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08 次 更新时间:2010-10-04 14: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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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  

  

  

  

  最早知道已故"国学大师"钱穆的门生余英时氏揭发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以下简称《批判》)抄袭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一事,是两年前从丁东评论郭沫若的文章《逢场作戏的悲哀》(《书屋》1996年第4期)看来的: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四十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五十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三十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四十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五十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分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分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余英时氏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为《〈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写的跋语中,推测他的揭发刺着了《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的痛处,引起了郭的反弹,如此说道:

  "《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第122页)

  摘完了以后又总结说:

   "此文特别强调《系年》是'剽窃'而成,又刻意把《系年》的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在我看来,这两点似乎正是针对着我的文章而发。否则也未免太巧合了。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还是属于比较'文雅'的,至于更精彩的样板,只好请读者去通读全文了。"(第124页)

  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分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有没有可能是余氏记错了,把作者搞混了呢?绝无可能,因为,余氏引文时连哪版哪页都写得清清楚楚,显然是拿着书照抄的。有没有可能余氏或者编辑是因为不想让白先生"出丑",所以才隐去作者的名字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文中不仅无一处点明此作者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反而从头到尾处处暗示这是《十批判书》的作者的反弹。更恶劣的是,虽然余氏自称是"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然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作者就是郭沫若本人,在抄的时候,余氏又偷偷地做了改动。不信让我们也来一段"互校":

  余氏引文:

  "《系年》第一三○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十批判书》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籋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英时按:这一段话似乎承认《系年》据《盐铁论》考据出了稷下的史实,则《十批判书》有关稷下的史实取自《系年》已不打自招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英时按:此处忽然破口大骂,也特别值得玩味。)"

  原注该引文出自《学步集》,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5页。我核对原文,是:

  "《系年》第一三○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郭沫若同志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籋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郭沫若同志在《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都可以说跟先秦诸子学术没有多大关系的烦琐的废话,就更不必提起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

  余氏故意略去"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一句,使得下面的"他还直嚷嚷"一句变成了"忽然破口大骂",以便让人"玩味"作者的恼羞成怒,这是余氏惯用手法。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的作者是郭沫若,余氏竟然在抄引时一概隐去原文中的"郭沫若同志",甚至干脆改成"《十批判书》。"在另一段有关《老子》的引文中,他也如法炮制悄悄做了这样的改动:

  "(钱穆)曾把关于老子的考据辑为《考子辨》专书,由大华书局出版。他费了很多力气拼凑出来的论断,经不起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没有发生过问题的,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认老聃有其人而且曾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原注:《十批判书》,第155页。)话虽不多,已很可以破钱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说。至于《老子》这书的著作年代虽不能最后确定,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显然比钱穆之说更为可信。(原注:《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1-244页。)《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对钱穆是具有照妖镜的作用的,很值得在这里称引:'道统观念很强的人如韩愈,认为老聃是道家的人们所假造出来,想借以压倒孔子的。这是为了争道统,要想维持孔子绝地通天的尊严。'(原注:《十批判书》,第156页。)这正说破了钱穆的心事。"(原注:《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7页)

  我们如果仅读引文,又怎会怀疑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但是如果我们核对原文,发现"经不起轻轻一击"原作"经不起郭沫若同志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原作"郭沫若同志说","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原作"但郭沫若同志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原作"郭沫若同志曾说了一段话",在"很值得在这里称引"之后原来还有一个"他说",又怎会认为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

  余氏后来发现了郭沫若书中的一处无关宏旨的引文小错误(把"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抄成""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是抄错还是异文,待考),如获至宝,为此又写了一篇跋语,一口咬定郭沫若不是粗心,而是公然篡改,如此评论说:"……而且还公然改易文句,正是因为自负是古史'权威',相信读者决不敢怀疑他的论据。即使像我这样怀疑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妄诞至此,所以两次都被瞒过了,可见陈垣论考寻史源的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确颠扑不破。但是史料俱在,学术欺诈终究不能行之久远,我写此节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第130页)

    这段评语,简直就是余氏的自我批判。他自负是"著名学者",读者会被他所布下的"为了存真""文字没有改动""请读者去通读全文"(指《钱穆和考据学》)之虚张声势所吓住,而决不敢怀疑他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他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一开始也被他蒙骗了!他竟然还一再援引陈垣先生的告诫"引书非亲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教训已故沫若先生和读者,套用白先生的话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我写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我们回头再来看正文。

  让我猜得一点也不错,一篇政治宣传文章耳。文中自我辩解说:"我这篇文章有没有学术价值是另一问题,但绝不是政治宣传"(第93页),此地无银三百两罢了,若没有政治宣传的动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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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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