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早期中国社会权力演化的独特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22-07-29 10:25:11

进入专题: 文明起源   早期国家   社会形态   物性   社会权力  

陈胜前  

  

   摘 要:基于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物性的变化,中国文明的演化可以划分为玉石、青铜、铁器三个阶段。玉石时代大体对应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石礼器的大量使用,意味着政治权力崛起,孕育出国家组织雏形。青铜时代大体对应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和兵器的大量使用,意味着军事权力崛起,更加广泛的区域性王权国家出现。铁器时代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质生产工具的产生和推广,象征着经济权力成为国家社会的主导性力量。秦汉以后,意识形态权力稳定成型,最终形成四权合一的社会权力形态。

   关键词:文明起源 早期国家 社会形态 物性 社会权力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所谓文明起源,根本问题就是社会组织形态的复杂化,即人类社会如何从相对平均、简单的状态走向等级差异明显的复杂状态,也就是社会权力形成的过程。就中国文明起源而言,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探讨中国文化的起源。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提出中国考古学研究应从以区系类型研究为中心转向中国文明起源课题,探索“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化的起源”。过去数十年来,围绕这个中心问题,产生了诸如良渚、陶寺、石峁等重要考古发现;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研究项目汇聚多学科的努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除了考古材料的发现与研究,还需要从理论视角展开研究,探索中国文明演化进程中丰富的社会历史意义。考古学者更多从考古材料出发,相对忽视理论,研究成果集中在器物层面,难以为其他学科所参考。本文试图跨越理论与物质遗存研究之间的鸿沟,拟从物性理论视角审视早期中国文明社会权力演化的阶段性问题,侧重探讨不同阶段的社会权力属性。考虑到探讨的难度,研究将从背景更加清晰、更为晚近的铁器时代开始,逐步向更古老的时代追溯,从已知走向未知,逐步厘清早期中国文明不同阶段社会权力的演化进程,认识中国文明逐渐走向定型的独特道路,理解中国文化的部分特点。与此同时,本文作为物性理论的一种实践尝试,也希望从当代考古学理论研究的角度,为早期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探索一条新路径。

   一、物性理论的内涵特质

   物性理论登上考古学舞台是后过程考古学兴起之后的事,但其思想渊源非常古老。物性理论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思想,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观念。它以超越笛卡尔以来的二元对立为目标,希望超越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的对立。哲学家莱斯特·恩布里指出,就满足工作所需要概念的熟练程度而言,考古学可能仅次于哲学。不过现实中考古学研究似乎总与田野发掘联系在一起,考古学家对考古材料的理解也非常简单——仅将其视为外在的研究对象而已。物性理论从本体论上拓展了我们对考古材料的理解,因此,其含义比较晦涩。下文先阐释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并探讨其考古学意义以及运用该理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可能性。

   1. 考古学中的人—物关系辩证

   中国考古学滥觞于金石学,其目的是“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即“透物见人”。“透物见人”的前提是人与物相互作用的客观存在,这里强调的是“风尚”(社会规范),不是物的实用功能,而是物的非功能性因素。其非功能性能够表征三代时期的风尚,后人通过欣赏体验,能够感受到这种风尚的意义。简言之,金石学强调物的文化意义,带有很强的人文色彩。但是这种主客体不分的本体论,与强调主客体分离的科学研究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近代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之后,金石学受到批判,其合乎科学考古学的部分被后者吸纳,作为独立学问的金石学不复存在,其对物与人关系认识的人文性被忽视了。

   近代科学考古学从器物的共存关系、风格演变等推断年代序列。研究者无须感受器物,而是将其当作客观物质材料加以理性分析。当然,近代考古学并非没有前提,从提出“三代论”的汤姆森(C. J. Thomsen)到他的后辈沃尔塞(J. J. A. Worsaae ),都希望通过研究古物来探索丹麦民族祖先的历史,从而增强当时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这里的器物组合是与特定族群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即物质遗存可以代表民族身份。19世纪中期,西方殖民主义盛行,文化达尔文主义把生物与文化进化混为一谈,英国人卢博克(J. Lubbock)根据民族志材料区分出不同文化,认为它们代表不同的族群,更进一步与种族直接关联起来。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德国人科西纳(G. Kossinna)把物质遗存与文化联系起来,进而建立起物质遗存、文化、族群、种族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为极端纳粹主义考古所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反对这种对等关系的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在过程考古学崛起之后。过程考古学强调明确的前提预设,批判物质遗存与文化、族群的对应关系,强调人与物的关系主要是行为与行为结果的关系,物质遗存作为客观存在是检验假说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反对二元论的后过程考古学兴起,它批评过程考古学严重忽视物质遗存本身的文化意义。后过程考古学从本体论的角度重构人与物的关系,提出物性(materiality)理论,主张从人与物关系一元论来理解物质遗存。

   2. 物性概念及其特性

   一般而言,物质的属性基本分为两类:功能与象征。事实上,功能与象征更像两个极端,这种二元对立的划分显然过于简单化,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不少意义存在的空间。卡尔·纳派特区分出四种物性概念:物性是人与世界的物质关系;物性反映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物性是物本身生命力对人的影响;物性是不同物的多重属性的集合与组合。物性理论并不是在功能与象征之间作出选择,而是探讨两者之间或之上物与人的关系。物性理论源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劳动者的生产劳动及其产品异化了劳动者本身,进一步受到惯习与日常实践理论、能动性理论的影响。对此国内研究者已有归纳,在此不再赘述。

   在当代西方考古学理论中,物性理论研究包括物质文化研究、对等性考古(symmetrical archaeology )、物质参与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 )、纠缠理论(entanglement theory)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理论。这些理论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人与物关系方面的理解,究其原因,则要追溯到它们不同的哲学立场。如物质参与理论虽然也探讨人与物的关系,但更侧重人的认知考古学研究。本文侧重从文化意义上考虑人与物的关系,更关注运用该理论解决中国上古史分期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物性,首先要理解物质的可供性(affordance),就是物可以为人所利用的属性。需要强调的是,物质属性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随意,它们深受时代及人类行动情境影响。这也是我们通过研究人与物的关系,进而了解古人所处时代及其行动状况的基础。我们的问题是需要了解物质属性如何与人发生关系,如何影响人的行动,又如何导致物性的形成。因此,人与物的关系不仅仅指通常所说的物的功能与意义,更多是指以前常常被忽视的方面。

   首先,物质本身会限制人的认知,或者说人类的认知就镶嵌在物质之中,不同时代、文化背景的认知与物质以不同的方式相结合。奈吉尔·巴利(N. Barley)以多悠瓦人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关系,“技术过程不仅用来产制物品,也提供我们对其他事物(尤其是我们自身)的思考模型。泵的发明便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心脏的运作……对多悠瓦人而言,制陶过程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向,将人类的成长与岁时更迭结合在一起。多悠瓦仪式系统明显引用制陶模型,只是从未行诸文字”。多悠瓦人的物质发展水平与物质条件深刻影响其认知,他们生活在干湿季节分明地带,干季是收获的季节,陶器的干湿、仪式上干湿表现都具有内在的结构一致性。

   其次,物质本身可以人格化,人对待物质材料如同对待人本身。比如中国文化中被称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就是中国人对物的人格化(或拟人化)。中国传统文人以之砥砺情操,修身养性。物质的人格化不仅仅指物质具备象征意义,因为象征(能指)与意义(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一种设定而已。但是作为人格化的物质与意义之间是密不可分的,经霜而不凋的松竹、在苦寒中绽放的梅花才称得上坚忍不拔,物性并不是随意的,人格化之后的物性由此得以影响人们的行动。在狩猎采集社会中,“万物有灵”是最常见的意识形态,把人与物严格区分,是近代科学运动的产物。

   最后,物性使得物质具有能动性。物质的能动性是在人对物质进行人格化塑造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不仅仅以存在的人格形式影响人,还会以非人格的、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式影响人。处在一定文化中的任何物都是有意义的,后过程考古学认为物都是“有意义地构建”(meaningfully constituted )。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由意义构建的世界中,与此同时,物质借助人赋予的能动性反作用于人。由此,物与人构成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并非单向的人利用物或物限制人,而是存在形式丰富的相互纠缠。

   相互纠缠的多样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它是人长期实践的产物。在历史进程中,经历大浪淘沙式的选择过程,部分形式反复地得到呈现,成为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就是人与物经过历史过程逐渐形成的某种具有稳定形式的纠缠形态。从长时段来看,文化传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对象,而考古学正以长时段视角见长,传统于是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一。物性的存在则使得物质文化传统这一概念成为可能,虽然“物质文化”是考古学中长期使用的概念,但其中“物质”的概念是未经审察的,其内涵只是表示文化存在的形态。物性视角的文化传统不仅仅表示文化的物质形态(一切都是物质的),更强调人在长期日常生活实践中,与物反复纠缠形成一种可见的稳定的社会认知关系形态。

   物性的存在是历史的,与特定文化背景相关联,这是它与作为哲学意义的普遍“物质”属性的根本区别。物性的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尽管面对的可能是同一类物质,但是不同群体可能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比如西方人与中国人看松、竹、梅,观感存在显著差异。历史过程与文化背景乃至于行动的情境,都可能影响到物性的作用,离开它们去谈物性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可以尝试给物性一个定义:物性是一定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中人与物长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稳定的、物质的社会属性。正因为物性是人与物长期相互作用形成的,是具有稳定性的物质存在,也就使得考古学研究可以通过研究物性来探讨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历史文化。

   3. 物性理论的考古学意义

   物性理论对考古学研究有深远的意义。首先,物性理论的提出打破了物质功能性与象征性的二元对立,从本体论层面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由此,可以重新理解物质遗存,不仅将其视为行为的结果或背景,更应看作人与物关系在历史中经历积累、淘汰、重组等过程之后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立足于此,理论上通过物质遗存研究可以探索更丰富的社会内容。尽管实践上不一定都能实现,但是,如果没有本体论层面上的突破,即理论上认识到物性的意义,那么就很难有相应的研究实践。当然,这个层面上的拓展不是由考古学家完成的,考古学家借鉴了哲学领域的成果,丰富了对物质遗存的理解。

其次,物性理论为重新理解中国文化遗产提供新视野。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对物质遗存文化意义的挖掘甚至弱于传统金石学。我们把考古材料当成客观的、外在的物质材料,排除研究者乃至于古人与物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纠缠的可能性。把发现于中国、由中国人祖先所创造的物质,当成不需要理解就可以研究的所谓科学材料,把这些物质材料当作只是为了证明知识而非与人相互交融的客观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缺乏自己的古典考古。相比而言,西方考古学通常把古典考古与人类学背景的考古学区分开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文明起源   早期国家   社会形态   物性   社会权力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5581.html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