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 魏甫华:从革命到改革——关于深圳改革之路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6 次 更新时间:2011-06-12 17: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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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魏甫华  

  

  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理解特区30年,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毫无疑问,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改革”。这次深圳市民海选深圳十大观念,其中一条就是“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是深圳的魂”。深圳特区本身就是中国改革这个特定政治经济事件下的产物。改革这一思想观念可以说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应对时代危机的思想产物。我们今天把“改革”这一思想观念置于这样一个历史高度来看,显然它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认知的一个简单的知识观念,而是对中国近代百年国家重建的“革命模式”的终结,并确立起一种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的“改革模式”。

  要理解这个改革模式的诞生及其历史意义,我们首先需要梳理百年中国的革命思潮和革命模式对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意义和局限。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言+党)先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国家制度建设之间的关系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认为,20世纪中国内部的首要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全面崩溃。面对这种全面崩溃的危机形势,使得中国几乎不可避免地走上以“社会革命”来达成“国家制度重建”的道路,亦即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治主导力量,凭借一套强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以寻求“国家制度的重建”,并使之奠定在最广大社会阶层的支持上。但是这种“社会革命”的道路,虽然能有效地达成“国家制度的重建”,但它同时又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社会革命”导致政治权力全面进入并主导一切社会领域,革命意识形态更要求个人和一切社会团体的无条件服从,从而极大地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的自主发展。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根本性的历史和政治根源。

  从革命到改革的变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维度就是如何建设一个现代主权国家,以及如何对这个主权国家进行良善治理。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近代以来的中国国家主权独立问题,改革是在具备了国家的主权独立之后,我们怎样建立更加良善的制度来对国家进行治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治理秩序的失败。中国改革模式的启动,也是源于文革之后国家治理秩序的崩溃。

  从革命与宪政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应当具有“革命的反革命”的政治维度,即改革是对革命形式的终结,却是对革命精神的延续。如果没有这一思想政治维度的深刻把握,我们的改革就很可能变成一个半拉子改革,会从政治价值理性维度滑向技术工具理性维度,丧失其应具有的伟大历史使命。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更深刻理解“改革”这一思想观念在当今以及未来中国历史中的位置,从中找寻到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和动力。

  

  改革的革命性

  

  魏甫华:深圳市民海选深圳十大观念,其中一条就是“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是深圳的魂”,说明“改革”和“创新”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在我的理解,“改革”和“创新”并非一个并列的价值序列,改革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价值目的理性,即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是工具理性,我们如何改革?而创新只具有工具理性这一维度。目前把“改革”和“创新”放在一起使用,反而会消解“改革”本身所应当承担的政治价值理性的历史使命,滑落到创新这一技术工具理性的范畴中去。所以,我今天主要想请您谈谈“改革”这一观念之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思想位置。

  高全喜:你这个观念区分很有价值,目前不少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论述,存在着一种将改革去政治化、庸俗化的倾向,慢慢地把改革限定在一个技术层面,消解了改革本身所承担的政治价值功能。对改革的政治维度的理解,需要把它置于更广阔的中国百年来的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改革开放这30年所承担的时代历史任务。其次,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并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只有经济改革,而是从一开始就跟政治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离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例如,早期的农村家庭承包制跟人民公社这一政权组织的解散紧密相关。

  所以,“改革”为什么它如此深入人心?恐怕不能仅仅从“印象”的层次解读,也不能仅仅从某些具体的做法来解读,应该将深圳的“改革”形象放在3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大变革的脉络中来解读。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不仅仅是器物层面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一种基本观念和精神气质的改变,而基本观念和精神气质的改变并非简单的头脑风暴,背后一定有深层次的基本模式的改变。

  回顾历史,改革这一思想观念可以说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对时代危机的思想产物,古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正是这个意思。今天将“改革”这一思想观念置于中国社会政治大变革的历史高度来看待,显然它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所认知的“变”的观念,而是凝结了中国百年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由“革命模式”向“改革模式”的转变,它具有开辟性的意义。

  魏甫华:您这个“中国百年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由‘革命模式’向‘改革模式’的转变,它具有开辟性的意义”的论断,提出了一个改革的革命维度的思想史课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梳理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很难说已经把握住了中国改革的时代精神。

  高全喜: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的时代,是一个国家面临重大转型的时代。“时代精神”这个词汇源自黑格尔和马克思,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激励着我们,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了。我在《宪法与革命及中国宪制问题》演讲论文中开篇就再次重申了这个旧词,一个时代必有其内在的精神,否则就不成其为人类文明史了,一个民族如果是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也必有其赋形于宪法的精神。所谓一个政治民族,在我看来,首先是一个有能力成就宪法(无论是成文宪法还是未 成文宪法)或宪制的民族,而这个塑造过程,凝聚着这个民族千百年的历史积累和文明宿命,她的传统与光荣,她的奋斗与牺牲,她的挫败与无奈,她的坚韧与智慧,这一切的一切,皆熔铸于她的宪制之中。

  改革的革命维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史课题。改革也是一场革命。

  

  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反革命”

  

  魏甫华:所谓建设现代国家,就是要在宪法层面驯服现代国家这个利维坦的暴力冲动,中国的百年宪制,可以说一直贯穿着革命,尤其是现代革命这一个幽灵。在我看来,研究中国百年革命的历史逻辑驱动机制及其内在精神的变形,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中国宪法的思想前提。我之前在做《中国法律人》杂志时一直得到了您的指导和帮助。我在一期《宪法50年》封面专题(《中国法律人》2004年12月)的卷首语标题就是《宪法与革命》,认为宪法与革命的首要问题,一是总结革命,一是继续革命。从总结革命角度,宪法是革命的终结者;从继续革命角度,宪法是革命的守护者。所以,如何理解革命的性质就不只是一个历史史实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问题。

  青年宪法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博士对此有过很精辟的见解(参强世功著,《基本权利的宪法解释》,赵晓力编《思想与社会》第4辑“宪法与公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年版)。他认为,首先要把革命和政治斗争区别开来。20世纪中国的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其他革命的地方就在于这两次“翻天覆地”的革命,不仅是彻底推翻封建君主统治革命,而且彻底摧毁从“天”、“地”这种宗教权威和祖先习俗权威中获得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的革命。从而与1840-1911年之间的所有政治斗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它意味着20世纪的中国革命导致了整个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基础的根本性转变,政治统治必须在一个除魔的世界里寻找新的合法性源泉,而这个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必须来自“人民”,任何背离人民意志的统治都是不具有合法性的统治,都是没有权威基础的统治,也就是人民可以不服从的政治统治,是人民可以起来反抗、革命,最终建立由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政治统治。由人民自己建立的由人民来当家作主的政治统治不是“帝制”,而是“共和”。“共和”就是所有人参与的政治统治。那么宪法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总结革命,“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中国各族人民的奋斗成果”,建立“人民共和国”。这样一种政治合法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政治制度的改变是中国从古典迈向现代所必须经历的“翻天覆地”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我们的宪法中称之为“伟大历史变革”(宪法序言第3段)。这样的变革涉及经济、社会、法律、文化观念和个人生活形态的全面转型,它不是仅仅通过建立统治就可以完成的。因为统治的建立不过是推动这种变革的一个条件,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建市场秩序、法治秩序和宪政秩序依然属于这种“伟大历史变革”的一部分。

  高全喜:你的问题意识很好。说起来,我与强世功教授所关注的问题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不过也有较大的区别。我对现代中国革命以及革命建国的看法并非一味力挺,而是在肯定其历史正当性的同时试图发现其内在的“反革命”或“终结革命”的宪制结构,虽然,这种政治逻辑在中国的两个共和国中是不多见的,但惟其如此才弥足珍贵。在近现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中,不断革命的激进主义大行其道,守护革命的“反革命”却是屡遭打压,这在宪法本性上是与一个优良的国家制度的建设不相符的。

  固然现实的政治状态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但现实本身并不必然就蕴含价值理性。中国百年来的政治状态贯穿着现实与价值的冲突,因此便与革命这个现代性的建国方式密切相关,谈西方宪制,尤其是中国百年宪制,离不开革命,尤其是中国的现代革命。

  就历史发生学来看,现代政治与革命密切相关,它们均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或者说,一个新的时间和空间开始了,这是现代性的实质。当代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开始。”现代中国的历史建构也是从革命开始的,革命与宪法显然也是我们的宪法学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西方的现代性政治上,出现过三种革命形态。

  一种是富有历史传统的托古改制式的英国光荣革命。我们知道,英国革命是一场光荣的“复辟”,但由此建立的英国,已经旧瓶装新酒,属于现代事物——它的政治灵魂已经是现代的,尽管其君主立宪制(或匿名的共和国)还保持着尽可能多的传统旧制。如何协调新政与旧制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英国人民的政治成熟和英国精英的政治智慧,致使英国建立了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自由政体,人民主权落实于议会主权,国王在议会,君主、贵族与人民基于宪法(未成文)共治天下,由此成就出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英王治下的和平”曾经辉煌一时。

  另外一种是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法国大革命。法国人民高举人民主权和国民制宪权,试图创建一个崭新的政治新事物,但最后迎来的却是一位现代僭主——波拿巴.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法国大革命尽管凸显了现代政治的一些根本原则,诸如国民政治与社会权利(《人权宣言》)、人民主权、国民议会、制宪权与根本法、委托代表、法治政府和司法独立,等等,但是这些现代政治的原则与制度的塑造,并没有处理好与传统政治(法国旧制度)的关系,其采取的一系列激进革命的手段,不但没有成功塑造出一个优良而稳固的宪制国家,反而陷入绝对恐怖的暴力的恶性循环,并导致经年不息的内战,自由与人权付诸东流,甚至开启了阶级专政与个人独裁的现代极权政治之闸门。

  第三种便是美国革命。美国革命虽然与法国大革命被称之为“姊妹革命”,但实质迥异,相反,美国革命却与英国光荣革命一脉相承。美国革命建国虽然没有托古改制之光荣,而是独立之建国,形式上斩断了与旧制度的脐带,完全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政治,这一点看上去与法国革命相似,但精神实质上却与英国革命暗合,即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宪制,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这一现代政治国家之构建的内在逻辑,从而成功实现了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创造性转换,获得了阿伦特所揭示的“革命—建国—自由”的国家目的。

  从中国的现实政治处境出发,我尤其关注美国革命形态问题。现代革命总是伴随着战争和暴力,美国革命也是如此。但是问题在于革命建国之后,怎么办?我们看到,对于现代政治来说,总是摆脱不了一个“革命之后”的梦魇问题。对此,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就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革命之后”问题。而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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