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浩:韦伯伦理—经济“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结构与历史哲学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 次 更新时间:2015-08-22 23: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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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浩  

   韦伯关于“新教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大伦理—经济理论之一。“理想类型”具有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的二重向度。在道德哲学方面,它所建构的是“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的三维实践理性结构,和“最好的动力—最强的动力”浑然一体的二维实践意志结构。三维实践理性结构,二维实践意志结构,形成“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的“精神”品质。在历史哲学方面,“理想类型”潜隐着深刻的文化霸权与文明霸权的价值取向,它与后来的“文明冲突”理论和“全球化”思潮,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历史观,同属一种历史哲学谱系。“儒教资本主义”的命题,因与之在道德哲学方面不同构,历史哲学方面不同质,只是对“新教资本主义”“理想类型”的一种错位的回应。

   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命题,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第二大伦理—经济理论。以马克思的理论为重要知识背景[1],韦伯提出了一种与“经济决定论”相对应的伦理—经济理论——“伦理气质论”或“精神气质论”。“伦理气质论”的影响之大,乃至不仅在相当程度上与创立于19世纪、在20世纪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取得很大主导地位的“经济决定论”共生互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被奉为20世纪孕生的最新、最前沿的具有某种普适性的伦理—经济范式。综观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理论学术的发展,将“经济决定论”与“伦理气质论”,作为20世纪并存的两种最具影响力的伦理—经济理论并不为过。

   韦伯伦理—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的所谓“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随着“后现代”、“全球化”、“普世伦理”等一系列新概念的演绎及其在文明进展中不断被外化为历史的存在,诞生于20世纪初的“理想类型”与这些演绎和外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似乎隐约可见,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变得十分清晰。于是,从新的更具有历史与现实解释力的纬度对它进行重新审视,就十分必要和有意义。可以作出的尝试是: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前提下,呈现潜隐于“理想类型”中的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的二重向度,透过其抽象而普遍的道德哲学的理想构架,把握它在历史哲学方面的现实取向及其文明实质。这一努力的发现令人惊讶:无论是否出于故意,逻辑上被认为具有相当普适性的道德哲学的“理想类型”,隐藏着重大而令人不安的历史哲学指向,这种指向在20世纪西方文明的演进中,被外化为一种可能对文明发展品质产生复杂影响的历史取向和历史企图。

  

   一、“理想类型”的二重向度: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

   韦伯伦理—经济理论中最具哲学意义的,是所谓“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关于“理想类型”的研究,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有待推进:哲学本性和形上向度。

   韦伯所开辟的“理想类型”的研究范式及其对20世纪学术研究的影响,已是一种历史存在。“他为一种关系、一种过程构造了一个理想类型,它包含了现存的各种品质与发展趋势,并把它们纳入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体系——不是作为现实的映象,而是作为更好地认识现实的手段。”[2]“理想类型”思想与方法论的哲学渊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idea”。英文中的“idea”,既可译为理念、理型,也有理想的意思。在辞源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上,韦伯的“ideatype”至少可以有三种译法:理型;理念类型;理想类型,三意在哲学上相贯通。柏拉图认为,万物存在的本质和根源都是理念或所谓理,万物皆有其理型,众理之上又一个最高的理,即所谓“众理之理”或“总理”。柏拉图的“理念”或“理型”说,在西方哲学尤其是唯理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双重哲学意义,日后西方的理论体系和文明体系中一系列重要的概念都从中演绎派生。马克思曾睿智地揭示“理型”与基督教的“终极实体”即“上帝”之间的逻辑与历史关联,指出,柏拉图的“理型”,必然推出基督教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化生了柏拉图的“理型”,而是柏拉图的“理型”,外化出基督教的“上帝”。“上帝”,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理型”在基督教中的人格化,是基督教的“最高理型”即“众理之理”。据此,作这样的理解并不牵强:韦伯的“理想类型”,实际上就是柏拉图“理型”(idea)的社会学移植和社会学表述。“理想类型”是柏拉图作为本体论概念的“理念”或“理型”的方法论表达,甚至可以猜测,“理想类型”很可能就是“理型”的意译和意释,因为,从柏拉图的“idea”,到韦伯的“idealtype”,再到“理型”、“理想类型”,已几经希腊语、德语、英语和汉语的转译,其间包含了诸多文化理解以及与民族特性相联系的意义赋予,用解释学的话语说,包含了译者的“前理解”和“先见”。未经文字学的考证当然只能是猜测,甚至是草率的猜测,但可以肯定,哲学的“理型”和社会学的“理想类型”之间的联系是直观而内在的。

   由于柏拉图的“理型”或“理念”,是“高高在上”哲学概念,它对习惯于借助“回到古希腊”文化战略推动重大历史转换的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必定广泛而深刻[3]。如果说哲学本体论的“理型”,在社会学的方法论上就是“理想类型”,那么,“理型”与“理想类型”在相当意义上,可以视为西方哲学与科学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有机性和整体性的概念。在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中,也许人们对这种“理想类型”的方法更不陌生,它在科学系统中的话语就是所谓“模型建构”,或“理想模型”建构,简称“建模”。[4]

   发现“理想类型”与柏拉图“idea”或“理型”之间的资源关联,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与宗教学意义的“终极实体”或“上帝”、科学意义上的“理想模型”或“建模”诸概念于形上本性方面的同质性,对理解韦伯“理想类型”方法的学术本质,意义十分重大。有人曾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角度,研究韦伯及其“理想类型”方法的时代特性,认为,和尼采一样,韦伯是探讨现代性困境的理论家,他担忧现代性会消融固有的一切,因而对现代性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对启蒙运动的现代性所导致的宗教、伦理与经济的分离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也许,理解韦伯自己对其事业的看法(即把握我们时代鲜明的独特性)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看作对现代性质的孜孜探求。”[5]韦伯的研究,“显然是‘非现代的’方式,任何严肃对待学术的人,在这里都应当愉快地追随着他的引导。”但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文化归属似乎并不足以体现韦伯方法的特殊本质,也没有足够的根据断言韦伯开启了后现代的思考。如果一定要进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归类,那么,毋宁说他处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交汇点上,“理想类型”具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属性,正如有的学者所发现的,[6]他的“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超越了纯粹的历史思考,“不再专注于呈现特定的历史事件,而是试图找到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各种关系的普遍模式”,[7]在这个意义上,将它归为现代性可能比归类于后现代性更确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划分本身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都同样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价值失落深深担忧,而且前者的批判要深刻和尖锐得多,他们都同样致力于对普遍联系的揭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显然难以解释二者之间的共通与殊异。

   显而易见,马克思揭示普遍联系的核心概念不是“理想类型”,而是以“矛盾运动”为逻辑内核的“规律”。马克思的哲学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并赋予它以普遍的真理性和解释力。公正地说,“规律”比“理想类型”更富有具体的历史内涵,因为它“矛盾运动”中的“普遍规律”,因而更辩证,更具有现实普遍性,而不像“理想类型”,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抽象。不过,应当充分注意,“理想类型”与“规律”,从一开始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韦伯虽然深受马克思影响,但他后来越来越多地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片面的,因而特别强调精神力量对物质利益即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致力发现经济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经济精神,对文明品质及其发展的影响。原点和取向方面的两极,决定了“理想类型”与“规律”所建构的普遍模式及其方法论意义的深刻分歧。韦伯的选择是:用“理想类型”取代“规律”,并转向历史因果论这一新教伦理的源头[8]

   “理想类型”取代“规律”的直接但却十分隐蔽的结果之一,是道德哲学的逻辑取向与历史哲学的历史取向的双重向度与二元分离。在道德哲学方面,“理想类型”揭示了伦理与经济,严格地说,伦理与宗教、经济之间深刻而普遍的关联,建立了宗教伦理与社会经济辩证互动的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逻辑模型。然而在历史哲学方面,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文明形态与民族存在,“理想类型”却将西方准确地说西欧的特殊文明,泛化为一切文明的理想范型乃至唯一合理的范型,以之解释和评判其他一切文明形态,从而建立了一个有悖于韦伯自己极力倡导的理性主义的专断的、具有明显文明专制色彩的普遍性。于是,在历史哲学中,便潜在着以特殊代替一般,以抽象的“理想类型”取代多样性的民族文明的倾向。更严重的是,当这种专断的抽象普遍性,透过韦伯理论的巨大学术影响而被认同和接受时,当西方的某种文明借助“理想类型”被推扩为具有所谓理性标准性质的文明范式后,文明霸权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就不可避免了。韦伯伦理—经济的“理想类型”在诸多重要的方面,确实是对20世纪伦理—经济关系的重大推进,然而,它的历史哲学取向对20世纪文明走向潜在的负面作用影响同样确实是深刻而巨大的,虽然这不是韦伯理论的初衷,甚至在相当意义上有悖初衷,但它却是历史的事实。把握韦伯“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的二重向度及其内在分离,不仅为理解韦伯伦理—经济理论,而且为理解20世纪文明走向尤其是西方文明走向,具有重要的方法意义。

  

   二、“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道德哲学结构

[A、方法论诠释]“理想类型”的道德哲学分析,三方面的特质具有前提性的意义。第一,韦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是宗教社会学,课题是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理想类型”试图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宗教伦理观念“对于一种经济精神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9]宗教伦理透过人的经济行为,对“经济精神”或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影响,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指出这一点的意义在于:既然韦伯不是在哲学形而上学意义探讨宗教伦理与经济精神之间的关系,那么,“理想类型”只是宗教伦理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将作为特殊文化的宗教伦理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泛化为文化的普遍范型,可能是对韦伯的误读,也可能是潜在于韦伯理论中的歧途。宗教社会学,不仅是韦伯的学术视域,也规约着其理论的合理性限度。第二,人们已经习惯于将韦伯的“理想类型”表述为“新教资本主义”,事实上,“理想类型”有三个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宗教、伦理、理性经济行为(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其中任何两个要素的组合,都不能体现它的确切内涵,“新教资本主义”的准确表述,是“新教伦理资本主义”。韦伯的思路是:“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影响。”[10]韦伯的原理与逻辑是:“理性经济行为”取决于“能力”和“气质”;“能力”和“气质”是“精神”的基本构成;对“精神”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是“伦理”;“伦理”的基础是“宗教”。无论宗教,还是伦理,都没有足够的根据解释“理想类型”中作为理性经济行为表现的“资本主义精神”。换言之,“理想类型”的文化基础,既不是宗教,也不是伦理,而是宗教与伦理的结合。如果作进一步演绎,结论就是:对非宗教伦理,尤其是对他所说的俗世伦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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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伦理学研究》200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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