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秀林:华南的村治与宗族——一个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6 次 更新时间:2011-03-10 17:57:05

进入专题: 村庄治理   宗族   基层民主   公共品   功能主义  

孙秀林  

  

   提要: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宗族组织在全国各地快速复兴,而且,随着1990年代以后村民自治的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与宗族组织之间的互动已成为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在这个背景下,本文试图回答下面三个问题:(1)宗族组织在中国复兴的原因何在?(2)在当代中国的农村社区,宗族组织的存在,如何影响村庄民主的发展?(3)在一个村庄社区内,宗族与民主之间的互动类型,会导致什么样的治理绩效差异?实证分析的结果发现:(1)在华南农村,宗族组织的兴起,是在正式组织功能缺失的情况下,村民对于公共物品需求的一个替代性组织选择。(2)从表面上看,宗族组织并不会影响民主在形式上的推广;但是,宗族组织一旦发展之后,会限制基层民主的实质内涵。(3)宗族与民主在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但是只有同时存在宗族与民主的村庄,才具有更高的治理绩效。

   关键词:村庄治理;宗族;基层民主;公共品

   *本文曾在2010年7月上海大学第七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上宣读。感谢李友梅、周飞舟、折晓叶、任敏、王平、张佩国等人的善意批评与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乡土社会是社会学历来异常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1980年代之后,面对乡村社会的急剧变迁,各学科的研究都面临研究范式陈旧的问题(肖唐镖、陈洪生,2003)。“治理”的研究范式于1990年代被引入中国之后,首先被应用于中国基层社会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Jessop,1998;Gaudin,1998;de Alcantara,1998;Stoker,1998)。综合而论,“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其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和规范行动者,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治理不再强调集权性的、行政性的、指导性的监督管理,而是强调各种主体之间的自愿性合作。

   在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合作、协商、共同认同的方式被认为是更有效的权力运作方式。任何可以促进社区良性运作的组织资源,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无论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可以作为“治理”的权威来源。

   在这一研究范式下,学者们试图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与运行逻辑提出自己的理论阐释(俞可平,2001,2002a ,2002b ;张厚安等,2000;徐秀丽主编,2004;于建嵘,2001;吴毅,2002)。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代中国,“善治”(Good Governance )如何成为可能?不同的治理类型,其绩效如何?何种治理类型具有更优的绩效?

   许多学者对这些民间的组织资源给予了高度的期望,认为,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研究,不可以忽略对民间权威、宗族组织、家族网络、熟人社会等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组织资源的认识。这些本土生发的组织是村庄治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织资源,并有可能成为未来乡土中国治理的新生发点。如果说治理的目的是最大化社区群体的公共利益,那么这些组织资源的作用正在于此,将其作为村庄治理的“自组织资源”,有助于降低农户之间协商与合作的成本,从而增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达到一种“善治”(唐晓腾,2001;吴重庆,2001;唐晓腾、舒小爱,2002;俞可平,2002a ;贺振华,2006)。

   在关于农村基层组织资源的讨论中,一个被关注最多的题目是农村地区的宗族组织。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宗族组织在全国各地快速复兴(王沪宁,1991;徐扬杰,1992;庄孔韶,2000),一系列建国之后被取消的行为,如祭祖、年会、修缮祠堂、编修族谱等(冯尔康,2005),也得以恢复。而且,随着1990年代以后农村地区村民自治的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与宗族组织之间的互动已成为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李连江、熊景明,1998;肖唐镖,2003)。

   在这个背景下,本文试图回答下面三个问题:(1)1978年之后,宗族组织在中国复兴的原因何在?(2)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关系的角度,分析在当代中国的农村社区,宗族的存在如何影响村庄民主的发展?(3)在一个村庄社区内,宗族与民主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何种治理绩效?

  

   二、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学很早就关注到,在正式组织缺失的情况下,社会可以自主发展出不同类型的非正式组织来履行正式组织的功能。如格雷夫对于中世纪北非商人的研究发现,在没有正式国家规范制约的情况下,他们以群体网络的声誉为基础,发展出一套诚信机制,来进行长途贸易(Greif ,2006)。在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中,倪志伟等人发现,在完整的私有产权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农村地区的非正式产权得到地方社会规范的支持,社会网络支持了非正式产权,并使其成为正式产权的一种有效的替代性选择(Nee &Su,1996)。

   在这一理论脉络下,近年来,有学者对中国乡土社会中非正式组织的绩效表现进行了实证分析(Peng ,2004;彭玉生,2009;Tsai ,2002,2007a ,2007b)。

   在探讨社会网络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时候,彭玉生指出,在一个正式产权制度缺失的框架中,宗族组织作为中国农村地区一种独特的社会网络类型,为农村地区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护。宗族所具有的团结和信任机制保护了私营企业免受干部的掠夺,从而提高了在血缘群体中的私营企业的生存能力和成功几率。通过366个村庄的数据,他揭示出宗族对私营企业的发展有巨大的积极影响:有宗族的村庄存在更多的私营企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没有宗族的支持,在90年代早期私营企业的总体数量可能会减少一半(Peng,2004)。遵循同样的逻辑,彭玉生认为,如果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的规范发生冲突,非正式组织所具有的社会网络规范力会增加正式制度的执行成本,从而降低其有效性。在当代中国,宗族就是一种具有上述规范约束力的组织。使用国家计划生育的示例,他证明:那些具有宗族组织的村庄中,村民能够有效地反抗、规避或排斥计划生育,其婴儿出生率要高;而那些没有宗族组织的村庄,其村民更可能完全屈从于国家权威,其婴儿出生率会明显降低(彭玉生,2009)。

   蔡莉莉的研究指出,在中国特殊的情境下,决定村庄治理水平的关键因素首先并不在于经济水平和政治形式的差异,而在于当地是否有宗族等社会团体存在。她使用河北、山西、福建和江西等四省316个村庄的数据,通过详细的实证研究发现,在那些公共设施及服务比较健全的村落,通常都有不少发挥着社区凝聚力和道德权威的民间团体(特别是宗族组织)存在。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蔡莉莉由此论定,在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方面,宗族是一种比民主更有效的组织形式。她认为,在中国乡村地区,即使在正式的民主组织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善治仍然是可能的,只有关注那些乡土社会特有的“连带群体”(solidary group),才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真正的理解(Tsai,2007a ,2007b )。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视角,但是,仍有几个重要问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1)对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尚缺乏直接的实证分析;(2)对于一个村庄社区之内,正式组织(如村庄的民主组织)与非正式组织(如宗族组织)之间不同的互动形态所导致的组织绩效差异,其研究仍是不足的。

   因此,遵循上面的分析脉络,本文着重分析村落社区中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的关系,并试图梳理下面三个机制:(1)改革开放之后,宗族组织在农村地区的兴起,其背后的逻辑何在?(2)在当代中国的农村社区,宗族的存在如何影响民主的发展?(3)宗族与村庄民主之间的不同结构类型,其治理绩效会有何差异?

  

   三、宗族复兴:一个替代性的组织选择?

  

   (一)宗族的功能性意义

   在对于华人社会的宗族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是非常核心的一个研究范式。体现这一研究范式的最主要的著作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弗里德曼强调,使用宗族组织来认识华人社会,需要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从华南的宗族组织看,其存在的基础条件为边陲社会、水利灌溉系统、稻米种植、宗族内部社会地位分化等几个条件。弗里德曼认为,边疆社会移民为了防御外来威胁,很容易促成宗族的团结;水利灌溉系统的建立需要更多的劳力合作,促成宗族的团结;种植稻米而有农业盈余,能够为共同体提供固定的公共财产;而社会地位的分化有利于调控宗族内部的排列(Freedman,1958,1966)。

   弗里德曼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具体的地方社会结构中,宗族如何把基层社会的居民组织起来,以及这一组织形式在地方人民的生活中有何功能性的作用(杜靖,2010)。虽然后续的很多研究质疑了弗里德曼的结论(Pasternak,1972;庄英章,1971;陈其南,1991;庄孔韶,2000;兰林友,2004),但是,弗里德曼的研究开启了中国乡土社会宗族讨论的一个基点,后续的很多研究都发现宗族的功能主义色彩,即宗族的建立与维持需要一个稳定的公共财产基础,或者在与异质性群体的冲突中得到强化(Baker,1968;Ahern,1973;Portter,1970;Watson,1981;Harrell ,1982)

   (二)当代宗族复兴的功能主义解释

   在传统中国,作为国家代表的皇权,在日常治理过程中,并不过多干预基层的乡村社会,中国的乡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宗族进行自治。对于这一点,韦伯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村落中,每个族都有自己的宗祠,在国家正式官员缺乏的情况下,村民在宗族的组织下,过着一种自治的生活。宗族具有自己的公共财产,为内部成员提供经济、法律、贷款等方面的互助服务,并且使用武力来保卫本宗族的公共权益(韦伯,1989/1927)。

   1840年之后,尤其是20世纪初期以后,为了满足国家政权现代化的需求,国家的汲取能力不断增强,国家政权日益侵入农村的自治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权依赖中间经纪人来为其掠夺资源,在扩大国家能力的同时,也使得经纪人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这些经纪人在村庄中形成自己的势力,渗入农村各种社会组织中,挤走原有的乡村士绅精英群体,破坏了原有的地方自治结构(Duara ,1988;吴晗、费孝通,1948;李怀印,2001,2008)。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尤其是在1950年代,通过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成分、打击土豪劣绅,依靠出身贫农家庭的农民重建基层政权,共产党从经济、组织以及体制等各个方面消解了宗族存在的社会基础(王沪宁,1991)。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农村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是农村的基层单位,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在人民公社的组织框架内,所有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每个农民被编入小组,一定数量的小组编成生产队,生产队之上为大队,大队之上是人民公社;所有的生产过程由集体支配;农民所有生产由国家计划“统购统销”。

对于人民公社制度弊端的批评,在此不需赘述,但是,这一体制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农村地区公共物品尤其是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动员并组织劳动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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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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