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等:今天,我们需要确立什么样的国际观——学者谈“世界公民”、“国际意识”与“国际责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8 次 更新时间:2015-06-13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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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缘起:最近,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在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公众的国际意识务求与时俱进》的发言中指出:“中国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中国公众需要有一种更新、更高远的国际意识,以与今日的中国相匹配”。这表明:树立与今日中国之身份相匹配的国际观已成为国人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课题。本刊约请有关专家学者对此进行深入解读。

正在崛起的中国,不仅需要政府提出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也需要中国公众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观

理论周刊:何谓“国际观”?为什么说中国人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所谓“国际观”,是指在某个阶段某个国家的主流人群对外部世界的共同认识,包括特定的集体心态、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水平、与外部世界互动的热情,等等。说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公民”,其主要依据有: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日渐密切,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国家组织的活动。在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名重要成员。二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贸易额代表着一个国家与世界的经济联系。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当代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不断加强,国际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因此,说中国人成为“世界公民”,这绝非口号。

陈峰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认为,中国人的国际意识受到关注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持续增长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观。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超过20%,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二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参与对外活动,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观。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与外部联系主要是政府层面的外交事务,普通人很少有机会走出国门,每年出国人数平均仅1万人次,当时情况下中国人的国际观不可能引起外人关注。改革开放30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机会走出国门,到2011年已经超过2000万人次,中国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他们联系着世界、表达着中国,影响着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去经商投资、旅游观光,他们直接影响着很多国家的经济收益。三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关注国际事务,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观。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兴趣并且也有途径关注国际事务,他们对这些国际事务持何种看法,很大程度上通过影响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而影响世界。概言之,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正在崛起的中国不仅需要政府提出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也需要公众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国际观。

中国公众对世界的认识和评价比改革开放前要客观全面得多,而且随着知识的丰富,心态也趋于正常

理论周刊: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中国公众的国际观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金灿荣:首先,中国对时代主题的总体判断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的“战争与革命”到改革开放后的“和平、发展、合作”,这个转变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战略,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走向。其次,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越来越丰富,对世界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状况很差,心态比较扭曲,不少人很天真地以为“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众对世界的认识和评价要客观全面得多,而且随着知识的丰富,心态也趋于正常。再次,中国同世界的利益关联在大大加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定位是很清醒和明确的,具体有四个方面:一是从经济上把中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今天,中国虽然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比如高速计算机、载人航天工程等)届世界领先水平,但整体综合国力仍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存在很大差距。二是从政治上把中国定位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三是在区域上把中国定位为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东亚地区大国。四是在领土上把中国定位为没有完全实现国家统一的国家。

王庆东(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基金会研究员):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公众的国际观带来了许多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一是从相对封闭走向全面开放。现代中国人已经普遍意识到,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治理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必须更加深入的融入全球经济,这一过程虽然会遭遇各种诘难和挑战,但开放是历史必然趋势,必须以更大的力度走出去,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二是从单一开放走向全面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渐进式,最先由经济领域着手,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今天,中国人已经普遍意识到:国际交流不仅仅是经济交流,而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全方位交流;国际交流不仅仅是单向的引进来,而且也要主动走出去;国际交流不仅仅是接受他人的影响,也要扩大本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三是从政府主导到民间参与。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对外交往完全由政府主导。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外交从无到有、不断发展。今天,中国人已经普遍意识到:外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外国离自己其实并不遥远,国际事务并不是与自己毫无关系,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因而关注国际事务、了解外交政策、表达意见建议,这已成为当今很多中国人的一种主动选择。

中国公众只有正确认识本国的国情和目前的现代化水平,才能形成正确的国际观

理论周刊:应怎样正确认识我国目前的国情和现代化水平?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观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站在对本国国情认识的基点上,对周边世界、周边国家进行观察、认识的一套总体观点和由此所持的一种态度。中国人只有正确认识自己的国情和目前的现代化水平,才能有正确的国际观,这是树立正确国际观的出发点和基础。要正确认识我国目前的国情和现代化水平,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第一,认识国情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冷静思考和深入考察的问题,不是通过一个什么简单排名和几个数字就可以遽下结论的。在这个问题上,应吸取苏联的教训(苏联历史上对自己的国情发生过误判,从而导致了严重后果。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第二,现代化是个复杂的过程;全面的现代化,需要多视角、全方位地进行审视,应兼顾城市和乡村、边疆和中心、工人和农民、上层和下层等各方面的情况,还应考虑制度层面和精神文化的深层现代化。第三,要认识到我国的现代化属于一种赶超型的现代化,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包含着各种尖锐的矛盾和不平衡性,需要有深刻的认识。

认识、判断国情是一件很纠结、很复杂的事情。从现代化的视角来认识判断一个国家的国情,其复杂性就更大。现代化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国家发展来说,都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历史进步过程,需要处理好各种复杂关系。一个国家和社会离真正的现代化究竟有多远,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是局部的、片面的现代化,还是完全的、全面的、深层的现代化,这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冷静思考和深入考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目前,我国离完全的、全面的、深层的现代化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能被我国的多个世界第一——30年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贸出口世界第一,高速铁路网世界第一,还有工业生产方面的诸多世界第一,弄得昏昏然,更不要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冲昏了头脑。我很赞成用“华丽外衣”和“落后里子”来比拟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我们现在是有了几件华丽的外衣,但大量的落后里子让人看了还会觉得很尴尬。只有对我们的国情和现代化发展水平有了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才能形成比较清醒的国际意识,树立正确的国际观。

应摈弃“仰视西方”和“俯视西方”的有害观念,积极培养和树立与“世界公民”身份相匹配的国际观

理论周刊:当今中国社会存在哪些错误的国际意识和观念?

金灿荣:今天,中国公众的国际观比较复杂:一方面,一般公众对把中国定位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是没有异议的,多数人对中国的大国身份还是自豪的。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公众比较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受害者心理,同时由于近年来国家物质层面上迅速走向强大,部分国人开始从受害者心理反弹到另一种过于自信的心理,给人感觉是咄咄逼人。这种受害者心理产生的客观原因是过去170多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非常艰难,其主观原因则与如下事实有关: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一种把世界高度简化的解释框架,即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而所谓“外国”实际上专指二十几个发达国家,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好像是不存在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很奇特的思维方式,即总是把中国最差的与发达国家群体中最好的相比较,于是形成了对西方的崇拜心理。这实际上是一种崇拜强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势利眼逻辑。

万霞(外交学院教授):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又有着怎样的国际意识,从根本上讲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二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当今中国公众看待世界的心态,交织着屈辱的记忆和百年悲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有的人心中又滋生起了自大、骄躁和虚妄。这种心态集中体现为两种:一种是“仰视西方”的盲目崇拜观念,这是上百年来“西学东渐”挥之不去的迷思;另一种是“俯视西方”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这是屡被西方欺凌的民族获得经济繁荣发展后,在“自卑”和“自豪”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对西方的无畏和藐视情结。对于正在走向世界大国的中国来说,我们要摈弃这两种有害的观念。今天,中国政府作为参与现有世界秩序和国际治理的一个主体,正在努力适应这种世界变革和中国新的角色身份,作为中国公众,也应培养和树立与“世界公民”身份相匹配的国际观。

理论周刊: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公众应如何培养与“世界公民”身份相匹配的国际观?

陈峰君:其一,要客观认识自己。中国发展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面对世界,中国人有理由为之自豪,有理由摆脱因历史曾经落后而形成的自卑心理,尽管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还存在许多问题,未来也必将面临许多挑战,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一种发展模式是完美无缺的,我们有理由为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坚定信心,但绝不能由此产生“自大”心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绝不是一种外交辞令,而是中国的现实写照。

其二,要客观认识对方。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客观认识西方对中国的评价。由于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西方国家从内心来说,并不完全欢迎中国的崛起,所以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必然与西方国家发生一些冲突,对此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也必须有客观认识。二是要客观认识他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在这方面经常会出现两种心理:面对比中国发达的西方国家,常常希望照抄照搬其发展模式;面对比中国贫穷的国家,又常常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指指点点。我们要认识到,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固然高于中国,但他们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启动数百年,而且他们实现现代化、完善各种社会管理制度,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在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上也都曾遭遇过,他们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式有些可以借鉴,有些已经不可能复制,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完全重复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三是要以“和而不同”心态平视世界,尊重各国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尊重各国社会制度。

王庆东:此外,还要客观认识规则。毋庸讳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主要是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确有很多不公平之处。但这不应成为否定甚至拒绝这个国际秩序的理由,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融入现有国际秩序,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现有国际规则。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每当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遭遇不公平对待时,就有人提出要退出现有国际组织,并由此产生一种狭隘民主主义情绪。事实上,改革开放的30多年正是中国不断融入现有国际秩序的30多年,也是中国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30多年。我们必须学会利用国际规则解决问题。要认识到,只有先融入现有秩序才能有机会改变其中不合理之处,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还要认识到,加入国际组织不仅仅是享受权利,而且要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人应时刻注意树立和维护一种文明、礼貌、谦和、好学、包容、宽厚的国际形象

理论周刊:那么,中国公众在培养和树立国际观的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马龙闪:其一,应摆脱传统话语体系和固有思维定式的束缚,在思想观念上要与时俱进。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各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全球经济的依赖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当然,国际上一些势力、一些人要对中国进行遏制,但这种遏制和打压,同冷战时期不大一样,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

其二,从更深层次上说,对中西方文化要有理性的、正确的认识。中西方文化各有优劣,我们要以己之短,取人之长,不能以己之长讥人之短。在文化上,我们不能自卑,但也不能盲目乐观,要认识到我们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固有的缺欠。目前,我们提倡中华文化“走出去”,这很有必要。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推展、发扬中华文化,还要虚心向所在地、所在国家,学习人家的优秀文化。搞好文化交流。

其三,在国际交往中,作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要处处留心树立并维护中国人的国际形象,这就是文明、礼貌、谦和、好学、包容、宽厚、举止得当、谈吐不俗的形象。要树立这样的形象,就要提高文化涵养,每到一个国家之前,要尽量多了解人家的风俗人情、交往礼仪,处处尊重对方;还要了解所到国家民族宗教和礼俗方面的禁忌,避免在无知无意中伤害对方。各个国家民族的情况不同,要审慎采取相应的态度和方式。

万霞:在当今时代,中国公众需要有一种更新、更高远的国际意识,以与今日的中国相匹配,并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相适应。形成和确立这样的一种国际观,需要注意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四种关系:

一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中国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强国是不一样的,今日之中国既有强和大的一面,但也有弱和小的一面。面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国际舆论有压有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层出不穷,这种复杂的国际舆论考验着中国公众的智慧和胸怀。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客观上带给国际体系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必然在综合实力对比、政治影响、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中产生重组效应。国际社会上的所有的责难和吹捧,都是因为中国在变,而且带动世界在变。我们无法阻止别人,但可以审慎思考我们何以自处、何以认识和应对世界的风云变化。

二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中国公众不仅应有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同时也应有放眼全球的胸襟和气度。正确的民族主义是反抗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和奋发图强的思想意识,是为本民族先进文化和社会进步而骄傲的热烈情感,是宽容其他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大气和胸怀。但是,如果只有本民族利益至上,盲目排外,拒绝与外国其他民族和谐相处等,这实际上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映。

三是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关系。一国外交存在着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差别。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都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分子,是无衔的“外交官”。“外交官”必须全面深入地了解国际社会。中国公众不仅要知道国际社会正在发生的现实变化,还要知道现实变化背后的故事。对国际社会的了解越多、越深入,视野就越宽广,看待和处理国际事务的把握能力和信心就会越强。当今国际社会中确有某些政治集团和政治势力,极力推销他们的政治制度并企图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外国政府并不等于外国公众。当某个国家的政府在某些时候、在某些事物上对我国不够友善时,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公众也是如此。

四是中国权益和中国责任的关系。国际间权利义务互动是当代世界文明的表征之一。中国公众应当多了解和理解我们国家对国际事务的主张和看法,支持国家做出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贡献。

中国有选择地、主动地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正是为中国走向世界大国构筑必要的道德基础

理论周刊:对当代中国来说,形成积极的、理性的国际责任意识有何重要意义?

金灿荣:今天,中国公众培养与时俱进的国际意识已成为国家进步的迫切需要。要让中国公众充分认识到培养积极、理性的国际责任感的重要意义。具体来说:

一是从利益入手告诉公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主动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有助于形成一种间接获得国际利益的大环境。中国是个出口大国,出口贸易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竞争的三个层级——产品、技术、定价权——这个链条中,更多的是在最低的产品等级上占据绝对优势。而在技术这个更高层级上,中国却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有大量的利润被发达国家拿走,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产品定价权,也就是中国没有取得确定标准的地位,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买什么什么就贵”的不公平现象。现在,中国主动地、有选择地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有助于中国掌握一定的定价权、决策权、标准制定权,间接地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

二是正确地向公众介绍世界知识,让公众认识到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有助于中国构筑走向世界大国所必需的道德基础。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为5300美元,在世界上的排名比较靠后。但是,要让中国公众了解到:排在中国前面的大部分是一些人口较少的小国,这些国家的人口总量只占世界人口总量的30%左右,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近20%,这意味着排在中国之后的那些国家的人口还要占到世界人口总量的50%,其生活水平不如中国民众。因此,中国给这些国家一定的援助和帮助,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从长远来看,正是为中国走向世界大国构筑必要的道德基础。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正逐步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如中国目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毒品泛滥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对此,国内有一些公众不理解,国际社会也有歪曲,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好“解释中国”和“解释世界”的工作。

三是中国主动地、有选择地承担一定的国际责任,也有助于减少外交摩擦,积极化解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和挑战。


原文来源:《北京日报》2012年第319期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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