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浩:“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8 次 更新时间:2011-07-27 22:23:21

进入专题: 伦理   道德   历史哲学  

樊浩  

  

  在形而上学“被终结”的时代,追究“伦理”与“道德”的概念关系似乎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思辨哲学奢侈甚至痼癖。然而,现代文明的悖论却为这一努力提供了哲学辩护:在西方社会广泛存在、中国社会以不同范式呈现的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的矛盾。然而,另一种批评试图颠覆这一辩护:关于这一“现代性问题”的把握还没有达到相当的理论自觉与学术共识。于是,伦理—道德关系之成为“真问题”,这一努力便必不可少,这就是历史哲学考察。

  历史哲学考察是关于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发展的历史形态的哲学反思。它昭示,在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中西方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曾经呈现出“伦理”或“道德”,或“伦理—道德”的不同历史哲学形态,展现为人的精神发展的丰富而辩证的生命状态和文化类型。因此,伦理与道德绝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生动具体的精神样态。所谓历史哲学形态,是哲学把握下人类道德文明与道德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文化境遇中所呈现的生命形态,以及这些形态所构成的伦理道德精神发展史的历史全景。历史哲学形态所呈现的,是伦理—道德关系问题的历史之真与逻辑之实,是它作为一个道德哲学“真问题”的历史—现实—逻辑的深刻同一性。

  历史哲学考察有赖于两个方法论的预设。第一个预设是:道德哲学与道德哲学史、道德文明史、人的精神发展史的同一性。道德哲学史本质上是人类伦理道德的精神发展史,也是个体伦理道德的精神发育史,道德哲学史是对人的伦理道德精神的哲学把握,道德哲学只有体现和解释这种同一性才具有真理性。现代道德哲学必须具有和保持对这种同一性的追求和解释力。另一个预设,准确地说,一个方法论澄明是:有一种有被广泛接受的见解,认为伦理与道德只是对待同一个或者相似对象的不同历史话语或概念表述,至多,它们在历史上有区别,但在现代和现实生活中,已经合而为一。然而,历史上,西方文明之所以诞生“ethics”和“morality”两个不同概念,中国文明之所以创生“伦理”与“道德”两种话语,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具有精微而深刻的区分。假定它们在近现代以后已经完全同一并可以相互替代,无异于说在漫长的文化与学术演进中,人类为自己保留了某种根本不需要的冗余物。一个浅显的道理是:这两个概念在漫长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之所以长期共存,就是因为人类文明需要它们共生互动。

  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没有引起充分学术关切但却深刻影响现代道德哲学品质的重大前沿问题,它所遭遇的冷落,已经使之成为考验现代人学术耐力的标杆。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对这一课题达到必要的学术自觉和理论解决,现代道德哲学、现代社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才会真正走向成熟。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的考察,也是为现代道德哲学寻找出路。

  

  

  一、西方“伦理”一“道德”历史形态的精神现象学

  

  考察西方道德文明史与道德哲学史中伦理道德的诸历史形态,理论上绕不开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学》试图对人类的精神发展进行现象学还原,这部“天书”最睿智也是最晦涩的方面,是对精神运动的宏大哲学思辨背后的深沉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的原型,就是西方精神的历史发展。在“客观精神”部分,黑格尔对精神发展的“伦理—教化—道德”的生命历程进行了既是泼墨写意,又是工笔雕琢式的广大而精微的思辨分析,在诸多情境中,不少论述几乎让人如入云雾,然而,一旦与那些潜谕于思辨深处的生动具体的历史镜像对应,便豁然了悟。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精神现象学》是对西方精神发展史的现象学还原,“客观精神”是对伦理道德历史形态演进的现象学还原。当然,这一还原只有与历史本身一致才有真理性,它所表达和呈现的,不只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而且是逻辑、历史与人的现实精神生命的一致性,而后一种一致性,正是人文科学所追求和应当追求的,因为精神生命是逻辑与历史的同一体,只有与人的生命同一,人文科学研究才具有意义,也才具有彻底的解释力。

  无论是历史考察还是现象学还原的哲学思辨,“伦理”似乎总是道德文明与道德哲学的第一个历史形态。原因很简单,伦理世界是人(无论是类还是个体)所面对和处于其中的第一个世界;人从根本上说,是“从实体走来”;伦理既是人类原初时代的精神家园,也是人童年时代的现实精神样态。所以,无论是古代先民的神话,还是现代人的童话,体现的都是人的实体状态或“从实体走来”的进程中精神的真实样态——说到底,神话就是人类的童话,它不是文学或艺术,而是先民对世界的真实认识,是先民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无论神话还是童话,才具有超越于一切的永恒魅力,神话也才具有不可复制和不可反思的绝对精神存在——虽然童话并不是如此,但也正因为如此,童话在意义世界中缺失神话那种神圣的地位和境界。伦理世界是人“从实体走来”的第一个世界。对类来说,这个伦理世界是民族伦理实体;对个体来说,这个世界是家庭伦理实体;准确地说,民族和家庭是人所面对的第一个世界,是“人—家庭—民族”构成的伦理的世界。

  伦理体现的是人的实体意识,是个体与实体之间透过精神所建构和表达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因而是人精神深处根深蒂固的家园感。所以,伦理最初呈现的,是人在其所赖以生存的共体中的那种原生的经验,这种经验的自然和最初的形态被称为风俗习惯。“伦理是本性上普遍的东西,这种出之于自然的关联(指家庭,引者注)本质上也同样是一种精神,才是伦理的。”“伦理行动的内容必须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必须是整个的和普遍的;因而伦理行为所关涉的只能是整个的个体,只能是其本身是普遍物的那个个体。”[1]8-9因此,伦理总是人类伦理道德精神的第一个历史哲学形态。但是,由于各民族生成的历史境遇不同,特别是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由原初或原始的实体状态向文明状态转型的路径不同,伦理及其精神呈现为不同的文化气质和文化类型。古希腊的“伦理”就是最典型的西方形态。

  在西方,“伦理”一词最早出现于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希腊“伦理”概念的最初意义是“灵长类生物生长的持久生存地”。根据德国学者劳尔斯·黑尔德的诠释,“持久生存地”之所以需要伦理,根源于人的世界中的一对矛盾:个体自由的意识和行为的交往性质——个体在意识中追求自由,但行动却具有相互性。这一矛盾导致行为期待的不确定性,进而产生对行为可靠性的期待。这种期待推进人的行为习惯的发展:那些产生可靠预期的恒久自明、被强化的习惯,被称为“德性”而得到鼓励。由此便生成交往行动的可靠空间:那些可以导致可靠性预期的行为被称为“伦理”,这种可靠空间即“伦理场”。这样,在原初的观念中,善就是使可靠性得以发生的东西,所以在英文中,“habit(习惯)”与“habitation(居住)”相通,并与“伦理”相互诠释。

  古希腊城邦是希腊“伦理”历史形态的摇篮。作为西方国家制度的母体和原初形态,城邦具有强烈的实体性和实体取向,其“伦理”性质在奥林匹斯神话和“苏格拉底之死”中得到典型表现。与其他神话形态相比,希腊神话更是一个无人称、无个体的实体性世界。宙斯、雅典娜乃至丘比特诸神,与其说是创造功业,不如说是由功业造就,它们就是“力”、“美”、“爱”诸理念和诸实体的人格化。与之相比,“苏格拉底之死”,本质上是一个伦理事件。将“苏格拉底赴死”仅解释为对希腊法律的维护,事实上十分牵强,它与希腊神话,与希腊城邦世界中个体与实体同一的情愫,存在深刻的精神关联,当然也是一次精神的自觉。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必然死①”,“苏格拉底之死”可以看作是希腊“伦理”精神的文化表现和哲学诠释。神话世界中的英雄史诗、“苏格拉底之死”,所表现的是个体与实体命运纠结的“悲怆情愫”。但是,与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相比,希腊城邦似乎具有一些“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突出表现在它与原始文明的关系中。古希腊国家制度在形成中经过一系列改革如梭伦改革等,其核心是挣断漫长原始文明中以氏族血缘关系建构国家社会的纽带,以地域划分公民,在对自由意识和自由意志追求与尊重的基础上,建构伦理实体。于是,理性或理智便基因性地渗透贯彻到希腊“伦理”形态和“伦理”精神中。柏拉图的理性,也可以看作实体意识与理性诉求同一的希腊“伦理”形态的哲学混合体。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特别强调“伦理的德性”与“理智的德性”的区分:“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伦理的。”[2]27这里,理智“不但与伦理分开,并且置于伦理之上,作为主宰。”[2]27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理智的元素不仅深入伦理内部,而且逐渐成为推动个体从实体中分离出来的精神力量,它是古希腊精神的“伦理”历史哲学形态向“道德”形态演变的内在否定因素。

  “道德”是西方伦理道德精神的第二个历史哲学形态或近代形态。希腊城邦的解体现实地推动着伦理形态向道德形态的演变。在学术演进中,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在西塞罗那里获得“道德哲学”的意义;在文化变迁中,这一进程肇始于希腊文向拉丁文移植,其核心是“伦常”向“法则”的变异。如前所述,伦理基于原生经验,其原初形态是风俗习惯。基于原生经验的“伦理”透过教育、惩戒等得到发扬和传承,逐渐演变为“伦常”,于是,“次生经验”产生,“伦常”抽象为“法则”,泛化为某些对象性的规范。由此,“习惯生活的善”向“应然的善”转变、伦理向道德转变,“伦理学”向“道德哲学”转变。这一进程的完成,以康德道德哲学体系的形成为标志。康德赋予伦理道德以理性的乃至唯理性的特征,诉诸“绝对命令”与“普遍立法”,从而最终将伦理从道德哲学中驱逐出去。正如黑格尔所批评的那样,在康德那里,完全没有伦理的概念,并且对伦理恣意凌辱。“康德多半喜欢使用道德一词。其实在他的哲学中,各项实践原则完全限于道德这一概念,导致伦理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并且甚至把它公然取消,加以凌辱。”[3]

  西方道德哲学形态由近代向现代转变的重要学术事件,是黑格尔体系的出现。在康德完成伦理向道德的历史哲学形变,并通过道德哲学的理性建构将道德推向登峰造极的地位之后,黑格尔发现了抽象的伦理形态或道德形态的局限,并试图对它进行辩证综合,这个学术工程借助广大精微的精神哲学和法哲学体系完成。《精神现象学》基于精神的意识方面,对人的精神发展进行了“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现象学还原;《法哲学原理》基于精神的意志方面,描述“抽象法—道德—伦理”的自由意志的辩证运动。但是,黑格尔哲学不仅是体系性的,还是终结性的;它是西方精神的一种成熟,也是一种完成,成熟了,完成了,也就终结了。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和西方社会过于乃至故意冷落这位辩证法大师以及他的形而上学。这种冷落,一方面源于其体系的晦涩,人们对他的精神哲学或法哲学,“要么全部接受,要么一个也不接受。”另一方面,黑格尔之后,西方社会不可逆转地走进现代性,已经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解读和理解这个庞大体系了。因此,伦理与道德的历史哲学形态,本来已经在黑格尔体系中被辩证地也是思辨地统一了,但在西方哲学和西方社会中,事实上却重新陷入深刻的对立和分裂。

  现代西方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的典型特征是古希腊“伦理”与近代“道德”的批判性对置,它展现为现代道德哲学的两种相反的走向:道德的强势与伦理的回归。首先,“道德”的强势。近现代道德哲学中,“道德”置换“伦理”有两大原因:其一,对“意志自由”的痴迷。在古希腊,善是好的习惯和主体间的可靠性,而在近代道德哲学中,善便是自由意志。其二,对法则普遍性的痴迷和伦理相对性的夸大。由此,便由所谓“约定的道德”走向“后约定的道德”。其次,“伦理”的回归,以伦理的具体性取代道德的抽象普遍性,以“居留地”的可靠性取代抽象的意志自由。这是因为,其一,“道德”覆盖“伦理”不可能,普遍道德法则的有效性不可能,并且自由意志恰恰解构这种普遍性。其二,以个人意志自由为基础的道德缺少主体间状态,而在伦理中他人一开始便参与其中。现代西方道德文明和道德哲学的特点,是在伦理与道德两种形态之间摇摆,形成二者之间的临界状态,也是冲突状态。在哲学形态方面,表现为正义论与德性论的冲突;在道德生活中,表现为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在生活世界中,在义务论与幸福主义之间摇摆,禀好与敬畏相混合。现代西方伦理道德的精神形态,是伦理与道德在对峙中混合摇摆的历史哲学形态。这是一种过渡的形态,也是潜在多种可能性的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伦理   道德   历史哲学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伦理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534.html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1年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