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百年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8 次 更新时间:2011-07-28 12: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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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引言

  

  新中国诞生伊始,中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排名第134位)[2],婴儿死亡率高达200‰[3],人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4],成人文盲率高达80%[5]。?

  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中国按实值计算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6]?

  莫里斯·迈斯纳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大部分历程中,中共遭遇的是最为恶劣的国际封锁,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中国却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国民收入(以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4.5%,大大超过了德国、日本和苏联在发展高峰期的增长速度。[7]?

  阿玛蒂亚·森的研究显示:新中国遭遇的国际封锁和压力,比几乎同时独立建国的印度要大得多,但在1952—1978年,中国比印度少死了一亿人口,而这不过是中共创造的诸多奇迹之一。?

  出身于国民党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承认:中共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奇迹”,而黄将这种奇迹归结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高度险恶的历史环境,即“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共必须以非常的手段,方才有希望成功应对这种“非常的环境”。

  他说:“毛泽东恰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非常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8]?

  为费正清称道不已的“伟大的中国革命”[9],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绝不仅仅指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因为邓小平将改革也称为“一场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当作了自己的日常工作伦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始终诉诸“非常性的手段与创造性的实践”。

  而所谓创造性的实践,在当下的语境里,更多地被称为“创新”——思想、体制的全面创新。?

  今天,共产党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党心涣散、人心涣散、思想文化领导权失落都更深刻地威胁着具有90年光辉历史的、战斗的中国共产党。?

  在严峻的危机与压力面前,除了以前无古人的创造性实践去克服重重困难,中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退路可走。?

  

  一、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

  

  中国拥有伟大的文明,但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从政治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压迫的结果,而从文化上看,则是由于旧的传统文化不能应对现代挑战所致。?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会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10]?。?

  许多杰出的学者已在破解这个谜团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麦迪逊(Angus Madison)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以及伊懋可(Mark Elvin)关于“高度平衡陷阱”的重要论断。按照麦迪逊的统计:中国经济一千年里一直在持续增长,并在1820年左右达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增长却一直是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投入而维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的增长则主要是依靠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创新来实现的。如果说西方1500年之后的增长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话,那么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经济增长伴随的乃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口很少的西方却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并最后超越了中国。?

  麦迪逊和伊懋可的解释遭到了两个方面的有力挑战。一个挑战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的增长方式受资本积累这个基本目标的制约,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排斥人类劳动的弊端。同时,西方在1500年之后的飞跃增长不仅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是近乎无偿占有当时还很廉价的世界资源的结果,这包括无偿占有美洲的农产品以及世界绝大部分矿产品,西方的增长带有掠夺自然的特性。因此,从排斥人类劳动和掠夺自然这两个方面来看,西方19世纪的增长方式是不能持续的。而第二个挑战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持续起飞而产生的,这个学派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东亚经济“奇迹”,解释为东亚具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的结果,是这些优质劳动力通过建立合作型社会、超越西方单一竞争型模式的结果,与排斥劳动和就业、依靠自然资源的大规模耗散谋增长的方式不同,前者被称为“勤劳革命”,后者被称为“工业革命”。?

  今天,我们也可以对“李约瑟之谜”提出进一步的、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地缘政治性的。自公元10世纪以降,在中国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联络东洋、西洋和南洋的贸易和金融流动体系,其中,以恰克图为核心的北方贸易体系、以琉球为核心的海洋贸易体系,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两个重要枢纽。16世纪中后期以降,随着美洲白银的输入和帝国主义军事扩张的加剧,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态势的大变动,最终导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和货币流动体系于19世纪走向瓦解。而中国的衰落,首先是上述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变动的结果。?

  第二个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500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没有自己的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开始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国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提出中国400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

  第三方面的解释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

  被列宁称为“10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开篇即痛陈中国“没有人才”。他认为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只能是口吐莲花的文人和独善其身的“好人”,而不是治理者。

  王安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第一人,就是因为他提出了培养、选拔、约束和监督治理者的一整套办法,力图造成一个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他的这一举措可以被称为“政治的理性化”。

  王安石希望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治理者队伍,以此加强宋朝的国家能力,然而,在与庞大的士大夫阶级的对抗中,他失败了。?

  实际上,国家治理者的缺位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弊端,尚不在于困扰着王安石的“上层”,而在于基层政治的瓦解、或者在于胥吏之害,它导致的结果就是所谓“官无封建、吏有封建”。?

  南宋的改革家叶适说:“何谓‘胥吏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今为甚者。盖自崇宁极于宣和,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其薄书期会,一切惟胥吏之听。而吏人根固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渡江之后,文字散逸,旧法往例,尽用省记,轻重予夺,惟意所出。其最骄横者,三省枢密院,吏部七司户刑,若他曹外路从而效视,又其常情耳。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又以为‘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者,皆指实而言也。”[11]??

  我们要理解叶适上面这些话,只要读读《水浒传》,甚至是只需认清其中宋公明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就足够了。研究中国政治史,我们竟然发现,宋代其实主要有两种干部:一部分是王安石所谓无能、无为的“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一部分就是叶适所谓胥吏式的“江湖老大式干部”,前者的代表是朱熹,后者的代表就是宋江。或曰:雅者朱子,俗者宋江,前者无为,后者胡为,而且又正是前者的无为,造就了后者的胡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三皇五帝到国民党,中国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放弃基层,并且放手让土豪劣绅、黑社会和非正式的“包税人”控制和鱼肉基层。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竟然把放弃基层看作中国政治的最好传统,把长期被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把持的中国基层说得如同天堂一般。?

  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深入基层,在基层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把土豪劣绅和黑社会掠夺的剩余夺取过来,一方面分给广大基层群众,一部分有组织地用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从而一举结束了国将不国的“江湖”局面。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文化成就之一,也就是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特别是革了儒家精英政治、士大夫政治、封建等级政治的命,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平等,它所造成的,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指:必须深入基层、组织和教育基层人民,而并不是去教育精英。?

  中国历代的问题是:皇帝久居深宫,治理依赖精英,于是统治者听到的,都是精英的声音,而精英们最不希望的事情,也就是老百姓知道国家大事。共产党发明了种种方式: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分析最高领导的政策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至于连篇累牍的互联网文章,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媒体创举。凡此诸端,无不在于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从而极大地增加国家的组织能力,使十几亿人戮力同心地建设新中国。而其中的要义之一,就在于绕过精英、官僚,而使得政策可以直达基层。?

  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发现之一,就是重新发掘和恢复了中国历史上早已中断了的墨家的优良传统。

  而这个传统的核心,就是变“为人民代议”为“为人民代役”,变“代表人民”为“深入群众”,变“让人民说话”为“为人民服务”。 ?

  墨家主张人民的政治,法家则主张积极有为的官僚政治,而儒家先是维护贵族政治,后来就是主张士大夫垄断政治,政治主体是不同的,三者中哪一个更伟大,不言自明。秦的强大,便是从实行“墨者之法”开始的。秦所推行的法制,与其说是商君法,不如说是“墨者之法”,而这种王子亲贵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制,便是墨家“上同而下不周比”的政治主张的体现。?

  墨家在西汉之后消失了,而对墨家的重新重视,是晚清和近代的事情,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注意到墨家学说主张发展科学技术(造云梯之械)、有利于富国强兵(备城门)的方面,其实谁又能说:近代以来的劳动者革命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五湖四海的组织方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传统,不是与墨家的政治主张相通呢??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文明的另一个改造和发展,就是振奋和发扬了武德,并从这一点上深刻地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和性格。

  在中国共产党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已经失落了近千年。?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代,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才能够击溃匈奴,但是,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史记》对李广命运的描写,所谓“虽小,可以喻大”,其中的微言大义就在于此。?

  果然,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种下。?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国家不再重视军队,实质上便是不重视基层,因为国家重视“文词进士科”,从而轻视边疆、重视中原、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

  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后世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是共产党、新中国创造的新气象。新中国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的局面,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反过来说,如果人民军队不能吸收最好的人才,不能实行最先进的制度,军人丧失了荣誉感,进退凭亲贵、赏罚依文词,中国倘如再次丢弃了“武德”,那么,在这个虎狼世界上,我们中国就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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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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