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斌 马龙闪:以科学社会主义观认识苏共意识形态的消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1 次 更新时间:2010-12-12 23: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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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长斌   马龙闪  

  

  苏共意识形态的消亡,为什么会像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崩溃一样,发生得如此之快?

  我们认为,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什么是苏共的特殊意识形态。这样提出问题的根据是,历史上马克思正是这样对科学社会主义和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问题的。(参阅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第1卷第1章:“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6页起。)

  

   一、一般与特殊社会意识形态问题

  

  最早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用意在于强调这种“观念科学”不同于“解释性”的理论、体系或哲学;它强调理论与行为并重,目的在于改造社会和世界。就是说,意识形态除了理论价值之外,还具有同等的社会行为价值。

  从广义上讲,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发展)形态相伴相生。例如,可以区分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形态的不同命运是:当社会存在形态成为历史(已经消亡)时,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文明(文化),不仅并不立即消亡,而且会长久地延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步摒弃其糟粕部分,留存并光大其精华部分。例如,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度创造的“公民社会”思想,中国封建社会创造的“王道”、“天下为公”、“天人合一”以及某些伦理道德原则等等,一直流传至今,在同现代社会思想结合之后,释放着越来越强大的影响。

  由于人类社会并不是按照直线“顺利”发展的,各国、各民族的发展速度、水平千差万别,因此在发展过程中甚至还会出现旧制度复辟、“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现象。最典型的是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政治制度,以及为它服务的一整套社会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是没有生命力的:法西斯制度垮台了,其意识形态也随着消亡了。

  苏联的政治制度和苏共的意识形态是另外一种典型。它原本是顺应历史潮流应运而生的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1917年完成的十月革命代表着人类摆脱垄断资本主义的专制剥削和消除导致大规模战乱的历史要求。革命的发动和胜利源自俄国社会内部矛盾的积累与冲撞的解决。革命胜利后,经过探索所创造的政治制度(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新经济政策体制)反映了俄国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合理的历史要求。

  列宁是这一历史潮流的代表。

  但是,像列宁那样去探索、去发展社会主义这一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的新事物,并不容易,——即使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是如此。

  不能说斯大林从接班开始时就没有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但是他缺少列宁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多的是教条式的、形而上学的。他的理论与实践,他领导的苏联国内外发展战略的制订,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沙皇俄国的历史经验的影响。

  历史事实是,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体制转变为行政指令型“计划经济”制,允许农民自由发展转为大规模剥夺农民(在农民国度里!)的集体农庄制,党内民主转变成残酷的政治大清洗,——这一切,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相去甚远!至多只能说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制度。它面临着巨大的改革、改造的任务,不论这需要付出多么艰辛、多么痛苦的努力。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苏共朝向这方面的实际转变。

  

   二、苏共意识形态强制性的不断强化

  

  斯大林创建的苏联政治―经济基本制度,需要一整套意识形态加以维护和推广:制度是至高无上的,“目的可以为手段做辩护”。由于创建中的社会主义制度逐渐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要求渐行渐远,其社会意识形态的强制性也不得不逐步强化,而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封锁和内部的思想禁锢,则越来越成为明显的特征。

  斯大林生前,以1928年初采取“非常措施”向农民“抢粮”、征粮,彻底结束列宁新经济政策为开端,20余年间苏共在从不间断的思想批判运动中,掀起过三次意识形态大批判高潮:第一次运动起始于列宁晚年,20年代末30年代初达到高潮。这次以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大转型为中心,政治上主要批判布哈林的社会主义观,哲学领域主要批判德波林唯物主义学派;第二次大批判高潮发生于30年代中后期,批判党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第三次大批判高潮出现于战后1946―1952年,目的是使斯大林式政治经济制度凝固化,并且向战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强行移植、推广。

  这三次大批判运动的牺牲品,绝不仅仅是限于上述的主要批判对象。第一次运动涉及对大批党、政、学界高级干部的纪律与行政处理,使他们的政治命运处于“悬卵之下”。第二次、第三次运动是同政治大清洗同时进行的,列宁的许多老近卫军战友、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干部,都遭到镇压和拘禁。

  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符合斯大林本人的价值观念。在这一标准的衡量下,斯大林甚至对经典作家的著作也可以草率地“生杀予夺”。例如,斯大林肆意贬低甚至篡改列宁晚年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1934年禁止《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恩格斯的文章《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当然,在社会科学领域任意封杀列宁“老近卫军”的著作就更不在话下了。他甚至判定新生的摩尔根生物遗传学、魏纳的控制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有机合成化学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伪科学。

  由于苏共意识形态的僵化和对理论创新的扼杀,苏联在20世纪下半叶错过世界信息产业革命的大潮,不是偶然的。

  纵观苏共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必须对它存在70余年的历史分阶段地、有区别地加以研究:对有益的成分加以吸取,对僵化教条的东西,坚决予以摈弃。

  

   三、苏共意识形态的僵化

  

  翻开苏联时期出版的意识形态著作——学术专著、教材、宣传资料,无一例外地充斥着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歌颂和赞美之词,但是,它们经不起推敲,外表似乎充满自豪和自信,可实质上是与科学社会主义远远背道而驰的。从斯大林开始,中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前期,苏共的意识形态都没有摆脱以下特征:

  第一,一贯奉行社会主义“超阶段” 发展理论。1936年,即苏联刚刚于1935年取消票证配给制的第二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距此不久,仅仅过了三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经是“按其形式和职能来说是和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不相同的”、“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国家了。(《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108、282页。)二战刚刚结束的1946年,当苏联还处于国民经济大破坏状态时,斯大林就宣布:“‘一个国家内的共产主义’,特别是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内,是完全可能的。”(同上,第510页。)继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则宣布苏联要在20年内(1960―1980)建成共产主义。赫氏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则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

  试问,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人们不要说看不到共产主义,就连发达社会主义的影子能到哪里去找呢?苏联人民对这样的“发达社会主义”,是大失所望的。几十年的短缺经济,排长队购物,它难道能吸引住苏联人民吗?

  第二,以“社会主义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人为地激化矛盾和斗争,使党和社会陷入无休止的动乱中。斯大林执笔撰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简单化地归结为“对立面的斗争”;否定统一性,把斗争极端绝对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作为苏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从此,苏联社会成为不断进行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分裂”的社会。在苏联,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不论是文化工作者还是一般党、政、军的干部,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终日惶惶然,如履薄冰、提心吊胆,稍一不慎,就有被扣上“信念不坚定”、“机会主义”、“投降主义”、“叛徒”、“逃兵”、“工贼”(《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6页。)的帽子,遭到清洗或镇压。

  第三,崇尚一“大”二“公”,奉行一成不变、不事改革、死板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理论。这种模式,如果说在特定时期起过某些积极作用的话,在苏联时期总体来说是一种缺乏激励机制、缺乏效益的模式。这种“社会主义”,使苏联人民默默排队购物数十年,忍受贫穷和匮乏,因此,对他们是没有吸引力的。

  第四,在对外关系方面,苏共的意识形态内涵是“自我中心主义”和“霸主”心态。早在1927年斯大林就公开宣布: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这一指导思想,苏共从没有放弃过。共产国际时期如此,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更是如此。苏联要同美国争霸,其他的共产党也必须随着苏共的节拍起舞。中苏关系恶化、国家关系分裂的根源,也正在于此。

  由上述主要内容构成的苏共意识形态,是没有生命力的。苏共对书报文献信息的严密封锁和过度监控,又造成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极端封闭性,这种极端封闭性铸造的意识形态,必然伴随另一特点,即极端的脆弱性。

  

   四、苏共意识形态的特点

  

  苏共意识形态的突出特点,是封闭性和脆弱性。

  苏共对意识形态的管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过度监控书报文献信息的传播;二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运动。

  对文献信息、新闻书报的传播和出版实行适度的监督、控制,一般来说都是必要的;对于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显得尤其重要一些,特别在其革命初年。所以,当时出于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的需要,查禁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报刊,但同时,苏维埃政府在十月革命时《关于出版的法令》中明确指出,这是“一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只要新社会秩序一经巩固,便将撤消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2页。)

  问题在于苏共把这些“临时性的紧急措施”长期化、固定化,而且到斯大林时期,这些措施更加严厉,不仅把这些更加严厉的措施指向社会,还进一步指向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再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是针对敌人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发生了完全的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钳制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封杀了理论的创新。

  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监控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陈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份的”,(圣彼得堡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ф·31·оп·2·д·8·л·9·)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再加上将“对敌”的标准转向党内,就必然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同志和“反对派”的扩大化打击,这就变成了钳制党内民主,甚至变成了文化统制主义。

  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在30年代,斯大林还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以及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当这一切都被当成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种何等狭窄、贫乏的地步!

  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之后,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放行。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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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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