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中共需要保持灵活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5 次 更新时间:2011-07-21 13: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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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或许在不久之前,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党史”还是“枯燥乏味”的代名词,这既是因为中学(乃至大学)的说教式政治教育,让他们彻底失去思索和探求的兴趣,也是因为在这些“重大历史与政治问题”上,普通人历来无缘置喙。

  但随着中国的日渐开放,许多禁忌被打破,在一些问题上,人们可以畅所欲言,那些具备新视野、新观念的学者与作品,也日益得到社会关注。中国现代史学者杨奎松教授和他最近修订再版的著作《“中间地带”的革命》,便是最好的例子之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称他为“大陆少数最早具有学术自觉性的学者”,其作品“对推动中共党史学向历史学的转型有启发之功”。

  而且,随着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在这个时刻回顾党史,也具有现实意义——一个组织总需要从它自身的历史中去总结经验,来应对今天的挑战。正是带着“鉴古知今”的考虑,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近日对杨奎松教授进行了专访。

  FT中文网:您一直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20年代建立至今,所处的社会环境、其自身地位与职能,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你如何看待中共应对不同形势的能力?它是否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和应变力?

  杨奎松:举一个例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共产党应该是产业工人的政治组织。中共是在俄国共产党帮助下成立起来的,理论上它也应该是这样的组织,它也曾经努力想这样做。但结果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依靠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来成就它的事业,它最终是靠农民革命成功的。

  对于这一点,莫斯科一直耿耿于怀。即使中共在抗战中发展得非常好,斯大林等人也依旧相信中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只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主义——看起来像,本质上不是。这是因为,苏俄几乎从来都坚持党的组织中工人成份要占支配的多数,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很早就不看重这方面的问题,而是基于现实需要出发,亦即非常实用地面对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看一下中共历次党章的内容,你会发现,在中共九大之前,中共从没有限制过入党人的阶级成份。这种限制只是在文革之后才开始明确写入党章里去的。文革中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很重视工人的作用,甚至提出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但毛泽东在1970年以后就再不让用这样的口号了。文革以后,改革开放,党章中对入党者的成份要求也随之逐渐放宽,连私人企业家也可以入党了。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至少历史上的中共在面对现实环境改变的时候,确实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力。

  FT中文网:目前中国也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内部和外部压力都很大,你认为中共能成功应对当前的挑战吗?为了应对挑战,它应进行哪些必要的调整?

  杨奎松:我对现实问题没有研究。但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角度看,机会总是有的。就中共自身的体制而言,关键在于,有没有明白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或领导集体,就像革命年代的毛泽东或改革年代的邓小平那样,具有高度政治灵活性,知道自己究竟应该要什么。

  中共历史上表现出巨大灵活性,并因此取得重大成功的情况,都是发生在与对手力量对比相差悬殊、或自身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比如1936-1937年中共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停止阶级革命和土地革命政策,改取统一战线方针,包括改制改编,即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将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正是这种改变,使西安事变前处境极其危险的中共和红军,从此东山再起,在抗战期间只用了八年时间,就从两三万军队和陕北一隅之地,发展成为可以和当政的国民党争夺大陆的强大力量了。

  同样的情况,文革后中共中央不惜改变毛泽东时代的政策方针,力行开放和改革政策,也是由于当时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深陷于危机之中。这一改,就使中国的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改变,都得益于中共党内有对形势及其问题看得很明白的主要领导人。当年没有毛泽东,中共政策可以调整,但调整之后能否获得发展的条件,就很难想象了。文革后没有邓小平,也会发生改革开放,但是党内各种不同意见的冲突对立,势必会形成扦格掣肘、进一步退两步的复杂情况,改革能否真正获得成效,也很可怀疑。

  今天的问题在于,中国虽然内外都有很大压力,但却远不同于过去毛、邓他们所面临的情势。因为今天中国国力明显地正处在上升期,从而也就造成大家对这些问题和压力的看法差别很大。相当一部分人恐怕还未必认为这是些多么不得了的问题。如果今天的领导人没有毛、邓当年那样强烈的危机感,从历史经验看,也就很难让他们认识和理解采取高度灵活性来应对挑战的极端重要性。

  FT中文网:您的新书题为《“中间地带”的革命》,而如果考虑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与执政思路,是否也具有某种走“中间道路”的性质?

  杨奎松:中共早期成长发展的历史,一直曲曲折折,经历了很多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年中共的上级指导机关是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而莫斯科的这些领导人动辄就会拿俄国革命的方法和经验来要求中共照样去做。

  俄国革命经历过三个阶段: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前后只用了12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共产党领导的阶级专政。当年早期的中共各级领导人恨不得用更短的时间来完成这一系列革命阶段,结果是越搞越极端、越激烈,最后把自己搞成了毛泽东说的“孤家寡人”,被迫去“长征”。

  直到1940年前后,毛泽东才体悟到,中国革命不能走得太快,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这个发展阶段。当然,他希望能够通过共产党领导或参加领导来实现这样一种发展过程,这就是他提出来的,曾经帮助中共成功打败国民党,又有效地恢复了经济,促进了建设发展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条件下是既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又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

  当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坚持下来。当力量对比改变了之后,他的政策策略也重新走上了快车道。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又必须要等20年,等文革失败,再来一次重回新民主主义解决方式的尝试。30年多前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要找到一条介乎于正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两种极端形式之间的新的制度模式,以适合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特色与条件。

  今天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样的一种政策方针在经济发展上是基本成功的。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邓的政策方针今天仍在延续之中。不过,应该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增强,各方面需求与欲望迅速增长,邓小平特别强调的“韬光养晦”和永远不当头的执政理念,已经明显地受到很大的冲击,由此带来的麻烦与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FT中文网:今年也是苏联解体20周年,对比苏共与中共的不同命运,您认为中共应当从中吸取的最大历史教训是什么?

  杨奎松:去年看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拍的一部政论片,叫《居安思危》,讲的就是苏共瓦解的历史教训。该片编导的思想是想要观众相信,苏共瓦解的根源,一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二是因为苏共党内出了野心家和叛徒,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人靠阿谀奉承和伪装进步爬上高位,把苏联一步步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但是,不管对苏共党的这几位领导人应该怎么评价,看过片子的人大概都不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共产党里面那么容易让两面派得逞,而且一旦他们爬上高位,为什么就再没有人能够监督、撤换他们,只能任由他们为所欲为了?

  其实,稍用心看这部片子就会发现,真正导致苏共瓦解的,第一是苏共自己高度集权的制度和体制,是这种僵化的制度体制使它早就已经丧失了自我调解和更新的能力,无法借助于制度本身来清理自身的肌体;第二是这种制度和体制不仅便利了以权谋私,而且借助于权力的等级制度,培养起来一大批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者,这在根本上破坏了共产党过去曾经具有的道德理想的号召力,党在事实上变成了许多人追逐名利的工具和权利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道德败坏,诸多野心家或溜须拍马以谋一己之私者,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土壤中大量成长起来的。

  我想,这至少是中共应该从苏联解体中吸取的一个最大的教训吧。因为,片子讲到的种种情况,在中国都存在,一些方面今天恐怕早已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FT中文网:近些年学界对于党内组织结构的改革也有不少的讨论,例如实行一些党内选举等。从党史的角度来看,如果吸取历史上的经验,你对当前的党内改革有哪些评论或建议?

  杨奎松:我对这样的讨论没有太多关注。实际上,中共历史上组织结构及其民主形式的变化也是很大的。但严格说来,高层权力的形成及其组织结构本身的实质性变化不大。这和中共奉行列宁的建党学说及其主张的民主集权制有关,也与中共历史上长期从事军事革命,其组织结构带有很强的军事化色彩有关。毛泽东从来强调的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为相信政权出自枪杆子,自然相信政权要用枪杆子来保卫。因此,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到邓小平,一直到现在,党的主席都是军委主席,这很清楚地反映出这种历史影响的作用。

  FT中文网:公众也许觉得党史研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领域,在您看来,这些年来的研究环境与舆论环境有没有什么变化?您自己有哪些具体体会?

  杨奎松: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正史和野史之分。任何朝代的掌权者都很重视历史叙述,今天中国大陆的所谓党史研究,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正史的研究与写作。早在汉朝,班固私修本朝史,就差点被投入大牢,可知当权者对正史作用的重视程度。因为历朝历代,正史都是官修,私修是犯法的,这样的情况延续到毛时代,修中共党史自然也只能是官方的一种组织行为。

  改革开放后,这种限制相对放松,但因为中共中央专门成立有编修中共党史正本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编修中共高层领袖人物文集、传记、年谱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有官定的文本和官定的表述口径,因此,学者或私人研究这类历史,自然还是会有很多不便甚或麻烦的情况。至少,因为中国今天出版发表还有审查报备制度,研究、出版、发表也就不免会有不少限制。

  但是,从我个人研究的体会看,这样的敏感或限制,往往和时间距离成正比。也就是说,距离今天、今人越近的历史,就越容易因敏感而受到限制;相反,如果距离今天、今人距离比较远,那么这样的敏感度就会低,限制也就会相应地少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党史方面,还是有不那么敏感的领域可以研究的。

  同时,官方对民间研究的敏感,往往也是不了解和不适应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一个最大的改变,是各种海外的研究成果及大量文字材料涌了进来,包括网络信息所起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使过去许多格外容易敏感的人的神经也渐渐变得能够适应一些了。因此,和过去比,现在的研究环境和舆论环境固然存在着时紧时松的情况,总还是有很大进步了。

  

  采访者:FT中文网编辑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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