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荔红:回忆四位老人

——季羡林 王元化 谢希德 黄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3 次 更新时间:2011-07-19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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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荔红  

上世纪90年代末,工作关系,或采访、或拜访了几位老人,季羡林、王元化、谢希德、黄裳。如今三位已过逝,一位已九十多岁。此番上海出版集团要编本集子谈谈出版,便想起这四位老人来。他们在中国当代的文化、思想、教育、文学领域,都是赫赫有名。回想与他们的短暂接触,无论后人对他们评价如何,我记住的,都是些微小细节,以及在这些微小细节里,闪现着的感性而恒永、智慧而温暖的气息。当我写下他们的名字,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短暂时光,连同他们的语调、声息、眼神,就重新返回、流动而复活了。我似乎昨天才和他们说过话。

·季羡林·

90年代末,我和几位同事一起办一本杂志,《辞海新知》。《辞海》中收入的词条,具有稳定性、权威性、严肃性、工具性等特征。而这本杂志,是以另一种形式,丰富词汇,主张以文章方式、生动活泼地对一些“关键词”进行思想性、时代性的解读,或阐发文化思想历史文学等领域一些主题词在中国当下的意义。我就是为了这本杂志的创刊号,去拜访季羡林先生,请他为杂志题个“寄语”。

拜访季羡林先生那天是,1998年11月5日。北京已是初冬,风卷黄叶,有人甚至穿了军大衣。我住在北京大学芍园。先一天与负责季先生日常事务的一位女士约时间,约定早上10点到季先生在北大的家里见。我和先生一起,不敢迟到,9点左右就到达季先生住的小楼附近,当然不敢提前打扰,楼前有一排树木,有长凳,我们就坐着等时间到。落叶纷坠,阳光透过枝叶,光斑摇动,很是阴翳。准时10点去敲门。那女士含笑得体地开门,说季先生已在会客室等候多时了,我们就后悔,蛮好提前一点来,不叫老人等。那女士又轻声吩咐,为老人身体考虑,不要拍照,不要谈话过长时间。

那是个小型会客室,光线充足,并无多少陈设,墙上挂着季先生一张放大照片,一张三人沙发,两张单人沙发,花布艺,蒙着白纱。季先生坐在一只单人沙发,含笑看我们进来。他穿一身中山装,整整齐齐扣到脖颈,白发剃得很短,双腿自然微张,双手交握。他一定原本就不是一个善谈的人,是个内向、专注的学者,看上去谦和、整洁、一丝不苟,安静姿态,如同一片叶子。话不多,但对我的提问,他总认真思索一下,以平实的声调、简约的语言回答,声音低而清楚,思路相当清晰。因为第一期做的专题是“五四八十周年”,关于五四运动,谈了不少话。显然五四运动对他们那一代人影响很大,让他很有触动。但这些严肃话题,老人似乎并不很感兴趣。当我们提出拍照,老人倒高兴地咧嘴笑起来,很乐意对着相机、调整着姿势,我们就瞒着那个女士(谈话时她退到别的房间),偷偷给老先生拍了几张照,又和他合影了几张。拍摄结束,我一屁股坐在沙发,坐在一堆软软的东西上,只听“喵”一声尖叫,一只白猫从沙发上跳起来,蹿到地上。季先生略略俯身,伸出双手,向猫咪咪叫,那猫很自然就跳到老人怀里。季先生抱着它,抚摩着看它,如同看孩子,而他自己,也如孩子一般,皱着核桃脸,仰面向我们笑起来。后来我们就谈了许多关于猫的事情,老人家谈着猫,兴致很浓,津津有味。

他为杂志题的寄语,是录音整理的他的话:“本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有两个文化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30年代我读大学时,全国刊物最多的是上海,北京居第二,其中,《东方杂志》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现在,上海应该有一份内容充实、有影响力的刊物,我祝愿《辞海新知》成为这样一份刊物。当年,蔡元培主张学术观点要兼容并包,也主张学科之间要相互交融。学问的道路是越走越宽的,而不是越走越窄。我希望你们持守这样的信念。”

·王元化·

和王元化先生的接触多一些。一来他是《辞海》分科主编,当时正进行99版《辞海》修订工作,为稿件事来来往往;二来为《辞海新知》“五四八十周年”专题约他做个专访,后来我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成《思考“五四”》一文,又送给他去审定、校改。

第一次是李伟国社长带我去拜见他。他在衡山宾馆住着,思考问题,写作。我们去时,他还很懵懂,思路不知陷落在哪个地方,与我们说话,就有点心不在焉。渐渐谈到五四,关于启蒙运动,以及他自己九十年代以来学术思想的反思,就激动起来,声音越来越高扬,思路运转迅速如同年轻人,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自1996年以来,他在几所著名大学演讲,每次都近三个小时,题目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估价》。那次访问,谈的几乎是那些演讲的精缩版,王元化先生的观点要旨如下:一是,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是,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德赛二先生)还值得探讨,关于民主学说的源流,在西方的不同流派,以及我们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和存在的问题,都缺乏切实的研究。三是,“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四是,要注意“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庸俗进化论(如严复《天演论》演变为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即在认识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放在首位)。五是,“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在国学研究方面的两门显学值得重视,那就是清代毕沅重新整理的《墨辩》,还有是佛学唯识论和《因明入正理论疏》。

后来去给王元化先生送录音整理稿。他接了稿子,走到靠窗位置,就着光,摘了眼镜,凑近纸面看,叹口气,说眼睛越来越不行,看字小的就很吃力,我就后悔应该将字号放得再大一点。他赤着脚走来走去,虽说衡山宾馆有地毯有空调,究竟是近八十岁的老人,我就叫起来,“怎么不穿袜子,会着凉的”,他说习惯了,没关系。他那时候的神情像爷爷,慈祥、安宁地看着二十多岁的我,如同看自己孙女,问我学的专业,喜欢不喜欢编辑工作,习惯不习惯上海生活,又和我说起文革中经历的一些事情,诸如此类闲话着。

最后一次见王先生,是送稿子到他家里。他坐在客厅,神情依旧是既学者气,又有点官气、霸气的。那一次,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夫人。他的夫人,端坐在客厅正中的扶手靠背椅子上,始终含笑着,雪白头发一丝不苟向后梳、抿得干干净净。见陌生而年轻的我进来,就略略欠身一下,表示欢迎。一直专注地看着我和王先生说话,自始至终没说过话,只是微微含笑。她那个姿态,极其优雅,安静,贤淑,岁月可能改变她的容颜,却改变不了她的宁静的芬芳,老去的时光只增添了因岁月沉淀而具有的美好内容。我再没见过比她更优雅宁静的老婆婆了。

·谢希德·

1999年岁末,因为做“大学教育”专题,我去采访谢希德先生。1987年,我刚入复旦大学学习,谢先生时为校长,在相辉堂讲台上,为新生致词,殷切希望,谆谆教诲。那也是复旦思想开放自由风气强盛时期。十二年后,再见到她,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

原与她约好下午三点在她家里见面。我从复旦打出租车去。不想值暴雨,白花花从空中倒水下来,马路上水涨到脚踝,人车拥堵,出租车就在淮海路附近排起了长龙。眼看要迟到了,我是心急如焚,打电话给老先生,她倒是语气温和地宽慰我,让我不要着急。

还是迟到了半个小时,我一头雨水,一身汗,爬上木楼梯,敲门。谢先生站立在门口,含笑接我进来。我感到非常抱歉,心里懊悔为什么不提早一个小时出来。后来知道那时老人已身患绝症,站立和待客的时间都不能太长,而我还让她等待,真是不应该。

老先生没有丝毫嗔怪的意思、神色,只是说赶紧开始做访谈,因为本来可以给我一小时时间,我迟到了半小时,只能在半小时内将访谈做掉。她是严格地遵守着时间。我就开了录音机,一边提问,一边录音,一边笔录。谈及的都是当时大学教育的热点话题:

关于大学扩招。谢先生认为不是所有学校都按照一个原则扩招。大学类型要区分,研究型的,本科生为主的,或者专科院校。类型不同,教师和学生的比例就应不同。

关于高校合并。谢先生认为也不是合并越大越好。一些单科性的学校,本身效率不高,合并后有助于提高效率。至于已经是综合性大学了,是不是还要合并在一起,那要特别慎重。

关于高考改革。当时有谣传,说是2000年要取消高考。谢先生以为,我们国家这么大,又有复杂的社会因素,完全抛弃考试,光靠推荐来录取大学人才,也会有很大问题。目前大多数中学还是以能否考上好的大学作为好学生的标准,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否则,标准太乱了。至于素质教育,学校整体的素质上去了,学生的素质就提升得快。

关于大学产业化。谢先生认为,产业和产业化是两个概念。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不是营利的地方。如果只想着营利,势必急功近利,有些不容易产生效果的学科或科研项目就没人愿意投放资金,如文史哲、物理数学等基础学科就会后继无人,而这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是教育的根本,这样,问题就很大了。

我将录音访谈整理出来后,待送先生审定,不想先生已重病住院。总希望她能康复,再指点。而她终于没能度过80岁生日,在2000年3月4日,溘然长逝。我的录音机里留下了她的声音,小小的微缩型磁带,记录下她最后一次对教育的想法,这个磁带我至今保存,不知道还放得出来么。曾读孙犁一篇文章,《我留下了声音》。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早年燕京大学的女才子,思想开放,教养极好,学问踏实。我至今回想,是她那年老和良好教养的风度,她已重病在身,且已近八十,走路一瘸一瘸,谦逊有礼地坚持将我这粗心慌张的丫头送到门口,那种不亢不卑的风度,她的脸上有平宁、柔和的光芒,眼睛有深邃思虑,她的模样与那阴翳的房间,木色楼梯桌椅,都非常协调,散发着缓慢的、古老的、凝重的气味。

·黄裳·

一个秋天下午,陈子善到我办公室,小坐了会,谈及的无外乎是书。他是个书虫,谈书,摸书,买书,读书,藏书,只要是与书相关的,他都爱。当时我们正出版一套有关老上海的书系,他就欢喜。然后说要去拜访黄裳,问我要不要一起去。

刚刚下了点秋雨,寒浸浸的感觉。我们从陕西北路朝南直走,穿过北京路、南京路、延安路,黄裳的家在陕西南路的陕南村。一路是梧桐树叶,裹着雨气,粘在地面,并不时在飘,阔大的叶面,打在头上脸上。这种天气我原本是最讨厌的,阴阴的,总让我心情郁郁。但有陈子善在,却容不得我多愁善感,他一路上絮絮地和我说什么书的什么版本好,哪家餐馆春天应该吃哪个菜、秋天吃哪个菜,多伦路哪个咖啡馆的什么牌子咖啡最好。他身上有专注的呆气,有时你可以不管他的存在,有时候他在那里说着,真的很温暖。

黄裳住在二楼。陈子善显然是熟门熟路,并且他和老人约好了。这种老式木楼梯,阴暗,得扶着栏杆小心一节节爬,并且踩上去声音咔咔响。进了房间,却豁然开朗。迎面是敞开的两个大间,深色木地板、墙木板、桌椅、厨柜子……全部是木头感觉。木窗户敞开,依旧光线暗弱,房间阴翳。老人并不在书房等我们,看上去是间小小的会客厅。他坐在靠窗位置的圈椅上,侧对着光,所以我先就看见他被光线勾勒出半边的剪影。我们就在他对面的矮木椅子坐下来。

陈子善和他谈了一会书,给他带的书,准备的书,以及书的版本。我读黄裳《笔祸史谈丛》,封底引黄宗江话:“黄裳最擅旧书新读、旧戏新谈、旧史新论;这是因为他最善于掌握这旧与新的关系,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亦千古至今做学问的契机。”读他文字,于书籍版本、资料知识、观点论注,极为详实,又信手拈来,绝不生硬滞气,是写文章高手,且有自己的独立智识。

老人当时已八十多。印象中他的脑袋大而沉,说话缓慢,略含笑,笑容天真如孩童。大概人老了,身上就多了纯净气。大概又说起一些选家或出版社,选了他的文章,不要说稿费没有,就是连书也不寄一本,有一次去讨,好容易才寄来,他也只当个事说说,声调里似乎也没多少烟火气、不平气。我最近读到一本摄影集,起名《肖像》,拍摄者花费了很多时间,拍摄了从1990后出生的到1910年出生的各个时期的人物肖像,行业跨度也很大。我翻读那些肖像,年轻的人,很光滑、很青春的脸面,你也觉得单调,缺乏内容,行业跨度再大,他们的面孔似乎也差异不多。而我更喜欢老人的脸,就像落日黄昏,层次很多,阴影很多,光线沉稳,其中蕴涵的内容有很多可联想,并且老人肖像差异很大,因为气质及蕴涵的内容很不同。黄裳当时的面容,就让我喜欢老人身上的美,那是一种被时间洗刷、沉淀,而有了内容的历史的美感,奇怪的是,越是智慧的老人,在晚年越接近于孩童,因为他们剔去了生活杂质,返回到一颗“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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