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执政党如何化解四大危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2 次 更新时间:2011-08-31 15: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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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 (进入专栏)  

  

  6、7月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欧盟总部专门对此举行了座谈会,德国也举行了研讨会。“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受邀参加了这两个会议的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

  会上,他面对的是一群对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及其执政秘诀有着浓厚兴趣的外国人。对此,李君如回答道:一个是思想理论的正确,一个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集中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引人注目;中国共产党怎么化解危险,更引人注目。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关于这两个方面的论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胡锦涛在讲话中总结道,90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今天面临着什么考验?胡锦涛用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四大考验加以概括,并强调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这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胡锦涛特别指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这个重要讲话发表后,许多关注中国发展的外国人问道,中共将如何化解这“四大危险”?

  对此,李君如回答道:“忧党才能兴党。”

  

  七一讲话是清醒的判断

  

  《瞭望东方周刊》:外界曾注意到去年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少见地没有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句话。这次七一讲话中,出现了关于此话的大段论述,如何看待?

  李君如:七一讲话多次提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有针对性地回答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不能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就会动摇党的基本路线。而在讲话中,胡锦涛说,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

  现在有人把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对立起来。社会建设问题的重要性确实越来越凸显,但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各项工作依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能改变这个“中心”。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说,七一讲话是对当下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准确判断。

  李君如:对。“三个没有变”是非常清醒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对中国发展阶段,也是对中国发展主要任务的判断。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变,但要加强社会建设,解决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矛盾。所以,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把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因为,有了经济建设提供的基础才有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也不能超越经济建设能够提供的物质条件。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搞西方的福利制度势必会搞垮我们,何况西方欧美的发达国家现在都维持不下去。

  共同富裕是在社会主义长期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推进的,要到社会主义真正建成,进入共产主义后才能解决,不能忘记我们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对共同富裕作为目标不能忘记,而且要尽其可能缩小差距,但不能用这个长远目标来处理眼下的矛盾。

  

  《瞭望东方周刊》:应该如何看待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论的关系?

  李君如: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是在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对发展问题科学论述的基础上得出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对发展问题讲的最多的是小平同志。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这是胡锦涛的贡献。

  不能简单地说发展生产是外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不是外在的结合,是内在的结合。以经济为中心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要素,其中劳动者是最活跃的因素。因此,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包含了人的解放和发展,包括人的全面发展。

  比如说实行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解放了什么?第一就是把农民解放出来了,第二是把土地解放出来,第三是把农民的其他生产资料解放出来了,第四是把农民的技术解放出来了,第五是把农民的资金解放出来了。如果农民不解放,解放其他有什么用?

  所以邓小平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是包含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他的发展观是科学的。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些干部对解放生产力进行解构,忽视了人,这样就使老百姓不满意。这个账决不能算到我们的基本路线上,是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我以前就提到过,第一不能用科学发展观否定邓小平的发展理论;第二要把人的发展统一在发展生产力的范围内;第三点是不能把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对立起来。

  

  关键是队伍建设

  

  《瞭望东方周刊》:在明确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一大背景之外,七一讲话对执政党目前面临的问题做了总结。这其中,胡锦涛提到“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颇为受人关注,如何看待?

  李君如:这是总书记向全党发出的重要警示。同时也说明党中央是对全党负责的,也是对全国人民负责的。

  四大考验,是同党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相联系的。今天,党已经成为一个领导人民长期执政的党,成为一个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下,党必定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考验是双重的,既表现在对我们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考验上,也表现在对我们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考验上。

  四大危险,既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相联系,又同党的队伍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相联系。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8000万党员的大党,干部队伍整体性新老交替已经完成,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这是党有生机和活力,后继有人的重要标志。但是,也因此产生了干部队伍中不好学习、不思进取、不作为,心中没有群众,买官要官、贪污腐败等情况滋长。尽管这在党内包括干部队伍里不是主流,但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危险。

  四大考验是外因,四大危险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外因和内因结合起来,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但是,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也同时表明,第一,我们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第二,我们有自信心,如果没有自信,就不公布出来了;第三,我们有责任有能力来解决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应该如何化解“四大危险”?

  李君如:外部的环境我们无法改变,只能改变内因。干部队伍的结构性变化是客观存在的,要化解四大危险,就要使不利变为有利。一方面把好的一面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把不好的一面限制到最小。

  具体来说,就是队伍建设的问题。要化解现在的危险,要从制度和机制、学习和提高素质、转变作风、推进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着手。

  要激发创新的意识,这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要建设学习型政党,通过学习和实践来锻炼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要进一步解决好党的作风问题、脱离群众的问题。

  七一讲话中说得好,首先从理念上进一步树立我党的根本宗旨,发扬群众路线;其次从工作安排上,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有一套程序做保证;第三是让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实践,并作为工作的必经步骤;第四要把基层的建设看做我们党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让基层成为锻炼干部的一个场所。

  此外,要在全社会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消除腐败,除了监督机制要加强,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也要全面加强。现在有一个观念正在全社会形成,就是没钱办不了事。这种文化环境形成,一个是权力本身有诱惑力,第二是掌权的人有封建主义、小生产者的思想。我把这种观念称为腐败文化。中央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提出源头上遏制腐败的现象,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这里包括要建设廉政文化。廉政文化不仅是对干部的要求,也是对全社会的要求。

  

  “最大优势”与“最大危险”

  

  《瞭望东方周刊》: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解决脱离群众的问题,也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消极腐败的问题。是否可以认为,要解决执政党主要危险,关键在于能否保持群众路线?除了下基层、转作风之外,还需要做什么才能避免脱离群众?

  李君如:总书记一再告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要解决党和群众的联系问题,除了解决思想教育上的问题,同时,要全社会推动,或者全社会来监督我们的干部,而不是反向地推动干部脱离群众。

  对领导干部来讲,就是要提高领导水平,首先要欢迎群众通过各种途径来监督包括舆论监督。领导如果这点雅量都没有还怎么当领导?我在全国各地讲我们的一些干部不要叶公好龙,整天想着龙,一旦龙来了怕得要命。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社会监督的问题,事实上,现在微博等新的网络手段不断推出,正在为此提供新的平台和渠道。但这里面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一些网友并不求真相,纯粹只为发泄个人情绪,只要是官方的信息就先怀疑。这不仅对于社会监督会造成困扰,对于改进干群关系也造成困难。

  李君如:这确实是个难题。

  我有一个主张,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总比死气沉沉的社会好。“活”必然产生某些乱象,但是“乱”只要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不要因为治“乱”把“活”扼杀掉,也不能因为要“活”而纵容乱象,这是“活”和“乱”的辩证法。

  在“活”的同时我们要形成监督机制,进行民主监督,但是这种监督机制不能变成一种个人的宣泄,一种民粹的东西。“活”包括民众的监督,“乱”包括各种情绪的宣泄,对此要加以区分。

  毛泽东提出贯彻群众路线的时候,划了两大红线。

  这两条红线,一条是反对命令主义。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得到的认识是正确的,但在群众还没有理解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便强制执行,是要遭到群众反对的。

  比如我们搞工业区,经济开发区,找一堆专家来论证,群众还没有理解,结果矛盾爆发了。命令主义的后果,还是违背群众的意志。改革是好的,发展是好的,但是得不到群众理解和拥护是不行的。

  另一条红线,是要防止尾巴主义,不能群众怎么说就怎么做。他说,党是领导群众的,领导包括要教育引导群众,你当领导不能光讨好群众,你要为群众谋利益办实事,但你还要考虑到群众说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因为群众是有先进的、有中间的、也有落后的,并不是所有话都是对的。所以既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也要防止尾巴主义。如果能够引导群众的话,对群众监督就会起到好的作用。

  我讲引导群众并不是过去那种简单化的“引导”,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把事实告诉群众,让群众相信、理解。也就是说,要发扬我们的“最大优势”,化解我们的“最大危险”,一个基本的条件,是要让我们的群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增加我们各级政府的公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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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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