强调:“在正义的精神没有与仁爱的精神相结合的时候,正义的精神就会如此地干瘪和冷酷。”[5]正 义是植根于人类思想感情之中的,毋宁说,正义本身是一种人类的美好情感,罗尔斯干脆叫作正义感。罗尔斯指出,要保证社会基本结构处在一种稳定的正义状态, 则需要正义的道德情感的形成和发展。社会正义的情感来自于社会正义的观念,公平的正义观念正当性只能由现实的生活条件来证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度。就像 装苹果的纸箱决定了苹果的质量保存一样,一个社会的制度也决定了正义的积极有效性。因为制度是正义观念实行的保证和具体体现,“当制度公正时,那些参与着 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6]罗尔斯指出,正义的社会制度带来正义的社会情感。在利他方面,正义感唤起人们对他人的尊重来减少侵犯行为;在利己方面,正义感激励人们对自身要求的维护来减少侵犯行为。因此,正义情感这种诗性正义不仅构成法律正义的重要内容,而且能够促使法律正义上升到文明境界。

   另一方面,诗性正义的情感也需要法律正义来维护。法是有情的,在特定情况下对有关司法对象的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以人情作为弥补工具的法律ADR模 式的运用,“证据立法”和“亲属的作证豁免权”原则的确定等,无疑是法律正气凛然的情义体现。法律制度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提供了防止情感风险的安全措 施,另一方面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以伸张正义的情感。法治的缺失,使邪恶势力得不到遏制,正义情感得不到伸张,会产生失范的社会情感问题和情感犯罪现 象。要注意的是,法律不仅对情感有控制作用,而且也有重要的保护功能或发泄功能。弗兰克指出:当一个人“感到”受到他人的严重伤害时,他会通过某些明显的 维护行为要求对其受到伤害的感情提供救济,“高尚化了的法庭斗争可能提供这种救济手段”;另外法庭斗争也为“对抗情绪”提供了发泄途径,对敌意情绪和表达 怨恨来说,法律诉讼是一种升华机制。[7]正因为如此,法律成为现代社会情感文明化的主要调控器。

   政治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认为,政治生活领域与追求必需品满足的家庭以及劳动领域不同,是属于公共领域,这是表现人的自由和独特个性的空间,正是公共领域成就了能够摆脱私利和轻浮从而具有真正意义的人。[8]阿 伦特所讲的政治虽然是一种理想化的,但却道出了积极的政治领域对人及其人性发展的重要功能。一些对情感价值存在疑问的人认为,情感由于是非理性的,所以它 不适合于公共领域和政治活动,情感只在私人生活中具有重要性,因为情感总是把重要的价值赋予那些和主体有密切联系的人或事。努斯鲍姆对上述贬低情感具有政 治法律价值的观点提出了反驳。在她看来,情感总是扎根于与价值有重要关联的信念之中,比起那些基于计算思维的数字正义来,情感正义将借助于生活移情和生动 想象,积极地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社会正义的观念经过文学的传播和社会化被人们广泛接受后,人们从情感上也会加以认同,这种感情蕴涵在每个人的意识里,所 以每次有人犯罪,所有耳闻目睹的人都会油然而生一种愤恨之情。正因为诗性正义的感情是建立在共同信念基础上的,所以具有公共理性的特征。用实质正义来支持 形式正义,才能保证法律实行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这样,诗性正义实际上成为一种反抗犯罪维护法律正义的强劲力量。

  

   二、法治之理与人治之情

  

   在韦伯的理论视野中,现代社会结构主要是一种理性结构,这一结构的功能特点在法律上表现尤为突出。法律是社会现象中最具理性的,因而是控制社会秩序最有 权威的力量,是维持一定统治的基础。随着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在人类社会逐渐衰落,法理型统治如日中天。而法理型统治优越于前两者,其根本点就在于它是 法治而不是人治。法理型统治的基础是人们接受一套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的原则。但是另一方面韦伯又强调,统治者如果没有卡里斯马的勇气和热情,就无法让统治 地位长久下去,原因在于,卡里斯马是一切富有创造性的个人领导的根源,在统治与被统治之间保持了一种狂热的情感联系,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凝聚力。在韦伯看 来,法治实际上是离不开人治的,严厉峻刻之法治统治权其实正好需要强势之情。伊斯顿对政治共同体情感的强调有胜于韦伯。韦伯只是看到了情感是法理型统治的 辅助力量,强调法律共同体的合法性更多的是来自于一种“权威性”的合理性,因此法律共同体行动也必然表现出一种显性的理性特质,合法的必然是合理的。而在 伊斯顿看来,“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情感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情感是合法性信仰形成的基础:“政治共同体概念的一个独到价值在于它具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在所 有的系统功能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具有内聚力的粘合剂,即系统成员对共同体的感觉和感情。”[9]虽 然伊斯顿并没有具体讨论法律共同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情感行动和情感作用,但他对政治(法律)共同体是依赖于情感纽带连接起来的看法以及对政治法律人也具有情 感需要的肯定,对于我们探讨法律人的情感及行动对司法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可以这样说,法律共同体的情感基础构成了人治之情的依据和源泉。

反对情感介入法律的一个根本理由是:法律是法治而非人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只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强调法官应该保持价值中立,依法办事而不应该介入 人的主观因素。然而,事实上能否做得到呢?弗兰克指出,很多人甚至都忘了“法官是人”这个基本的事实,要么他们或多或少地相信法官是超人,要么他们认定法 官的人性对法院如何裁决案件实际上不产生任何影响。操作法律规则的是作为法官的人而不是机器,而人都是有感情的。“即使我们希望在司法活动中排除情感,我 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弗兰克坚定地说,与其这样,法官们不如把着力点放在按照司法原则恰当地调整情感方面,“一位诚实的、训练有素的初审法官,如果对自 身权力的性质、自己的偏见和弱点有了尽可能全面的了解,这就是正义的最好保障”。[10]一方面, 不能因为法官必有情感而必须被司法程序无条件地接受,另一方面,要求法官的情感要足以适当地在司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不偏不倚并非上当受骗。公正无私 并不意味着天真无知”(弗兰克语),不偏不倚和公正无私绝不是机械地按照法律条文办事,必须是法官通过自己的心智和情感对案件形成明确的判断,否则就难免 上当受骗,或陷入天真无知的地步。实际上,法律界无法摆脱情感的介入。正如弗兰克所讽刺的,当今的法官们通常是以“古典主义”的方式在夸夸其谈,但却犹抱 琵琶半遮面地以“浪漫主义”的方式采取行动。不可否认,追求法律确定性是法律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据卡多佐的自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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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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