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陈寅恪研究的反思和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93 次 更新时间:2011-02-16 18: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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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今年(2010)是陈寅恪(1890-1969)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大陆上出版了不少涵有纪念性质的专书。最重要的是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三姊妹合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篔》(北京:三联)、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和蔡鸿生《读史求识录》(广州:广东人民)。同时广州《时代周报》也在8月9日出版了纪念专页。可知陈先生逝世虽已四十一年,他不但仍然活在女儿和弟子们的心中,而且继续受到新一代知识人的崇敬。

  在这一特殊氛围的感染之下,我也忍不住要对陈先生再度表示一点诚挚的敬意。自从《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出版以后(台北:东大,1998),我已退出了陈寅恪研究的领域。但是我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却没有中止,十几年来稍有关系的论著我大致都曾过目。现在藉着《释证》重新排印的机会,我想就这些新论著中与《释证》相关的部分,略抒所见、所思、所感。

  1997年10月我为《释证》增订本写了一篇《书成自述》,其中涉及大陆官方对我有关陈寅恪论述的一些反应。当时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不久,所引档案资料相当丰富,然而在官方反应这一具体问题上,则尚欠完备。因此我的《书成自述》也只好概括言之,未能深入。现在新材料出现了,我觉得应该对这一问题重新回顾一番。

  

  《论再生缘》风波

  

  新材料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我第一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和《论再生缘》在香港正式出版,这两件事自始便分不开,因为如果《论再生缘》不能与读者共赏,那么我的《书后》便不免陷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状态了。关于印本《论再生缘》如何进入大陆以及官方的最初反应,我以前只看到下面两条记载:第一,胡守为《陈寅恪传略》说:

  1959年《论再生缘》的油印本流出香港后,被某出版商据以翻印,又在小册子之前写了一篇《关于出版的话》……香港《大公报》一位记者把这小册子带回广州,交给陈寅恪,陈对这篇《出版的话》非常不满,即把书送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冯乃超处,并说明自己没有送书到香港出版,当时冯乃超指出,《出版的话》无非想挑拨他同党的关系,陈表示同意这一分析。(收在《文史哲学者治学谈》,长沙:岳麓书社,1984,41页)

  作者是陈先生在岭南大学教过的学生,1959年恰好“受党的委派”,以党员的身份担任了陈的“助手”(见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台北:联经,1997,187页)。所以《传略》所记的事实轮廓应该是可信的,至于陈先生是否对《出版的话》“十分不满”以及“同意”党委书记的“分析”,则是另一问题,可以置之不论。第二,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954年)2月,《论再生缘》初稿完成。自出资油印若干册。后郭院长沫若撰文辨难,又作《校补记》。(增订本,上海古籍,1997,158页)

  郭沫若参加《再生缘》的论辩,我最早得之于《编年事辑》初版(1981),后来才在陆键东《最后二十年》中获悉其全部经过(89-93页),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无关联,则至今还不清楚。我曾有过一个推想,以为《论再生缘》传至北京,也许另有途径,未必是广州中山大学呈报上去的。1959年11月25日陈垣给澳门汪宗衍的信说:

  久不通消息,正怀念间,忽奉到《论再生缘》一册,在远不遗,至为感谢。惟书前缺去三、四页,美中不足,倘能再赐我完整者一部,更感谢不尽。

  同年12月5日汪覆函云:

  《论再生缘》二书乃寅老数年前之作,冼三家(按:冼玉清)屡为言之,乃其未成之稿,后流入港肆,被人盗印出售。偶得一册,而书中间有累句,出版说明更推波助澜,多违时之语,故特抽出三纸。顷承垂询,检出补寄,并另购一册邮呈,祈查收。(均见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1990,511页)

  从这两封信可知,1959年11、12月,陈垣已收到两册《论再生缘》,又汪宗衍同年4月1日来函,贺陈垣“批准入党”(同上,510页),援庵老人新入党,想必遵守党纪,既知《论再生缘》在香港被“盗印”,断无不向党报告之理。因此我颇疑北京党中央知有此事,或直接间接与陈垣有关。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存疑而已。

  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见《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D23版)是对此案发掘得最深入的文字,但因原文太长,不便征引。下面我想通过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来处理这一公案。这部五十万字的《年谱》是卞先生以九十九岁的老人,先后费去二十多年的工夫才完成的。全书对于相关史料的收集既广,审查也严格。关于《论再生缘》一案,《年谱》不但充分运用了上面提供到的徐庆全的专文,而且还参考了不少其他记载。以下我将顺着《年谱》的时间次第,对此案始末先作一扼要的交代,然后再试加解说。

  《年谱》1958年条末:

  秋,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论〈再生缘〉》的油印稿本,后在香港《人生》杂志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号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309页)

  又,1959年6月条:

  余英时在美国哈佛大学发现的《论〈再生缘〉》油印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在海外轰传一时,议论纷纭。书前加了一篇序言说像这样的书籍,在大陆上是不能出版的。(311页)

  卞先生将我的《书后》和《论再生缘》的出版写入《年谱》中,是因为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事件很快便在谱主生命中激起波澜,先后延续了三四年之久。

  《年谱》1960年12月21日条:

  杨荣国(英时按: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致函中华书局,云:“至于著作出版问题,中央同意,则贵局和陈进行商酌如何?”这里所说的“著作出版问题”,只能是已经惊动齐燕铭、郭沫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的《论〈再生缘〉》了。中华书局拟出版《论〈再生缘〉》,这实际上是对余英时以此做文章的回应,否则,我们很难解释郭沫若会在一年之内排炮般地发表文章,因为如果是单纯的学术研究的话,以郭沫若职务众多、杂务缠身的情况看,恐怕是很难把精力集中于此的。与郭沫若有过交往的陈明远,在谈及此事时说,一九六一年郭沫若在研究《再生缘》之前,曾与康生交换过意见,隐约揭示出郭突然对《论〈再生缘〉》产生兴趣的深层背景(陈明远《我与郭沫若、田汉的忘年交》)。如果陈明远所言不虚,则郭沫若的研究实是负有使命。(314页)

  上面一段叙事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而且读了之后仍然不免疑信参半。我的一篇《书后》和《论再生缘》在香港刊行何至于严重到必须“惊动……中央领导人”亲自披挂上阵?关于这一点,下面我将提出个人的观察,暂不多及。但上述的一切努力最后还是归于泡影,《论再生缘》既未能在大陆出版,郭沫若“排炮般”的文章也无疾而终。

  最后《年谱》1962年1月条(323页),卞先生总结此案,分别征引了三则史料:

  香港出版《论〈再生缘〉》,一时轰动海外,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地出版先生著作与郭沫若校定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响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对《再生缘》的讨论,先生著作与郭沫若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

  先生《论〈再生缘〉》出版一事,据当年中宣部干部黎之回忆:“有一次周扬正在教育楼主持部分文艺领导人会议。康生突然进来,站着说:那个‘孟丽君’(《再生缘》中的主人公)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高丽,朝鲜方面有意见。他讲完转身走了。”(黎之《回忆与思考——从一月三日会议到六月批示》,《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三期)

  年初,周恩来总理曾经让人给郭沫若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再生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郭沫若后来未再就此续写文章,从此在报纸上停止了这场讨论。(穆欣《郭沫若考证〈再生缘〉》,《世纪》,2006年第五期)

  综合以上三种来源不同的史料,我们可以完全断定,《论再生缘》事件确曾上达中共党内最高决策层,所以最后必须由“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接着我要讨论两个相关的问题:一、郭沫若为什么参加有关《再生缘》弹词的讨论?二、陈寅恪《论再生缘》为什么最后还是不能在大陆出版?限于篇幅,我对于这两个问题都只能点到为止,而不能展开论证。

  先说第一个问题。《年谱》断定郭沫若研究《再生缘》并非出于学术兴趣,而是“负有使命”,这一断案在所引种种史料中已得到充分的证实,可以无疑。问题在于郭的“使命”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我认为这是为《论再生缘》在大陆出版作开路的准备。郭研究《再生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校订出一部比较完善的《再生缘》版本;一是考证作者身世,与陈寅恪《论再生缘》一较高下。他的第一篇长文《〈再生缘〉前十七卷和它的作者陈端生》(《光明日报》,1961年5月4日),便显露出这一双重意图。从《年谱》所引史料看,这是最初康生代表党方和郭沫若、周扬等共同商定的策略。党的构想似乎是先出版《再生缘》校订本和郭的考证,经报刊响应,先造成一个以郭沫若为中心的“《再生缘》热”;然后在这一热空气中,将《论再生缘》推出。这样一来书中以含蓄文言所传达的批判意涵便不致太引人注意了。郭沫若的“使命”便在于落实这一构想。他在上举第一篇长文中仅仅“不经意地提到陈寅恪和《论再生缘》,而且用了挑剔辩驳的口吻”,以致引起有些读者的不满(见陆键东,前引书,91页)。其实这正是因为他一方面既要布置《论再生缘》出场,另一方面又必须尽量减低它在读者心中的分量。

  其次,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也作一点补充。《年谱》揭出“朝鲜战争”的忌讳使郭校本《再生缘》印行一事胎死腹中,这大概是实录。今本《论再生缘》结尾引作者诗句“青丘金鼓又振振”,自注云:“再生缘间叙争战事。”(《寒柳堂集》,北京:三联,2009,86页)但1958年我所读过的油印原本,这句注语则是“再生缘叙朝鲜战争”(引在我的《书后》一文)。注语的更改是否出于陈先生之手,今不可知,但足证《年谱》记事确有根据。不过《年谱》中引康生的话——“朝鲜方面有意见”——似不尽可信,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当时朝鲜方面有人读过《再生缘》弹词。“伤害中朝友谊”的顾虑大概来自中共内部。

  但陈先生《论再生缘》最后未能出版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朝鲜战争”的禁忌。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肯迁就出版者的任何修改或补充的要求。根据广东省档案馆藏1961年《陈寅恪近况》,这年5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曾拜访过陈先生,提出请他将《论再生缘》一稿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刊行。“陈也有此意,但目前尚未着手修改”(见陆键东,前引书,318页)。当时郭沫若正在考证陈端生身世方面与陈先生唱反调,并引出了新材料,所以他也有意对初稿有所补正,迟至1964年才写成的《论再生缘校补记》,便是修改的成果。但最可注意的是1962年7月25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给陈先生的信,信上说:

  我所编印之不定期刊《中华文史论丛》,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第一辑即可出版……我们希望的是能得到先生的文章,以光篇幅。大作《〈再生缘〉考》虽未公开发表,但学术界早已遐迩传说,均以未见印本为憾。据闻香港商人曾盗印牟利,实堪痛恨。为满足国内读者渴望,此文实有早予公开发布必要。是否可交《论丛》发表,如何?甚望即加考虑,示覆为感。

  此函写在《再生缘》讨论中止以后,可知党方仍未放弃出版《论再生缘》的计划,但方式却有所修正。一年多前金灿然以中华总经理的身份亲自登门请求,显然是准备出一部专书,以示隆重看待之意(另有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刊行此书的计划,不知可信否。见陆键东,前引书,365页),而此时则改由该局上海编辑所出面,希望将此稿收入一个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作为其中的一篇论文。这正是因为原始的构想流产,不得不大大降低出版规格,把它的流通空间压缩到不能再小的限度。8月1日陈先生的覆信说:

  又拙著《论〈再生缘〉》一文尚待修改,始可公开付印,目前实无暇及此。(以上两信都出于高克勤《〈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八版,引于《年谱》,327页)

  他的答复基本上和一年多前一样,但他此时对书局出版他的著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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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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