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行动:一种哲学的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7 次 更新时间:2011-08-25 16: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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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内容提要:行动既以人为主体,又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人而言,“是什么”(何为人)与“做什么”(如何行动)往往无法相分。行动展开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其内在的指向在于通过人与世界的互动,使人和世界发生一定的变化。与之相联系,行动的基本单位,源于行动的意义:判断某一动作是否为行动,往往取决于这种动作是否呈现意义以及呈现何种意义。作为具有综合性或系统性的现实存在形态,行动包含着内在的结构。从意欲到评价,从权衡到选择,从做出决定到付诸实施,等等,行动的结构体现于不同的方面。行动的结构既表现为不同环节、方面之间的逻辑关联,也展开于动态的过程。行动一方面具有意向性,另一方面又呈现规范性。意向性与规范性的交互作用,赋予行动以复杂的形态。以人(行动主体)为视域,问题又进一步涉及习行、习性与存在境域的关系,其中蕴涵深沉的本体论和价值论内涵。

  

  关键词:行动 行动结构 存在境域

  

  人的存在离不开行动。从日常的生活之域,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行动发生并展开于人存在过程的各个方面。作为人存在的方式,行动本身应当如何理解?行动对世界和人呈现何种意义?当我们从哲学的层面考察“行动”时,以上问题无疑难以回避。

  

  “是什么”与“做什么”

  

  行动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狭义的行动主要表现为个体的活动或行为,在分析哲学关于行动的理论(theory of action)中,行动主要便被理解为个体性的活动或行为;广义的行动则展开为多方面的社会实践,涉及以上所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行动的以上二重形式并非互不相关:个体性的活动或行为往往内在于社会实践的过程,广义的社会实践也相应地包含个体性的活动。

  与人的存在过程的多方面性相联系,行动的现实形态也呈现多样性。首先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作为人的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实现形式,日常生活构成了人存在的基本形态,这一领域的行动,往往以饮食起居等日用常行的方式表现出来。从家庭之中的活动,到邻里间的往来;从传统社会中的洒扫应对,到现代社会中的休闲娱乐,日常的行动体现于不同的方面。

  对人而言,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生存资源的生产与再生产难以分离,后者便涉及更广意义上的劳动过程。日常生活主要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背景,并以物的变革为直接的指向,生产与劳动活动则更直接地指向物的变革:在生产和劳动的领域,人的行动既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协调,又以物为直接的作用对象。

  生产与劳动作为行动的具体形态,属前文提及的社会实践。广而言之,以社会实践的形式呈现的行动同时展开于社会不同的方面。在经济领域,行动表现于投资、交易、管理等不同的方面;在政治、法律领域,行动则与政治主张、法律规范等相联系,并以政党、政府、法律机构等组织与体制的存在为其背景。

  相对于体制中的行动,科学、艺术等领域的活动更多地体现了文化创造的品格。作为文化领域的活动,科学研究、艺术创造无疑都涉及观念之维。然而,它们并非仅仅囿于内在的意识之域。以科学而言,即使是理论科学,其活动也涉及科学共同体的交流、论辩,这种交流、论辩总是超乎个体的内在意识,而表现为影响和作用于其他个体的行为。同样,艺术的创作也通过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而形之于外,对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其创作过程也不同于纯粹的观念活动而表现为特定的行动。

  科学领域的行动以“真”为指向,艺术的创作则关乎“美”,与“真”和“美”相联系的是“善”,后者在道德行为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历史地看,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行”,往往首先涉及道德领域中的行为。就道德行为本身而言,其特点之一在于既表现为个体性的行动,又包含社会实践的内涵。作为德性的外化,道德行为无疑体现了行动者的内在品格,然而,以成己与成人为价值目标,它同时又展现于现实的社会境域,并多方面地作用于社会共同体。

  行动既以人为主体,又构成了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人而言,“是什么”与“做什么”往往无法相分。所谓“是什么”,既与类的层面人所达到的发展形态相联系,也涉及个体的存在。历史地看,作为类的“人”的存在形态,总是相应于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行动”(实践)。运用工具进行的劳动,是人不同于动物的基本行动形式,正是这种特定的“行动”,使人走出了自然,成为与自然既相关又相对的特定存在。不同的劳动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其他行动(实践),进一步将人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存在形态区分开来。以石器为主要工具的生产活动,构成了原始时代人类的主要行动方式,这一时期的人类,则相应地处于近乎自然的存在形态。随着历史的演进,人的劳动方式以及其他的行动(实践)方式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人类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也形成相应的改变。农耕这一类劳动(行动)方式,赋予人的存在以早期(前现代)的文明形态;基于近代工业的生产活动及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行动,使人的日常存在与非日常存在形态都形成了与农耕时代不同的特点;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使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形态越来越打上信息时代的印记,如此等等。

  就个体而言,其存在形态也与他们的行动方式相联系:人的存在通过其行动而得到具体体现。作为社会的存在,人具有不同的身份、角色,这种身份、角色往往并不仅仅通过静态的社会关系而确立,就其现实的形态而言,它们同样离不开多样的行动。从宽泛的层面看,人的存在包含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不同的规定性,人本身则表现为相关领域中的主体。然而,这种存在规定之获得现实的品格,又离不开具体的行动过程:正是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人成为经济领域的主体;在参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人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在按道德原则、道德理想而践行的过程中,人成为道德之域的主体。同样,在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归属方面,个体也是在按一定的传统、习俗而行动的过程中,才作为相关文化共同体中的成员。广而言之,关于人,有理性的存在(理性的动物)、符号的存在(符号的动物)以及制造和运用工具的存在等等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从不同的层面确认了人之为人的规定性(制造和运用工具涉及人的更内在、更本原的规定),而人之作为理性的存在(理性的动物)、符号的存在(符号的动物)、制造和运用工具的存在,同样是通过以理性的方式或符号的形式展开的行动,以及制造和运用工具的活动而得到确证。不难看到,在人的存在过程中,“是什么”与“做什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作为人存在的方式,人的行动与其他的存在形态一样,本质上表现为一个系统,其中各个环节都处于相互关联之中。在某些方面,动物的活动似乎也呈现与人的行动相近的特点,如其觅食、攻击其他动物或防范其他动物的攻击,等等,便涉及广义的知觉、意念活动。然而,从总体上看,动物的活动具有本能的性质,尽管它们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近乎人的行动的特点,但其活动从根本上既无法摆脱本能的性质,也难以超越所属物种的限制:“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与之相对,人的行动在总体上展开为一个不同于本能活动的过程,并能“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①,后者意味着摆脱物种的限制而具有自由创造的能力。无论是劳动过程,抑或日用常行,都是其走向自由的生活、实践系统的一个方面。正是与整个存在过程的这种关联性,使人的行动即使在日常的层面,也构成了其作为人的存在表征。

  人作为现实的存在,不同于既成的对象,而具有生成的性质。从类的层面看,人之走出自然,成为自然的“他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具体地展开为人的多方面的实践活动,其中既包括人与自然的互动,也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个体而言,当其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他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存在,正是在实际地参与各种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个体才逐渐获得社会的品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参与实际的社会生活,则以人的多方面的行动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可以看到,人的现实性品格通过其生成过程而确立,而人的生成过程,则以人在不同历史层面展开的行动为其实质的内容。

  

  何为行动

  

  从人的存在境域看,“是什么”和“做什么”的相关性,同时使“何为人”与“何为行动”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行动本身具有何种品格?这一问题进一步引向了对行动的具体理解。

  行动展开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其内在的指向在于通过人与世界的互动,使人和世界发生一定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变化包含二重含义:其一,行动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其发生和展开本身也体现了人和世界的变化;其二,在作用于世界的过程中,行动同时又使人和世界发生了不同形式的变化。在这里,“是什么”与“做什么”之间的相关性从更广的层面得到了展示:人的行动使人和世界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又进一步制约着人与世界的存在形态(成为什么)。换言之,人与世界之成为什么(发生什么变化),与人的行动(对世界与人自身的作用)无法分离。行动与世界的以上关联既使行动获得了现实的品格,又赋予它以深沉的本体论和价值论内涵。

  以人和世界的变化为现实的指向,行动既不同于单一的意念活动,也有别于纯粹的身体变移,而是表现为身与心的互动。单纯的意念活动仅仅限于精神之域,对外部的存在没有发生实质的影响,从而不同于现实的行动。单一的身体变移可以有不同的情形。一种情形是肢体或身躯被强制性的移动,如在外力的强制之下从某一位置移向另一位置,此时身体虽然移动,但这种移动并非出于个体的意愿,而是外部力量使然。另一种情形是无意识活动,如无意间的抬腿或伸臂、不经意间触碰某物,等等。在以上情形之下,身体的移动都没有意识的自觉或自主参与,从而不构成具有意向性的行动。行动过程中身与心的互动,可以通过按开关之例来说明。被按住手、强制地揿下开关,不是行动,因为此时有“身”(身体的移动)而无“心”(自愿的意向);“想”按开关而无相应的肢体活动,也不是行动,因为此时有“心”(自愿的意向)而无“身”(肢体活动)。唯有既出于内在意愿,又用手按下开关,才是行动,而这一过程便表现为身与心的统一。

  行动的意义往往超乎行动的主体,并具有不同层面的社会影响。以思想或观念而言,仅仅内在于主体意识过程中的思想或观念,不是行动,因为此时思想或观念并未超出个体及其意识之域。然而,将上述思想或观念表达出来,并与他人交流、讨论,则是行动:后者超越了个体的意识之域,进入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并构成了哈贝马斯所谓“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的一个方面。同样,以观念、思想影响社会也是一种行动,通常所谓传播、宣传即属于这一类行动。广而言之,在思想、观念的引导下展开对世界的和人自身的多方面作用,并进一步化观念为现实,则在更内在、更实质的层面展开为行动过程。思想、观念与行动的以上关联,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行动所具有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

  行动既以身与心的统一为特点,又展示了现实的社会效应和意义。以多样的形式为具体的存在形态,行动同时包含普遍的规定。从行动的普遍性之维看,这里首先涉及行动的基本单位。什么是行动的基本单位?这一问题的实际内涵是:何为有意义的行动?作为一个过程,行动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系统,其中复合性的行动系统往往包含着若干从属性的行动系统。行动的系统性,意味着行动的可分解性(复合的行动系统可分解为不同的子系统或亚系统)。然而,这种分解又总是有其限度:超过了一定限度,则有意义的行动便不复存在,或者说,“行动”便不再是本来意义上的行动。行动的基本单位,与行动的以上限度,具有内在的联系。

  以上事实表明,行动的基本单位,与行动的意义无法分离。判断某一动作是否为行动,往往取决于这种动作是否呈现意义以及呈现何种意义。不经意间抬起手,只是单纯的肢体活动,不能被视为行动。然而,如果以举手来表达发言的意愿,则手的抬起或举起便是行动,因为此时手的抬起呈现为一种意义的符号(表示希望发言)。这里同样涉及身与心等关系:“心”在此表现为内在的意欲(希望发言)以及信念(相信通过举手可以实现以上意欲),“身”则体现于举手的动作,“身”与“心”的如上统一,同时展现为一种具有符号意义的活动。没有意义的动作,不构成行动,不具有符号形态的“意义”(单纯的内在观念),也不同于行动:作为意义表示形式的符号,总是有形之于外的一面,而单纯的意识活动则缺乏后一品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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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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