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谈日本和抗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64 次 更新时间:2010-10-04 13: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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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 (进入专栏)  

  

  【吴澧按】这是已故世的黄仁宇先生写于世纪交替之际的文章,收在三联书店2001出版的《关系千万重》一书中。听亲历抗战的黄先生说来,民国时代的中国人,虽然饱尝战乱困苦,仍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民族。黄先生是老派人。斗转星移六十一年之后,他的情怀,已不是今日喝狼奶长大的革命同志和爱国青年所能理解的了。

  

  

  最近几年每逢重要的抗战周年,有如1995年的战事结束五十周年和1997年的卢沟桥事变六十周年,都有朋友邀请参加他们的集会。我都借词推托,原来电话里也难能解释,他们的集会,都有发愤雪耻示威之含义,我如参加,势必表态。朋友们没有想到,在重要的集会表态已不只是私人言论而近于公众之行动。我虽然不反对他们集会的动机,但是既已牵涉上国民外交,应当瞻前顾后,将所有有关因素提出通盘考虑。我的专长在历史,本来应当就所知提供年轻的朋友们参考,但是当中的复杂曲折不可能在群情激昂的集会当头解释得明白。即是今日濡笔临纸,还怕写得不妥当,徒生误解。

  引起中国人群情激昂的最大原因,由于几十年后还有重要的日本官员否定南京屠杀。日军在南京的集体屠杀,有当日国际人士的报导,有日本军人自己所摄的照片,无法否认,只有被害人人数尚在争议之中。估计高的超过三十万,估计低的只称十万。战后东京国际法庭的估计为二十万。但即算以最少数计,杀人逾十万,不可能无高级将领指使。所以当日日军统帅松井石根被列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受吊刑。第六师团在城中奸淫放火,有国际难民委员会的指证,其师团长谷寿夫则经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枪决。其他施虐战犯只能象征式的提出三数人。例如在南京有日本尉级军官二人举行以军刀杀人竞赛,事载东京报纸,战后亦被押在南京枪决。

  其他盟国情形亦复如此。例如美军之在菲律宾巴登半岛被俘者,被押解在酷暑行军。俘虏偶一离队喝饮附近泉水,即被押解之日军当场射杀,美俘称为“死亡行军”,其他残虐情形亦不堪胜计,战后只由军法审判,将当中高级将领如本间雅晴及山下奉文判死刑。

  至于所说日人对发起侵略战争始终无悔过之意,所说不尽确实。我曾在1949年,于役中国驻日代表团,据资深同事道及,终战之后不久,可能为1946年,日本民间拟组织谢罪团前往中国,但谒见代表团团长商震时,彼不仅不予协助,反当场怒骂,至此日人不复提及正式道歉。

  日皇裕仁是否应对战事负责,曾被提出讨论。国际法庭之首席法官魏蒲(Sir William Webb,澳洲人)曾说纵使日皇被迫主战,不能辞其咎。事实上,裕仁于1945年美军登陆后不久访问麦克阿瑟时,曾表示:“我承担我们人民在(这次)战争之中所有政治与军事决策的全部责任,愿受将军所代表之权力的处份。”文载曼彻斯特(Williain Manchester) 所作《麦帅传》。日皇秉性和平,人所共知,他不可能曾批准对华全面作战。因为即在卢沟桥事变两方军事冲突之后,“北支”驻屯军尚曾命令所部停止于保定之线。但东条英机时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时为第五师团长(关东军有三个旅团增援,第五师团来自日本本土)忽视命令将战事扩大。事后二人均列作甲级战犯受刑。在上海方面日本参谋本部即在柳川兵团在杭州湾登陆之后,仍命令军事行动终止于苏州嘉兴之线。攻占南京之命令由松井石根擅发。

  日皇个人性格更可以从以下事件看出:远在1935年即在日方强迫何应钦签订所谓“何梅协定”(“北支”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由参谋长酒井隆操纵)后,裕仁仍在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呈递国书时对蒋私自破例道出:“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载在蒋介石日记。战后酒井经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处死刑。发动太平洋战争时须由日皇公告宣战。现存的纪录表示裕仁曾一再置疑。最后御前会议群情已定,日皇仍拟表示意见,侍从近臣知至此辩说无益,授意阻止,但裕仁表示个人感慨仍即席吟短歌一首,所以日皇权位与其个人实为两途。战前美浓部博士作“天皇机关说”。战后旧本公布新宪法称“天皇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美国研究日本专家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即在他书中写出,此不足为奇,因为历来己是如此。只可见得习惯法不见诸文字,由来有素,明眼人已早看出。

  VJDay〔Victory over Japan Day〕后国人只有极少数主张采取严厉态度对付日本,当中牵涉的理由非只一端。至今尚未为人普遍的注意:中国之对日抗战并未在势均力敌之条件下获胜,而系在万劫不复之环境内苦斗功成。战事开始时之三百余师,实际五花八门,无统一之编制装备战法,无统一之人事经理补给系统。即纠集此等部队于战场仍靠统帅向各省强人劝说,因之凡事仓皇凑合无从作合理之部署。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抗战后期仍称有兵力三百万,只有步枪约一百万枝,其火力不能与日军同日而语。一至国军被驱入内地,全国产钢量始终只有每年约一万吨(今日中国大陆产钢早已超过每年一亿吨)。即步机枪子弹之原料每月三百吨亦赖美机空运输入。制成之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发(包括轻重机枪所用),一般各部队缺员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医药绷带。当汪精卫出走投降之日即蒋之意志亦受损折,载在蒋日记。

  从日方资料看来,作战期间,日军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均因国际关系及全球战略剧变而作罢。迟至1943年蒋尚在其日记中提出,彼已可能无法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即直至1944年犹在自身嘱勉,切勿存“一死报国之念”,可见得此念已涌上彼之心头。又迟至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前夕,中印公路已打通,美国军援已输入,国人估计战事尚需两年结束。以日军玉石俱焚之战法(详下),中国之东南必被彻底破坏,我人亦难保幸存。所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已令人喜出望外,群情实已无心计较惩凶赔款。

  源在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总统即向蒋委员长提及,战后占领日本,中国应取主动地位。但VJDay后国军精锐原拟参加占领者已悉数调往东北。结果参加占领者只象征式地派出宪兵一排。(澳洲犹且派兵一师)。所以进占日本百分之九十由美方负责。当时日本已经过高度之破坏及损害,不仅占领军及军政府所费不贷,数年间民间食物医药燃料尚赖美方维持。况且冷战之端倪一开,美国政策改变为扶日抗苏,当时美国声称中国业经接收日本在华资产已可视作赔款,公平与否,中国本身尚望获得美国接济亦无法置辩。

  当然的,中国之内战随着抗战接踵而至,是对外缺乏外交实力之一大主因。不仅如此,即对处置战犯也不得不带妥协态度。冈村宁次为终战时“支那”派遣军司令官,他在“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任内,因中共动员全民作广泛的游击战,曾执行“三光”政策,亦即在战场内外全部杀光,所有房屋庐舍全部烧光,所有道路桥梁也全部破坏一光。他的行动是否已违反国际公法,至少应受军事裁判。但是因为他在战事结束之后,谨遵蒋委员长命令,指示各部队向蒋派遣之将领解除武装得免于置议,事后以病被遣送回国,最为中共在当时指摘。

  然则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以日本将领在华自由行动如上述东条板垣等事例,冈村所部亦至可肇事。我自己于1945年9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9月9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威权,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所以事在两难之间;不为华北无辜受害之民众伸冤固为心忍,若兹后仍将冈村宁次判罪处刑亦不近人情。

  说到这里我也要提及当日日人处境杌陧,国人各个人对他们同情的原因。读者若非身历体会,至难想及国际战争中失败所附带的惩罚无形之中已及于全国全民。有如中日战争,实际主战的职业军人不说,附和的官僚政客不问,即一般工商界、学术界、艺术界人士很少不感到一生事业尽付流水。苏联在东北掳出战俘包括南满铁路及各处工业之技术人员,他们全部被解往西伯利亚,从此与家属隔绝,生死莫卜。即在中国境内凡日人所经营亦皆视作“敌产”,不问其系在华搜括或自身解囊投资。其人员被遣回国之日,每人只许携带随身衣物及值约美金二十元之现金。以后在占领期间,所有社会经济生活,概受盟总管制。数年之内,日人不得出国旅行,不得购买指定为日本必须出售换取外汇之货品,报纸杂志全受盟总检查,日人不得罢工,集会亦有严格限制,各城市之新式建筑甚少不为盟军征用。出入东京横滨之年轻女子大多数为美国军士之游伴。

  即在1945年末季,日人处境凄惨已经被我们从旁看出。我敢于作见证:此时国军上下对过去敌人同情怜悯的多,始终怀恨者至少。即有南京大屠杀此刻已时过境迁,况且目下为我们指挥下之日军未必即是昔日残虐暴酷之日军。此种心肠出诸文教习惯,亦不待上官指示。旁观者英人威尔逊(Dick Wilson) 即根据此时情景,在他书中赞扬中国人之胸襟宽大。

  1945年至1946年之冬季,驻上海之日军第六十一师团在候船被遣回国之际,奉命做工修理沪杭公路,我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少校参谋莫吟秋负责实地监督并联络。其警卫即由国军第七十一军辎重营派出。(此部队以后亦调往东北,在内战期间全军覆没。)我们深恐两方在数月前尚为死敌,中国士兵及下级军官文教程度亦浅,难免小事争执产生事端。以后看来如此顾虑全不必要,因为彼此身份职责均有共识,即无冲突之内因。有一日傍晚,我巡视至沿海一小镇,闻及七十一军之连长已与日军尉级军官镇中小饮,果然我倚候不久,四人带醉踯躅返队。此时日军为战俘,其装备齐整,国军为战胜者而衣服褴褛。但战俘只有每日给养,无薪给。国军之薪给为数亦有限,只因法币价值较沦陷区伪政府发行之“中储券”为高,尚可购得酒食。而此连长竟以本人薪给招待为彼监视做工之日俘。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我想只有中国之老粗军人,才有此胸襟怀抱。

  所以提及中日关系必须穿插过不同场面与层次。既已概括整个关系尤无法避免当中有令我人感到不堪处。

  英国小说家巴拉德(J.G. Balard)所作《日中的帝国》(Empire of the Sun)曾制为电影,一部份记当日中日两军在上海附近交锋,作者童年的遭遇,书中即盛称日军勇敢,华人怯懦。美国人白甘米尼(David Bergamini)所著《日本帝国之阴谋》 (Japanese Imperial Conspiracy)也称当日他希望日人得胜,因为日本人整洁勤奋,中国人肮脏懒惰。日本人制造机器,中国人只知将之拆烂。美国情报军官海军少将莱顿(Edwin T.Layton)所作回忆录题为《凡事都有我在场》(And I Was There), 书中也提到137年中日军事冲突消息传来他正在东京候车,在车站内即侧耳听及:日人论说彼方毋庸派兵,只遣送一部分童子军已足对付。

  这些还是几十年前旧事,可是近年来日人已主张修改教科书,只称在华为进军,不称侵略战事。重要官员往靖国神社参拜,内有东条英机等人神位。否定或淡化南京屠杀有如上述。不久之前《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访问前七三一部队(日军细菌战部队)之军医。此人提及将中国俘虏以细菌处理后,将其身体解剖,切入肺腑以观成效。当时不用麻醉剂,受害者痛极呼号,但他施用解剖刀如故,不为所动,此等情节读之令人胆战心惊,而说者全无悔恨情调。只称既要作战,即须贯彻到底。如此新闻载在举世瞩目之报纸,中国人应如何表态?即海外华人应作何反应?

  我既作此篇论文,涉及内外上下,即不能将此种情节遗置不问。可是另一方面仍要重申前旨:今逢各种关系丛集之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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