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嘉鸿:自由主义往何处去?

——由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3 次 更新时间:2011-05-10 15: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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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嘉鸿  

  

  一、写在前面的话

  

  自由,是近代以来几乎每一个思想家都免不了要称颂的价值。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平等、博爱”不再仅是思想家脑海中的寻常概念,更充当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反抗权威的武器。自由即意味着政治正确,不自由,毋宁死,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之脑后。自由作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在无数次革命策动中不断强化,在巨大的经济成就面前熠熠生辉,在其对手的悲剧下场中节节胜出。然而,究竟何为自由?据阿克顿统计,自由的概念竟有200余种。[1]实际上,正如伯林所言,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在这种含义背后,有着丰富的人类历史,而且仍将有丰富的历史。[2]

  自由主义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的确免不了历史偶然性的功劳,也更囿于自由主义之为开放社会的兼收并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作为启蒙运动的目标,“摆脱人们自陷其中的不成熟状态”仍然亟待完成。理性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同时带来了更多的困境。今天的我们,对于如何增进彼此信任以实现共同善,似乎和我们过去相比无甚所长,反而更见其短。

  今天的自由主义在万物流变中不再有确定无疑的根基,也更失去了探索的动力和勇气。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消弭了存在的意义与目的,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用偏好函数合理解析,用功利主义的算法得出可行性最优解。这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剥夺可能性的时代,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时代,也是一个丧失理想、充斥着无力感的时代。历史的终结宣判着自由主义的凯旋,但也给人类的归宿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自由主义该往何处去?相对主义是否是我们终究免不了要陷入的可悲境地,我们是否只能让时间来改变一切,等待存在着的一切上升为合理?在工具性合理化浪潮的席卷之下,道德难道也免不了这注定的悲剧?于是我们必须承认“各个社会都有他们各自的理想,在这一点上,食人者的社会与开化的社会并无二致。”[3]人们将失去判断善恶、对错、野蛮与仁慈的标准,因为“每一种取舍,无论其如何地邪恶、卑下或无辜,都会在理性的祭坛前被判定为与任何别的取舍一样合理。”[4]

  20世纪的思想家与先哲相比,没有提出许多新东西,然而他们都不免受困于上述问题而徘徊不止,自由主义的御用文人们纷纷开出了解救现代性危机的良方,他们没有勇气彻底放弃理性的束缚(像尼采),而是在理性的框架内援引种种[5],小心翼翼地修补这座摇摇欲坠的自由主义大厦,一批英国人用他们惯有的常识和经验,颇为慎重地将自由主义从绝对主义的神坛请下,挪移到多元主义平实的大地上,用“得过且过的自由”来取代其作为至高价值的存在。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本文即将着力探讨的主人公,以赛亚·伯林。[6]

  “想过平静日子的人,在二十世纪真是生不逢时”[7],托洛茨基在这一点上比我们都深有体悟。在这一百年中,爆发了两次空前规模的人类浩劫,极权主义的高压政治和希特勒的种族灭绝上演了一场又一场人间悲剧。伯林作为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名犹太人,从小目睹暴力革命的剧变,而后长期供职英国驻苏联的情报部门,使他对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更是萌生了由衷的反感。有一种说法:“伯林全部的学术生涯都可以说是一种对苏联政治实验和俄国革命后果的清算。”[8]当然,这种断言往往夸大了个人经历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我们可以明确而的是,对整个“二十世纪的悲剧”的反思,开启了伯林学术思考的兴趣,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的思想论题与价值取向。

  伯林,作为战后自由主义的旗手之一,他对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两种自由概念的提出。事实上,伯林并非该理论的原创[9],他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消极自由放置于自由主义大厦的核心,并竭力批判与之相对的积极自由所导致的乌托邦后果。与此同时,伯林做出了一个更加伟大的尝试,他试图将多元主义纳入自由主义的体系根基,以解决密尔留存下来的关于多元价值冲突的问题。正如格雷所言,“伯林承认自由内部的价值冲突,这标志着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新发展,与大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伯林懂得,自由不是一,而是多。”[10]而这一努力在为他赚尽声望的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界持续的争论和思索。

  

  二、两种自由概念

  

  1、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即服从和强制,探讨谁来强制,为何强制,强制到何种程度这一系列的问题。伯林引入了两种自由概念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消极自由回答我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用否定的形式来划定个人在社会中不可侵犯的领地。“自由在这一意义上是‘免于……’的自由(freedom from),就是在虽变动不居但永远清晰可辨的那个疆界内不受干涉。”[11]在这一点上,伯林认为穆勒说得十分正确:“惟一可以配得上自由这个名称的,就是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善的自由。”

  与之相对应的积极自由试图回答“谁统治我?”的问题,积极自由涉及控制的主体,强调“‘做……’的自由(freedom to……),即某一主体能够有权去做他想做的事,或成为他想成为的角色。‘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只要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就感到我是自由的;如果我意识到这并不是真实的,我就是受奴役的。”[12]积极自由似乎给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即自由不仅仅意味着霍布斯眼中的外在障碍的消除,它的实现同时也攸关内在的障碍的克服。于是个体内部被划分为理性与激情的二元对立,人们只有依从理性生活的自由而没有违逆理性的自由,人之为人就在于理性对激情和非理性因素的遏制,由此,理性的普照最终将引人通往全知的真理。然而,正因为“自由的概念直接源自于什么东西构成自我、人格与人的观念。对人的定义加以足够的操纵,所以自由就会包含着操纵者所希望的任何意义。”[13]

  又因为,对自我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会很自然地过渡到社会领域,理性并不是掌握在所有人手中,因此掌握理性的人有权强迫非理性的人们获致理性,从而达成理性引导的自由。就像乔治·奥威尔所言:我可以代为表达你真正的愿望,也许你以为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我,元首,我们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我们会向你提供你需要的品质。卢梭似乎是积极自由最好的代言人,因为卢梭相信通过“寻求一种组合的形式,使它能够以全部共同力量来防御和保护每个参加者的人身和财富,通过这一组织与全体联合的人,实际上只是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象以往一样的自由”。换句话说,就是人可以被强制获得自由,打着真正的自我的旗号来强制别人,卢梭的可悲之处即在于,他“始于不受限制的自由,终于不受的限制的专制主义。”[14]这不免让人想起罗兰夫人的一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积极自由的野心太大,反而吞噬了自由本身。

  最终让我们对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进行一下大致的梳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提出与其说是对自由进行概念的划分,不如说是通往自由的两条进路:前者是否定意义上自我保存,后者是肯定意义上的积极进取;前者规定自由的范围,后者填充自由的内容;前者是一个机会概念,后者是实现的能力概念;前者着眼于辩论,后者着眼于建设;前者机械论的色彩更浓,规定一个不可侵犯的自由的起点,后者的目的论倾向更强,是一种超越自我的理性的达成。

  而实际上,这二者虽从不同的逻辑入手,但必须在现实中联手方能达成真正的自由。没有消极自由的积极自由将最终无情地堕落为残酷的暴政,没有积极自由的消极自由将使人们丧失参与社会的能力而被动地孤立为原子化的个体,没有社会的承认、没有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和秩序保障,人们将失去实现自由的资源和能力。正如麦卡勒姆公式中所表明的,消极自由是积极自由的实现条件,而积极自由则是消极自由的目的和用处。

  另外,二者在时间上也有承继性:“免于约束”是自由的第一环节,“做了某事”是实现自由的第二个环节。如果只有第一环节,那么自由等同于空集,所以第二环节是必不可缺的。由此可见,自由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伯林在学理上的这种区分不免会让人错愕,不沿纹理的切分不仅在逻辑上缺乏美感,在实际的表述中也会出现模糊不清的状况。这样的理论往往会从混沌走向进一步混沌。所以,将自由主义完全建立在消极自由之上一定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当然,我们将其看做是这是伯林的矫枉过正。对于自由主义,真正有意义的探讨可能并非仅是消极自由的有效性,而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如何结合的可能性。

  

  2、积极自由与一元论

  

  伯林对积极自由的论证始终给人一种语焉不详之感,他在“自由及其敌人“这组演讲将

  思想史上对自由曾构成严重威胁的六位思想家一一指明,这其中有五位被伯林贴上了一元论的标签。[15]正如上文所述,伯林所批驳的自由是极权主义的版本。他将积极自由所导致的极端结果归于一元论的运用。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积极自由与一元论之间的联系。

  首先,极权主义的一元论倾向于默认这样的前提,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可以统筹所有的价值冲突,从而达成价值之间的圆融无碍和彼此包容,伯林认为这是西方古典哲学存在的一种幻想(illusion)。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再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执着于追究这个根本原因,这在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曾被明确阐释,当然,波普尔也存在对柏拉图等人的误读,毕竟柏拉图在后期的《法律篇》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由于一切都服从于这个压倒性的目标,即缔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可以全面地整合所有人的利益和价值,所以,“无论必须牺牲多少自由,人类为了使这个最终的完美状态早日出现,所使用的任何方法,便似乎都是有理由的。”[16]这即是压制自由的肇始。

  极权主义性质的积极自由对一元论预设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它的无所不包性。自由逐渐吞噬了所有的道德善,成为至高的价值追求和统一的价值安排。自由变成了和道德同一的东西,却忽视了自由不过与平等、正义幸福和爱一样,是为不可通约的价值之一。

  一元论发展为乌托邦主义的第三个步骤是赋予自我压制以正当性。这一点前文也有所提及,即通过对自我激情因素的压制以实践理性,迎接自由的曙光。追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积极自由倾向于认为自我之中存有两种智识的高下之辨,它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我是否代表我自己?我所追求的是否是我真想要的?这是一种将怀疑论推至极端所产生的结果。而与之相对应的消极自由则万不会问出同样的问题,因为在消极自由看来,我所欲即是正当。正是因为这一根本的不同,积极自由才会有着强大的动力去重构真正的自我。

  于是在伯林的引领下,自由敌人的思想图景清晰可辨:爱尔维修将教育和法律供奉至万能的地位,相信人们必然会在知识的感召下通往幸福之路,自由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卢梭参与了制造真正自我的神话”[17],公意的发现使社会有权强迫人获得自由;费希特继承并发展了康德的道德律令,进一步厘定了与上帝、自然、历史相生共存的超级自我;黑格尔走得更远,将自我与自然协调统一得出了他有名的悖论:自由即是对必然的认可;圣西门更是世俗宗教的创始人,在他的眼中整个历史就是一支部队[18],他强调精英与天才的作用并激烈地反对自由和平等,认为后者是混乱无序的代名词,而精英能做的就是自己奉行一套道德,再用另一套道德反哺他们的臣属。

  但是,思考不能止步于此,我们还可以想得更多。自由和一元论之间的联系是否是必然的?难道一元论势必助长积极自由的危险?难道积极自由注定不免极权主义的悲剧?如同泰勒所说:“奴役与专制的罪过能够直接甚至完全有自由和理性来承担?”[19]这种断言未免武断,历史地看,伯林不过是执其一端。至少一元论阵营内部,非极权主义者就大有人在:洛克是出自自然法学派的一元论者;边沁与密尔的一元论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康德将道德当做唯一的绝对律令;罗纳德·德沃金将自由奠基在平等的关怀与尊重之上。由此,一元论的最高价值同样可以是消极自由、个人自律、有限政府和私有财产这类自由主义的概念和目标。历史地看,积极自由理论关于现代政治生活的观点部分地来自于古代共和主义者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人管理自己被看作是本身就具有价值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作为工具主意义才有价值,可以归入这类理论的思想家甚至还有托克维尔。

  既然如此,一元论的思考方式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微妙联系是否纯粹是历史的偶然性的结果?我想答案也未必这么简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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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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