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我们究竟贡献了什么

——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初步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3 次 更新时间:2011-01-12 11: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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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 (进入专栏)  

  

   一、

  

   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期,在社会科学关于规范化与本土化的思考背景中,苏力教授以他所特有的敏锐和犀利,向学界提出了一个非学术(或者前学术)的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农民贡献了粮食,工人贡献了钢铁,对于学人来说,“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无疑是一种本能的反映。不过,这个常识问题恰恰以“非规范化”的方式捍卫了“本土化”的立场,捍卫了学人坚持本土的政治立场。无论学术多么规范化、多么超然玄妙,但是, 学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和工人、农民一样生存在大地上,生存在一个具体的国度之中。正是这个具体国度使得学人的学术贡献具有了特别的政治意含。“什么是你的贡献”尽管说的是学人的学术贡献和思想贡献,但是,这个贡献的前提是政治性的,它实际上在追问:什么是中国人对人类的贡献?当然,这个贡献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贡献、技术进步的贡献、政治稳定的贡献,也包括学术与思想的贡献,总而言之,是一种文化与文明意义上的贡献,是关于一种生活方式的贡献。

   “什么是你的贡献”直接提出了社会科学知识的主体性问题,由此构成了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如果没有这种文化主体性问题,我们在社会科学规范化的意义上实在难以回答刨根问题的“追究”: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本土问题?为什么不能仅仅翻译西方思想经典或者海外汉学的研究成果?尽管“本土化问题”也可以在学术规范化下进行思考,但是,无论是借助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类,还是依赖哈贝马斯提出知识三型,只能掩盖知识主体性的问题,但不能取代这个问题。因此,在社会科学规范化和以规范化来理解本土化的倾向中,苏力这个质朴的非学术问题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它象利刃一样不时在划过中国学人的心。

   说到底,苏力首先是站在学问的“外面”来看待学问的,是从一个人的生存意义上来看待学问的,具体说来,就是从一个谋求中华文明之复兴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来看待学问的。这个政治立场才是学问的“根本的根本”(苏力援引的袁可嘉的诗句)。因此,“本土化”在苏力那里与知识类型之类的思想没有关系,而是与知识的主体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本土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且是处在西方知识体系(以及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支配下的中国人,是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充满自信而对现实的处境焦虑不安的中国人,否则我们为什么不把其他国家的村庄作为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呢?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苏力总是抱怨人们对他提出的本土资源概念的误解,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最后会坦诚地向对手拱手让步:“我们这一代都是现代主义者”。

   正是基于对本民族传统和智慧的自信,苏力才称中国是一个学术的富矿,本土化研究就是在挖掘这些富矿。“什么是你的贡献”实际上是在问:“你在中国发现了什么?”尽管苏力认为这些发现作为一种“解说”对于中国复兴的现实来讲微不足道,尽管他认为这些发现的价值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但是,苏力所说的发现一定是学术的发现,他所说的贡献也一定是学术方面的贡献,是在一个社会科学规范化传统中的贡献。这种贡献是由工人、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然分工所决定的。因此,苏力的本土化立场反过来强有力地支持了社会科学的规范化。

   现在,距离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问题差不多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们有必要检讨一下在社会科学规范化的研究中,我们究竟贡献了什么?由于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化,这里所能检讨的仅仅是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而且作为本书的序言,这只能是对自己的研究进行初步的检讨和反思。

   我自己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就是在社会科学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背景下开始的,本书可以看作是自己这些年在法律社会研究中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尽管这些研究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也并非因为受到“什么是你的贡献”这一追问的感召,但是,这些研究都有意无意地围绕法制在中国的命运展开的,这其实是基于近代以来曲折的法制发展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本书的标题“法制与治理”意在表明法制在中国国家转型中与国家治理的复杂关系。由于受到了社会科学规范化的影响,理论范式的运用成为本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或者说,本书关心的与其说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法制,不如说更关心作为研究这种对象的理论工具。贯穿本身的“国家与社会”范式、程序主义的法制观和国家治理这个核心概念,就可以看作是本书的在“解说”中国法制过程中的一点小小的学术贡献。要回应“什么是你的贡献”这个提问,就必须检讨本书中所使用的“国家与社会”范式、程序主义的法制观和国家治理这个概念。当然,由于社会现实发生的巨大变化,这里的检讨不仅在回应差不多十年前的提问,而且也在回应当下的社会现实。

  

   二

  

   今天,我们的法律越来越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则,其目的在于约束国家权力和保护个人权利。这种所谓的形式理性法差不多被看成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在“依法治国”、“约束公权力”和“国家退出社会”的呼声中,在依照WTO规则来清理法律规章的过程中,法律的普遍性和规则性在今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显赫地位。这种法律不仅与一种文明秩序联系在一起,而且与自诩为文明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与那种尽情享受私人自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这种生活秩序被称之为市民社会,法律就是为了保证市民社会的生活秩序。我们的民法典正在审议之中,它被看成是个人享受私权利的圣经。正是在这种文明化和理性化的过程中,法律最原始的野性被驯服了,法律直接的赤裸裸的暴力被驯化了,法律的政治意识被消解了,法律变成了理性的普遍性规则。

   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法律史,看起来就是驱除法律中的野蛮要素、暴力要素和政治要素的历史。70年代末期“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第一次给法律赋予新的意含,法律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变成了约束恣意权力的工具。80年代初关于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论战实际上是为了否定法律的国家暴力属性,如今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但并不是在理论上完成了,历史的遗忘比理论的论证更为有力。今天除了考试用的教科书,谁要是说法律是体现国家意志的暴力机器,肯定会遭到文明人的嘲笑。因为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利本位”取代“义务本位”已经为我们的法律赋予了新的灵魂。

   这样一个驯服法律的过程在理论上往往表现为一个遗忘的过程,我们忘记了法律的目的服从于政治秩序的理想,忘记了法律的力量在于国家的暴力。在市民社会的私人生活看来,国家无疑是最大的恶,因为国家垄断了导致恶的根本性力量——军队与法律,因此,法律的暴力往往是国家制造罪恶的帮凶,专制和暴政往往是通过法律的暴力实现的,这似乎成为法律的耻辱。在我们的历史上,这种耻辱就是那种无所不在的“弥散性惩罚”,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变成了“惩罚的社会”。(参见本书第三章)因此,只有涮洗了法律的耻辱,驱除了法律中的野蛮要素,只有将法律塑造为实现公平正义的普遍性规则,才能参与建构市民社会的生活秩序,这就是为个人享受财产、隐私等消极自由提供最大可能空间的社会,并依此来来对抗国家的野蛮。

   无论我们如何通过思想史的梳理来定义“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的中文意含总是让人自觉不自觉地想象起“清明上和图”里描述的文人墨客、青楼酒肆、车夫商贩云集的市井生活的繁华。然而,这种生活如何可能呢?仅仅依赖这种理性化的普遍规则能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自由权等等,能维持这种市民生活吗?对于那些坚信市民价值的理想主义者,历史是最好的导师,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昔日东京汴梁的繁华轻而易举地被蒙古人的铁骑所埋葬,就像雅典的美好自由生活在外邦人的军事进攻中所毁灭一样,这足以证明市民社会的善无法维护其自身。不过,雅典的灭亡产生了《波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样伟大的政治教科书。自由生活必须由强大的国家暴力来捍卫已经差不多成为罗马帝国以来西方的政治信条甚至道德信条。西方政治的典范不是雅典,而是斯巴达和罗马,不是自由风范,而是共和精神。市民社会秩序真正敌人是割据的封建秩序,是一盘散沙的无秩序或自然状态,而绝对主义国家或者强权君主有时候会成为市民社会秩序的同盟军。在近代历史上,市民社会的法则固然是民法典,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部民法典被称之为“拿破仑民法典”。

   因此,对法律暴力的遗忘实际上隐含着对国家的遗忘,对市民社会如何可能的遗忘,对自身历史的遗忘,对“人对人是狼”这种无政府秩序的遗忘,对我们身处的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的遗忘,对追求美好生活的政治信念的遗忘。没有强大的民族国家,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市民社会的财产、安全与和平永远不会具有保障。如果说国家暴力是一种的恶的话,那么这种恶也是为了克服市民社会本身的恶,克服深深植根于人性中的恶,因此国家暴力是一种必要的恶,而且是达至至善之至恶。

  

   三、

  

   本书就是这种时代遗忘症的一个见证,尽管它自觉不自觉中与这种遗忘作斗争。当人们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使用“社会转型”这个概念时,本书中一直坚持使用“国家转型”,因为没有国家转型实际上就不可能出现社会转型,或者说社会转型根本就没有意义。不过,无论是使用“国家转型”还是“社会转型”,都是放在“国家与社会”这个理论框架下来讨论的。在今天,“国家转型”与“社会转型”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和迫切,就在于我们如何在理论上看待“国家与社会”。

   “国家与社会”作为普遍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是90年代社会科学兴起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个分析框架的提出不仅是一种理论思考,而且也意味着一种政治表述。这里所谓的政治表述并不是说这种理论的提出或者适用具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而是说这种理论本身就支持了某种政治立场并由此产生了具体的政治效果。

   社会科学的原则是价值自由和社会科学自主性,这些原则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本身是非政治的,它有自己的自主性逻辑,不受政治、经济等要素的影响,不受政治的干预和国家的控制。与此相呼应,“国家与社会”范式也在假定社会具有不受国家干预的自主性。尽管理论思考不受国家政治的控制和理论思考的对象不受国家政治的控制是两个问题,但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中,或者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中,这两个问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生产领域和市场秩序领域乃至乡村社会秩序领域构成了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这样一个“市民社会”概念不仅反映了9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而且反映了社会科学在本土化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本书的第十章就检讨了“市民社会”概念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由于社会科学兴起以科学的面目出现,1980年代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捍卫个人价值信念的知识分子人格问题在1990年代就轻而易举地转化为知识分子群体如何构成市民社会一部分的问题。知识进入了生产领域(“知识生产”这个概念已经溢出了知识社会学的范畴),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社会科学研究与市场经济秩序正是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中形成了同构,二者都属于不受国家干预的社会领域。知识分子走下了“立法者”的神坛,成为知识市场上的产品提供者,成为文化商人,由此导致所谓“人文精神衰落”的哀叹。“捍卫人文精神”(人文科学)与“知识生产市场化”(社会科学)构成了1990年代一对重要的主题。不过,这种对立是虚假的、表面性的,二者不过是同一根茎上盛开的两朵不同的鲜花。滋养它们的同一根茎就是没有价值根基的“自由”,是“漂泊知识分子”的自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自由,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自由。自由主义不仅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构成了90年代流行的“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政治基础。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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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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