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5 次 更新时间:2010-11-19 11: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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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 (进入专栏)  

  

  姚辉:同学们,晚上好!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晚上,能够听到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的声音,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同学们的热情也让人充分感觉到演讲人在大家心目中的分量。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江平教授的到来。(掌声)

  今天是我们“民商法前沿讲座” 在新学期的第一讲,能够邀请到江平老师来讲第一讲,也是我们极大的荣幸。

  按照惯例,我代表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向江老师颁发特邀演讲人证书。(掌声)下面请江老师开始演讲。(掌声)

  

  江平:今天是3月8日,首先向在座的女同学致以节日的问候!(掌声)到人民大学法学院作报告的分量,我掂了掂,觉得比在任何其他大学作报告更具挑战性,因为人大聚集了很多学习法律的优秀青年;但是王利明教授让我来讲一讲,我却之不恭。

  大家知道,我现在没有专门对法学某些具体问题作深入的研究,但是我这个人又喜欢发表言论,什么方面的题目都谈一些。为了来这里做报告我密密麻麻写了十页的底稿,说明我还是认真准备了的。(笑)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后半段有点赶时髦之嫌;但是由于最近我们碰到一些关涉法律的事情,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权力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希望从五个角度和同学们共同探讨社会权力及其有关问题。

  

  一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逐渐缩小国家权力,更多地扩大社会的权力;甚至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大社会,小政府”。我记得在七届人大会讨论海南建省问题的时候,当时给海南一个重要的意见就是海南必须要建立一个大社会、小政府。但是今天看来,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中国现状仍然是社会权力比较小,国家权力比较庞大且比较少制约。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何考察或者看待民法的民事权利(私权)?对于这个问题,在1995年8月1日至4日召开的“国际法社会学第三十一届年会”上,我很荣幸地做了一个基调发言,讲的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我们传统概念中国家和社会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国家学说,国家是在社会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且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出现的;国家从社会当中分化出来,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量,是一种暴力机构。这种暴力机构,从传统概念来说,只是暴力专政的工具。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时有人提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能不能使之和平地从资本主义转化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对其进行和平演变?当时认为,像法国、德国这种大陆国家,国家机器非常庞大,因而和平演变的可能性较小;而对英美国家而言,国家机器相对较小,所以完全有可能使之和平转变。

  到斯大林时期,斯大林给国家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即国家本身不仅具有暴力作用,而且还具有经济组织作用。这就使我们的传统理解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传统概念,经济组织作用是社会本身的作用。但是从斯大林提出这个理论以后,经济组织作用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理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既然具有组织经济的作用,也就必然产生国家计划经济。受这种理论的影响,我们传统概念中国家的权力相当庞大。

  在座的同学基本生于七、八十年代,没有像我们这代人一样经历过国家对社会生活无孔不入的干预。应该说,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在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了一个顶峰,干预的触角伸入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体育领域乃至家庭领域。这种干预极大地限制了私人权利的领域,削弱了社会本来应该具有的自治功能。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实现“两个解放”:一是把本应属于社会自治的功能、社会的权力,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二是从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里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从高度的中央集权到适度的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从高度的国家集权到社会权力的扩大、社会自治,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一直追求的目标。正是基于此,我们常常讲: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国家主义者。国家主义是一切以国家权力为核心,而社会主义者应该谋求一个社会的和谐,谋求社会的自治功能。

  若从国家权力核心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始终要看到国家权力或者说公权力其核心就是一种强制力。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是以民为本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我们始终要看到,国家作为一个机器、一个暴力机构,它背后拥有国家强制力。为什么当前有些社会问题,比如强制搬迁,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如果搬迁更多地依靠社会自身来解决,或许不会出现这样大的矛盾。而恰恰强制搬迁大量动用国家的强制力,使得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所以,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冲突,往往不是发生在私权和私权之间,而是发生在公权和私权之间,而如何消解这种冲突是当前我们社会所要深刻思考的一个问题。老百姓见了戴“大盖帽”的,他害怕不害怕?他害怕!为什么?因为“大盖帽”代表着一种国家强权的力量。

  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社会权力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包括我们现在研究私权的问题,它背后隐藏的含义也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在他早期著作中多次谈到,社会本身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组合;政治国家是我们所讲的公法或者公权存在的基础,而私法存在的基础恰恰是市民社会。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讲完这个问题后,有几位问我:你所讲的“社会”究竟是什么?你所讲的“社会的权力”究竟是什么?你所讲的“社会要从国家的权力中分化出来,要给社会自立、自治的功能”,这里面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私法所植根的“市民社会”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虽然我国有一部分学者研究市民社会当中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如何使真正属于国家权力的归国家,真正属于市民社会的权力归市民社会,仍然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例如,现在我国体育由国家全面管理。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要培养出刘翔这样的运动员,国家大概投入多少万。运动员的陪练、教练都是国家包办的,等他成为知名运动员、拿到了世界冠军,这个荣誉显然就不单是属于他自己,而且还属于国家。因此他要随便拍广告不行,随便搞其他的也不行,因为国家把他培养成材,他的价值属于国家。从体育这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的渗透力到了多么强大的地步。如何区别与划分国家权力领域与市民社会,仍然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我国经济要加强宏观调控,但是现在“加强宏观调控”里面又加了一点“完善”,那么如何“完善”宏观调控呢?宏观调控离不开国家的干预,这没有疑问;但是如果国家干预的力度过大会怎样?前不久吴敬琏教授在中央财经大学作了一个对话式讲座,探讨的就是如何从经济学或者法学的角度看待宏观调控。谁都不否认宏观调控,国家必须具有宏观调控功能;但是现在有一种回潮,大肆强调国家宏观调控的巨大力量,认为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单靠市场自己的力量已经不够了,市场需要借助国家的权力进行干预。于是历史形成这样一个循环:当国家权力过大的时候,人们就会想到市场,因为国家权力的扩张容易导致个人意志、长官意志;一旦市场过热,又会想到国家这只手的重要性,甚至国家这只手还要凌驾于市场之上。如果我们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就可能在这种循环过程中徘徊。

  我这个问题的提出点,首先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国家观来说,国家本身是一个暴力工具,组织经济并不是国家的权力。随着理论的发展,现在认为国家具备一定的组织经济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哪些权力属于国家,哪些权力应该归市场或者归社会本身。这个界限不划清,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就会出现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私人权利混淆不清的现象;根本的问题是容易出现认识问题。

  

  二 方法论的问题

  

  既然市民社会是私法存在的社会基础,研究私法就离不开自然法学的思想和社会法学的思想,离不开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社会分析的方法。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分析方法是工具主义,认为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社会中的一种利器。在1994年召开的罗马法大会中,我写了一篇论文,叫《罗马法的精神在中国的复兴》。当时原本想写《罗马法在中国的复兴》,但是有人说: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罗马法在中国有什么复兴啊?你应该写《罗马法的精神在中国的复兴》。但是写完以后也有人批评:你所讲的“罗马法的精神在中国的复兴”包含的思想无非是把私法中的理念拿过来了。

  当时我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 “从意志本位到规律本位”。传统上马克思主义是“意志论”,认为一切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一切,法律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从方法论来说,这是一个意志论、是一个工具论。既然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国家意志可以干预一切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法律意义的思想,就是国家权力无限。国家权力的无限必然导致国家的意志可以决定一切;而国家意志是谁来行使呢?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而政党由领袖人物组成,因而这些领袖人物就代表着国家的意志。在这个理念之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领导人的意志发生错误、只要领导人的决策出现问题、只要领导人的判断出现偏差,那么,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其他领域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回顾我国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大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害有多大。不久前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现在我们国家电力短缺究竟是什么原因,以及要不要追究电力短缺的责任;文章认为我们的计划发展委员会对于发展电力的决策有失误。但是政府要求三年内不得建立新电站,说我们国家不是电力不足,只不过是季节性的短缺。昨天我看了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的答记者问,他也是继续谈这个观点:现在的问题不是电站发展的不够,而是电力浪费很严重。问题是,现在有些地方电荒已经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一现象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那么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计划经济。

  公法领域中国家意志决定一切。比如要不要废除死刑?统治阶级说不要废除死刑,那就不能废除。但在私法的领域中,主要还是应该依靠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民商法问题的研究,我始终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经济规律出发。如果说计划经济是国家意志表现,那么作为市场经济来说,它的内在规律是决定一切的。你可以打造一个计划,但是你不能够打造一个市场,你只能够去调控它。当然在市场经济过热的时候,国家利用权力加以调控,使之不要过热;当经济过冷时,国家利用权力加以调控使它能够更热一点,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违背经济规律,违背市场自身的规律,那么不论制订法律还是制订政策,都可能出现一个负面的效果。主观的东西要有一定的限制,客观规律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我认为所谓科学,就是要遵循规律办事。所谓提高执政能力,不是提高主观意志的执政能力,更重要的是认识客观的规律,认识市场规律,在此基础上做一些事情。制订法律同样如此,也需要遵循规律。

  如果说国家依靠的是强制的力量,那么,社会本身依据的是其自律与自治。所谓自律和自治,就是顺乎其自然的规律。在民法领域中、在社会权力领域里,国家应当少管一些;国家应该在其应有的范围内行使权力。1986年《民法通则》通过的时候,当时还说“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依政策”。在其他很多国家,若无法律规定依据的往往是习惯。民法典起草的时候我们仍在讨论,没有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究竟应该依据什么?是依据政策呢,还是依据习惯?我认为这里也有一个意志和规律的问题。政策是变化的,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就依据政策,那么统治阶级随时可以按照自身意志制订一个政策。因而如果依据政策的话,我们所依据的仍然是一种主观制订出来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依照习惯呢?我们现行合同法中有一些条文即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依照商业惯例或者交易习惯等规则来处理。

  从这一点来说,依据政策还是依据习惯表明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在看待这个问题时,社会法学派和自然法学的理念值得我们借鉴。自然法学注重顺应自然规律。在民法、商法的领域中,我始终比较推崇要注意自然法学的这种思想,要遵循自然规律,遵循客观规律。如果说自然法学派对民法的意义是应采取意志本位还是规律本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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