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闪:苏联计划经济走过的坎坷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9 次 更新时间:2015-08-11 08: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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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闪  

  

   内容提要: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一齐袭来的形势下,俄共全党自1921年起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恢复商品市场关系很快使苏俄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然而,苏联随后放弃市场经济,通过计划以国家垄断方式配置资源,而不是以市场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管理方式,引发财政预算的崩溃。最终,渐进改革失败,激进改革占据上风,再加之其他因素综合,导致了苏联解体。这说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自有社会分工以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这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企图摆脱这个客观规律,是一定要受到无情惩罚的。

   关 键 词:苏联;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新经济政策;斯大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这证明“中国道路”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是十分正确的。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迈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步伐,把十四大肯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改革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依据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的这一客观规律,总结了苏联抛开市场经济,陷入计划经济桎梏的曲折道路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只有深入了解苏联被禁锢于计划经济思维定式,受困于计划经济模式,了解它在几十年来所经历的坎坷与曲折,才能坚信我国改革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性。同时,了解苏联计划经济的波折,对坚定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也是十分必要的。

  

   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社会主义是同取消商品市场,实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表明: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它主张利用自己的政权,“把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采取一切必要的管理措施。[1]

   关于取消商品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2]不言而喻,没有了商品生产,当然也就没有了市场和市场经济。但是应该看到,马恩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针对的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发达、一切生产资料都可以被剥夺并转归全民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才可能这样做。

   然而,俄国布尔什维克虽遵循了马恩的上述思想,但实际上却是在俄国落后的小生产条件下采取这种措施的,这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历史条件有着很大的不同。列宁在1919年3月所写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提到:“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3]。这就是说,要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市场和市场经济,一切经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管理经济生活的运行。

   十月革命之后,在国内战争时期,俄共(布)正是按照列宁的上述思想,采取了“最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在农业方面,实行“粮食征集制”。就是由国家确定征收粮食的计划总额,自上向下,级级摊派,直到每个农户。按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向农民征收,窝藏粮食者要受到严厉惩处。该制度还规定,不仅征收粮食,还强征其他重要农牧产品,如土豆、植物油、棉花、麻类、皮革等。这种征集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一种强制性的无偿剥夺。对这些产品实行国家垄断,不准私人销售,这就取消了商品买卖和市场。(2)对大中小型企业,一无例外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对特小型的(5人以下)则实行国家监督和订货。(3)在流通领域,取消自由贸易,采用交换关系实物化。(4)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管理总局,直接进行垄断计划管理。

   到1919年底,即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最极端的时候,整个国家生活全面实行了经济实物化和无货币结算。1920年1月,又下达《关于撤销人民银行》的法令,宣布银行机构与财政部合并。《真理报》还为此发表专论,肯定了这种撤销银行和废除货币的做法。

   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是在国家极端贫困和战争条件下,通过国家之手集中分配,暂时保证了军队和城市的供应,从而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但战时共产主义实行的农牧产品征收制,沉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严重社会政治危机,引发民怨沸腾,民众四处骚动。最突出的是,发生了安东诺夫农民起义和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这使苏维埃政权处于命悬一线的严重危险中。因此,2013年10月核准的《俄罗斯史统一教科书新教学法总体构架》大纲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国家引入了死胡同。”[4]

   在国内战争条件下,通过国有化集中全国物力财力为国家所用,在特定时期内,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但以战争作为理由,为战时共产主义辩护,完全否定它的错误,则有失偏颇。布哈林曾说:“要知道我们曾经做了一些不能以国内战争的存在所能辩解的明显的蠢事。”[5]列宁也多次讲到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错误,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6]这就是说,全面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全面取缔市场,用计划来组织全国经济。实际上,在国内战争取得基本胜利,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即在1919年底~1920年,才全面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达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顶峰,所以,不能用战争为这一政策辩护。

   取缔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首先违背了社会的客观规律。有小生产者,有分散经济,就必然得通过商品市场进行交换,否则,经济就会变成一滩死水,关闭一切财富的源泉。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后,农民丧失生产积极性,土地大量荒废;城市工商业萧条,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失业,经济一团糟糕,工农业生产大幅度滑坡。到1920年,苏俄国民经济破坏到这种程度:大工业产值比战前减少6~7成,年冶炼生铁仅11.6万吨,约等于战前的3%;煤比战前减产2/3,石油减产3/5,纺织产量减少19/20;农产值仅等于沙俄时代的65%;铁路有30%停运。[7]

   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的结果是,农民极端贫困,全国城乡笼罩在一片饥荒中。一个名叫Я.拉楚金的海军士兵,以其回乡所见,在1920年4月2日写给列宁的一封信中说道:“在今年3月的一个月内,除给工人发了5磅面粉和3盒火柴外,别的什么也没有。难道凭这5磅面粉能生存下去,不给饿死吗?市场价格高得惊人:面粉每普特15000卢布,土豆每俄斗1600卢布。工人所得仅800卢布,而且还得有买各种零碎物品的扣除。工厂目前停工了,铁路又禁止通行。这该怎么办?人逢饥饿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所有人都有一个新口号:‘不管是什么政权,只要给面包就行!’”[8]这是一位有相当分辨能力和觉悟水平的水兵战士写的,说明工人农民当时“普遍反对政府”,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就是战时共产主义造成危机的现实情况。

   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一齐袭来的形势下,俄共全党上下,一致决定从1921年3月起,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

   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允许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市场。布哈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就是“市场关系的存在”。[9]但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还没有达到这种理论认识水平,仅“开放了一半”,想把政策限定在“产品交换”的框子内。然而,“经济流转不可抗拒的要求”,也就是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迅速冲破了这一限制,“产品交换”才不得不变成通过货币的“商品买卖”,“于是就有了新经济政策”。[10]

   从此以后,商品市场关系才贯穿于新经济政策的各项措施。首先,在农业领域,是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集制。该政策规定,农民向国家交纳一定额度的粮食税以后,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粮食,即可以把粮食拿到市场上自由去卖,这就允许了自由贸易的存在,开放了粮食市场。接着,在工商业领域,开始实行租让制和租赁制。租让制,就是把一些国家无力经营的厂矿企业和森林,以及油气资源,按一定条件租让给外国资本经营,以吸引外资。租赁制,则是将国家无法经营的企业,租赁给合作社或私人经营。这样,无论是租让制还是租赁制,都是为吸收私人资本,允许了外国或本国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这当然就需要有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存在。这样,新经济政策便发展到第三步——全面恢复商品市场。

   允许私人经营,恢复商品市场,很快使苏俄社会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但是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时间很短,只有8年,即1921年至1928年。如果掐头去尾,前面两年只实行了一半的新经济政策,1922年又遇到大饥荒,政府在救灾上花去很大力气,有些政策尚没有到位;而后面3年,从1926年起,就开始限制私营工商业,收紧了政策,最后两年越来越紧。苏联全心全意、全面实行新经济政策,其实仅仅中间三四年时间。即使时间短促,苏俄原来破败不堪、奄奄一息的经济,也很快恢复了起来,人民生活也迅速得到了提高。可见,新经济政策具有无比巨大的威力,这威力其实就来自商品货币关系,来自市场经济。

  

   斯大林抛弃“新经济政策”,确立计划经济模式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新经济政策对经济见效这么快,为什么实行这么短时间就“收”了?这当中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有主观客观的,党内党外的,等等。最近俄罗斯出版了一部5卷本的档案集和有关专著,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其中,取消新经济政策有两个最主要原因。一是,只着眼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遵循列宁的教导,搞政治制度改革。而当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新经济政策采取的混合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相矛盾的。二是,党内传统的意识形态障碍很大,这传统的意识形态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那种思想意识,它与新经济政策是相违背的。这种意识形态有以下主要特点:(1)强烈的反商品倾向、反资本主义意识;(2)“直接过渡”的思想,其中含有不惜任何代价建设共产主义的价值至上论;(3)坚持“阶级战争”,拥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思想;(4)带有革命浪漫主义,充满着强烈的世界革命意识。

   坚持这种传统思想,就不能容忍自由买卖,不能容忍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在抱着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市场经济就是恢复资本主义。“背口袋”经商、做买卖的“耐普曼”,就是“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就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应对。至于列宁在“政治遗嘱”中所说的“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一思想,除布哈林等少数几位领导人真正入脑,得以领悟外,斯大林等党内多数领导人,包括多数党员干部、左派知识分子,是根本没有接受的。

   随着1925年-1926年快速工业化的起步,对工业的大量投入,城镇人口的膨胀,都需要农业供应粮食和轻工业原料为其提供支撑。然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影响了农民出售粮食和农产品的积极性,引发了粮食“收购危机”。为了收购粮食,斯大林在1928年初采取了加剧阶级斗争的做法,实行强行征购的“非常措施”,这就等于实际取消新经济政策,放弃商品市场经济,又回到了战时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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