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汪丁丁:“庙”里的“好方丈”为何那么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3 次 更新时间:2010-10-21 10: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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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   汪丁丁 (进入专栏)  

  

  本文是《经济学消息报》的一篇采访稿,文字经作者订正。

  

  公有制企业为什么搞得好的少,其原因有三个:第一,行政控制会将企业中仅存的效率机制破坏掉;第二,它不能保证相对更优,保证能力相对较强的企业家控制更多的资源;第三,没有解决企业家代与代之间更替的问题,从而影响高龄企业家的长远动机。

  

  “资”源于何处

  

  周其仁:如果我们对那些搞得好的乡镇企业作点调查,会发现企业的资产形成很有意思。比如一些企业最初的资本来源于农户的集资。一类集资是社队出面,每家每户出一点钱,等企业办成,有了收入再还;另一类集资由一些企业家个人出面。

  

  汪丁丁:在其仁所作的横店调查中,是企业家徐文荣凭自己的信誉,得到了乡里农户所集的资金。

  

  周其仁:农民们为什么信任徐文荣?因为他们看到徐文荣以前办小企业的时候就干得很好,办事认真、公道,有事业心。这就是徐文荣的个人资产,是他的信誉资本。有了这种个人资产,农民们的钱才能集中到他手中。这个道理和华尔街的道理基本是一样的。徐文荣再用得到的集资,到银行贷款,这样横店集团企业就有了原始资本。后来企业把农民们的集资还了,除去对银行的负债,企业还剩下一大块,这就是企业的净资产。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考虑考虑到底资本的源泉是什么东西?我并不是不重视人们通常讲的资本,而是想人们是否真的理解它们的源泉。是不是钱本身就可以生出钱来?还是因为钱加在稀缺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上才能生出钱来?我的看法是后一种。企业尤其表明了财富的这一特点。

  

  汪丁丁:再向深一点说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了。实际上熊彼特在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时候,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什么?是价值剩余。而价值剩余只是与活劳动,就是人的创造、创新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企业家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其他的财富都是死的。马克思说的地租、利息等只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周其仁:马克思强调活劳动中的工人劳动。但是在活劳动里,最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劳动,这主要体现在对市场的决策性判断和企业管理方面,而这种企业家的劳动在古典时代很难识别,因为那个时代多半是由出资者来当企业家。所以连布劳代尔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个误导的词,让大家都认为资本非常重要。布劳代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观察。一是资本产出比在任何时代都是差不多的,基本是3∶1,也就是固定资产的存量与每年的产出流量之间的比值在任何时代都差不多。另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是,在过去的许多时代都能找到钱无处用的记录。那么以前的发展为什么这样缓慢?我理解是企业家的才能发展不够,或者没有制度来保护企业家才能。

  

  汪丁丁:对。像高利贷资本主义都有上千年历史了,但就一直发展不出来近代的资本主义。而只是到了近代,文艺复兴之后,才有了个人主义,才有了创新,才有了艺术繁荣和企业家精神的勃发。

  

  周其仁:因此,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价值的源泉、财富的源泉,到底什么因素在长期的经济增长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并不是说钱财不重要,但钱财是如何起作用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误导人们认为财务资本本身很重要。在改革中,人们认识到资本重要,提出要保护资本的产权,这当然是重要的。如果谁都可以把别人的钱财拿走,那谁还可能有努力的动机呢?这种逻辑我很赞成,但我觉得这里隐含着一种可能的误导因素:使人们看不到保护产权实际上还要保护人的能力,而保护人力资本是发挥全部资本作用的条件。如果社会不保护企业家才能,那些受保护的钱财到底有何用?再往深处想一想,资本本身生出的利到底来自哪里?是不是钱就会生出钱来?如果没有企业家将钱买来作为要素,到市场拼搏,钱是生不出钱来的。

  

  汪丁丁:我们一直忽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我认为当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创新理论进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结果。

  

  周其仁:我们有必要想一想,改革到底在改什么?过去的公有制什么都姓“公”,这样做所产生的动员资源强度确实超过了其他任何时期,但这就构成了财富的源泉吗?没有。道理在哪里?就在于天底下有一种资源是无法公有化的——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能力。

  一些公有制企业之所以能成功,并不是因为它们叫“公有制”,也并不是企业的物质资本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或者属于集体。如果仅仅是这样的原因,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另外那么多公有制企业表现很差的现象的。所有造成能被举证认为公有制企业有效率的企业,除了靠行政权获得垄断利润外,都或多或少以不同方式承认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这种承认的方式可能不同于经典的“资本主义”下的以剩余索取权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激励机制。比如我去横店集团看到的“控制权回报”等。西方的控制权也很重要,他们激励经理们好好工作也不仅是付他们多少工资,给他们多少股票,也要包含控制权。

  

  “好得少”有制度根源

  

  周其仁:我们现在来解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公有制企业”搞得好的非常少?我的研究表明,控制权回报机制起作用需要很多条件。第一,企业家必须在位。第二,在位的企业家的能力要始终很强,不但是绝对地强,而且要相对地强。相对强的含义是,在位的企业家对企业资本的运用一定要比企业内外的所有其他人好。据我观察,要在公有制条件下满足这两个条件是非常难的。因为,首先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难以在位,更难以长期在位。

  

  汪丁丁:因为他没有合法性。

  

  周其仁:行政的力量总在起支配作用。行政的干预最后就是破坏对企业家的控制权回报。因此,很多能干的人要不然就是不能在位,要不然就是干了一段就被调走了。这是第一个原因。下面是第二个原因,公有制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拒绝产权交易。比如至今国有股、法人股还不能交易就是一种具体表现。不能交易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在位企业家相对的优势不能得到保证。产权交易本质上是让更能干的企业家获得更多的资源。比如A企业兼并B企业,为了获得20%的控制权,就要购买B企业的股权,而大规模的收购就会引起B企业股权价格的上升,比如从5元一股涨到6元。那么,为什么同样的股票在B企业的企业家手里是5元,而到了A企业的企业家手里就变成6元了呢?在我看来,其中的本质是两个企业的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的差别。所以,企业到底值多少钱,也取决于谁在控制它。资本市场的本质就是让企业家经营企业的过程永远不要停止。企业家和资本任何时候都可以结合。我想任何其他人类组织机构都没有这样灵活。

  这也引出了崔之元提出的“所有者偷懒怎么办?”也就是“委托人偷懒怎么办?”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和张维迎的分歧。丁丁曾对维迎的书写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书评。对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观点我很赞同,但是恒产者不一定有雄心,更不一定是最有企业家能力的。在有资本市场存在的情况下,光有恒心不行,因为你没有雄心和能耐,别人就可以出高价收购你,就接管你的企业了。市场就像一双奇怪的红舞鞋,你一穿上就永远停不下来了。所以,资本市场的存在不仅使有产者可以保持控制,而且使最强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因此仅有对物质产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

  前几年,北京人艺曾上演过一出戏《天下第一楼》。剧里的故事就讲一个烤鸭店的经理想好好干,但两个子承父业的少东家却一个热衷练武,一个爱好听戏。最后,试图振兴烤鸭店的经理失败了。所以,资本雇佣劳动的说法在我看来是有局限性的。企业市场的本质是人力资本的竞争。公有制体制下抑制了这个过程,使国家的所有权和集体的所有权不能买卖,也就不能永不停顿地选择企业家能力最强的人控制企业。这也是公有制下公有企业不容易搞好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控制权回报机制无法向下传。当企业家能力不行的时候,怎么处理?如果你因为他过去干得好,就把控制权给他,那就会有危险。因此,我们看到很多企业的经营业绩变化很大,原因就是企业家的变化很大。

  

  控制权资本化

  

  周其仁: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将控制权资本化。资本化就是将剩余索取权和支配权分开,以索取权替换控制权,使那些干得好的企业家得到一部分剩余索取权,等到他们没有能力作决策的时候,可以享受。而控制权回报的机制没有这个作用。现在我们的很多企业还在第一代企业家的控制中,这些人年龄还没有到退下来的时候。但研究制度不能以一代人为限。股份公司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就是它能使企业几乎变得永久有生命。长期来看,如果我们不解决控制权的资本化,就会产生一个悖论:一些过去很能干的企业家,在他们能力不行的时候,仍让他们作企业明天的决策来奖励他们过去的能干,结果就让一个低质量的决定来作为对企业家过去成功的报酬。作为激励机制来说,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决策的质量会降低。当然,为解决这个问题也有替代的办法,比如将控制权传给儿子等。但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我们这里再总结一下,公有制企业为什么搞得好的少,其原因有三个:第一,行政控制会将企业中仅存的效率机制破坏掉;第二,它不能保证相对更优,保证能力相对较强的企业家控制更多的资源,因为产权是以部门、行业等划分得非常零碎的,相互之间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只能在一个局部内优化;第三,没有解决企业家代与代之间更替的问题,从而影响高龄企业家的长远动机。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找不到控制权资本化或者类似的制度变迁的话,传统的公有制企业无法与股份制等其他类型的企业进行长时间的竞争。

  

  企业在市场上被定价

  

  汪丁丁: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为什么很多公有制企业搞不好,只要上面三个条件不能满足,企业经营就会出现问题。为什么在公有制体制内有搞得好的企业?这就涉及企业定价。我们可以先看看资本市场上企业是如何定价的。资本概念本身是指有一个投资项目,这个项目在每一时期有一定回报,也就是有一个净利润,我们根据这些净利润按一定贴现率贴现到现在,得到一个现值,如果现值高于投资总成本,那么这项投资就叫资本投资。也就是预期的回报利润流的现值大于付出的投入值,这是资本最原始的定义。在充分竞争的资本市场上有某项资产,由A去管。在资本市场上人们根据该企业各期的收入,也就是净利润流,再“用脚投票”。企业各期的成本或利润,也就是A如何压低工资、如何降低成本、如何发展新的供应商、如何开发新市场等,这些都是A的函数,都是A经营者的结果。将各期的净利润体现到现在就是该企业在市场能卖的价钱。这也就是A的价值。所以当投资者或机构持股者买该企业股票的时候,依据的根本不是企业的资产,那是不确定的,而是看资产是由谁来经营的。如果A经营就值5元钱,换别人就不行。所以其仁强调的企业家的选择范围非常重要,道理就在这。在我们的体制内,适合于上级“胃口”又有能力的企业家是大大减少的。如果是乡镇企业,恐怕就在本地选人。

  

  周其仁:这就好像不举行全国、全世界的乒乓球比赛,各个地区自己赛,出来了很多冠军,而这些冠军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之间不进行比赛。

  

  汪丁丁:对。像“小老树”、“重复制造”等都是这个原因。

  

  周其仁:“公有制”本来以在整个社会内优化资源配置为号召。可现实是,层层切割,最后变成一个一个互不相通的小“公国”。

  

  汪丁丁:从上面的讨论,我想谈一谈张维迎教授和其仁对“资本”的看法。维迎的数学模型中的一个定理有三个命题,每个命题都对应着一个解,等于是一个内点解和几个角点解。也就是说,它概括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即便人力资本为主的情况,这个模型也能概括。因此,维迎认为他的模型是最全面的。但是问题的实质是你相信哪个解是最现实的。如果一个理论的解太多的话,那意义就不大了。就像天气预报似的:今天下雨,今天也不下雨。因此信息最大并不一定就最有用。真正有用的理论,不是东方式的“道”,而是充满了规定性的。对一个现实问题就有一个解。维迎最后为了应用他的理论,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我们经济体制的了解,根据自己的直觉,他认为目前最现实的解就是他提出的这个解:物质资本作为信号来反映个人的经营能力。

  我们从前面讲的资本定价最基本的定义中可以看到,其中显然有一个未定的因素,当我们说生产的三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在确定性情况下都获得了固定的回报的时候,剩下的剩余就是给企业家的,这是我们经典教科书中所讲的。但实际上计算的过程不是这样的。三要素的价格,都是反过来依赖于企业家的经营能力,而经营者的行为,是它的函数。企业家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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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周其仁著作《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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