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伟:1945~1950:新中国建国前后担任过“立法大臣”的王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5 次 更新时间:2010-09-14 12: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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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伟 (进入专栏)  

  

  常驻中国的美国律师伍德·洛斯曼先生,可以讲一口比较流利的汉语,也曾在美国著名的常春藤大学里获得过中国历史学士学位。这位在普通美国人眼里当之无愧的“中国通”,其实对中国的知识一直是残缺不全的。在一次会议上,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正在关注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变迁史和相关的法律问题。他很认真地问我,是否知道一个名叫陈绍禹的中国法学家。

  我告诉他,其实,这个陈绍禹还有一个人们更耳熟的名字——王明。王明在中共建国前后,曾经一度担任过新中国的“立法大臣”,官至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正部级),并主持起草过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据中共党史的记载,王明曾经是令毛泽东最伤脑筋的政治对手。

  洛斯曼先生马上按照西方人的思维逻辑提出了问题:“既然如此,为什么毛泽东会让王明担任法制委员会主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呢?”

  我的回答是:其实,在毛泽东看来,这可能恰恰是一个不很重要的职位。

  接下来,我把王明与中国法制有关的故事给洛斯曼先生娓娓道来……

  

  斯大林派来的“海归”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苏制飞机在延安机场缓缓降落。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占领延安后在这里降落的第一架飞机。这架飞机不仅给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他们急需的大功率电报机和重型武器,而且还带来了一个深得斯大林信任并在当时唯一能对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造成直接挑战的人。这个人就是王明。

  王明这次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当天,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以及延安各界群众来到机场欢迎王明。当王明走下飞机时,他看到一片片灰蒙蒙的黄土高坡,看到那些身着粗布衣服、头扎白头巾和面带菜色的欢迎人群。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题为《饮水思源》的欢迎词。毛泽东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王明不是从昆仑上下来的,用今天的话说,他是斯大林从莫斯科派回中国的“海归”。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生于安徽金寨县(现属安徽省六安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从苏联中山大学回国后,曾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翻译。1931年1月,借反对“立三路线”的机会,在米夫的一手策划和扶持下,王明在上海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获取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1931年10月,经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同妻子孟庆树等离开国内,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临行前,他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这是一个在中共历史上极为荒唐和特殊的时期:王明在莫斯科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坐镇指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国内贯彻执行。虽然来自莫斯科的指令并非完全荒唐,但这段历史时期的特点已经为中共革命的历史实践所证实是一条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史称“第一次王明路线”。

  王明身材甚矮。关于他的具体身高,至今没有十分准确的说法,有人说他的身高只有一米五 ?譹?訛。但他的脑壳硕大,颇有演讲才能,常常口若悬河、出口成章、富于雄辩。他的文笔流畅,善于引经据典。特别是,他的俄文表达能力极强,对苏联共产党的经典读本《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史》可以信手拈来、倒背如流。

  在中国共产党人最艰难的岁月里,王明在苏联则尽享殊荣。他不仅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和决策,而且一度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之一。1935年7月,王明作为主席团委员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的名字一样,受到“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很快意识到,莫斯科如果继续因为意识形态而偏袒延安,那么,苏联将无法保证国民党重庆政府对日本人的牵制,从而无法减轻苏联在远东的压力。王明回国前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显然,王明对苏联的意图非常了解。回国后,他就不遗余力地按照共产国际的意图,过分强调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把中国抗战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政府。尽管王明在这个阶段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中共的历史词典中,将其明确称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第二次王明路线”。

  事实上,王明坐镇莫斯科的这几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惨烈的失败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有资料表明,在王明1937年回国之前,他在莫斯科曾对毛泽东十分欣赏并极力推举。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王明回国的目的就是为了与毛泽东争夺中共的领导权,但他的确一度有把自己凌驾于其他中共领导人之上的表现。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很快意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可以独立自主地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吃了很多洋面包的王明则由于其主张明显不符国情而渐渐失宠。1938年9月,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明确表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之日,同时也是王明的政治生涯高峰走上尽头之时。

  前些日子,有一个在延安亲自听过王明演讲的人在《北京日报》撰文回忆说,王明的演讲才能极为出色,而且有即兴发挥的本领。1938年底,有一次王明回到延安,在一次演说中,有人问,为什么毛泽东从来不去重庆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王明幽默地回答说,你们下过中国象棋吗?下棋的时候,双方的老将和老帅是不能直接面对面的,否则棋就“将”死了。这个例子似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王明当时已经明确地承认,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的“第一把手” 。

  中共“七大”之前,毛泽东发动了著名的延安整风。王明派系的地位和影响一落千丈。不过,毛泽东让王明这些人不仅要口服,而且要心服,更需要留下认输的书面证据。他一再要求王明写出检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明确的决议,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书面检查,但王明对此极端抵触。后来,七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泽东在一份指示中写道:“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一听到要他作检查,就推说自己有病。直到王明最后一次去苏联治病一去不复返,他始终没有交出这份检查。

  历史好像和王明开了个玩笑。此前15年,王明曾在六届四中全会后连续两次以中央会议决议的方式强迫在正生病中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自己在负责中共代表团期间犯下的种种罪名。瞿秋白曾于1931年1月7日和1月28日,两次违心地写了检查。

  或许,很多年后,人们可以提出的疑问是:当党内有了分歧和斗争,即便一方的确犯有错误,无论此人是否心悦诚服,是否一定要以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强迫犯错误的一方写出检查?是不是写了书面检查就算载入历史板上钉钉永世不得翻身?悔过这类行为,究竟是出于主观自愿还是需要外力强迫?过去,这是个不容争辩的党内政治原则;今天看来,这大致可以是一个道德法律命题,似乎值得重新认识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表明,检查是不能随便写的。1959年彭德怀写过检查,1966年刘少奇也写过检查,1971年林彪也差点要写检查。估计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点精神紧张过度,他大概预感到,写了检查就要放进档案作为铁证,放进档案就要下台,下了台还可能进班房。所以他干脆携妻带子来了个“仓皇出逃”。不止一个专门研究林彪事件的作者揣测,叶群在动员林彪外逃时,就在用王明作例子:与其在国内坐以待毙,不如像王明那样去苏联当寓公。

  1945年4月,中共“七大”会上,毛泽东出于全局考虑,主张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在“七大”会后,又安排王明担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负责法律研究和起草工作。这样做大概既可以不激怒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又避免王明将来有机会东山再起。这个安排基本反映毛泽东的用心和王明的处境。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法律工作既不属紧要又不紧急,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职务大致属于一个可有可无的“冷板凳”。

  

  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废除伪法统”的说法。“废除伪法统”一说,言辞精悍,出自中共最高领袖之口,如同“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一样,当时充满了战争和革命的壮志豪情。

  有一个未经最后证实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其实最开始并没有对所谓“伪法统”的问题引起高度关注。但是因为蒋介石在1949年的新年文告中第一次提出了“维持法统”的谈判条件。共产党才忽然意识到新中国建国后还有一个旧法统问题需要解决。照此说法,“废除伪法统”似乎是个意外的收获。

  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于1949年2月22日发出《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的中央文件。长期以来,包括许多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在内,都未必知道这个中央文件是谁起草的。

  有人考证,经查阅历史档案和当年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回忆,这个文件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的王明起草的。

  从中共“七大”之后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一段时间里,王明一直担任法律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身在其位,他开始对法律问题进行学习和研究。这份文件由他起草,至少属于正常职责范围。从这个文件的内容看,它与王明一贯地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对资产阶级法律进行思想批判的刻板文风基本一致,表现了他擅长意识形态教条但又忽略中国实际情况以及灵活把握原则的一贯特点。

  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示各解放区“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作为依据”。这个文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称:《六法全书》是“反动法律”,是“保护地主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镇压和束缚群众的武器”;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不能“采用国民党反动的旧法律”。这个文件,不仅要求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司法机关应当经常”对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一切反动法律法令持“蔑视和批判”态度,还进一步扩大为要求对“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即“一般资产阶级法律”,持同样的“蔑视和批判”态度。

  不过,有一个不能简单回避的事实是,在八年抗战期间,直到发出这个文件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的政权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实施过《六法全书》,并以它作为刑事、民事的办案依据,可见,这套法律制度在共产党内已经产生影响。针对这种影响,该文件特别指出,要“彻底粉碎那些学过旧法律而食古不化的人的错误和有害的思想”,“消除旧司法人员炫耀《六法全书》、自高自大的恶劣现象”。

  这个文件,对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曾在各根据地把《六法全书》作为处理刑事民事问题的办案依据说成是“一时的策略上的行动”,大致符合情理。但是为了表达对《六法全书》全盘否定的态度,文件中的另一段补充解释似乎有些画蛇添足:“在反动统治下我们也常常利用反动法律中个别有利于群众的条款来保护和争取群众的利益,并向群众揭露反动法律的本质上的反动性,无疑这样做是正确的。”

  显然,王明起草的这个文件中,把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初由于政治需要对《六法全书》的批判和否定,用比较情绪化的言辞,发挥得更加左倾和偏激。

  需要引起史学家重视的,是周恩来在审阅这个文件时曾写下的一段充满个性化的批示:“对于旧法律条文,在新民主主义的法律精神下,还可以批判地个别地采用和修改一些,而不是基本采用,这对今后司法工作仍然需要。此点请王明同志加以增补。” ?譹?訛周恩来的批示,虽然没有改变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不过,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周恩来和王明在思想倾向上的区别:对《六法全书》,周恩来侧重于“今后司法工作仍然需要”,王明则侧重于“蔑视和批判”。

  此时的毛泽东,正忙于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局,估计根本顾不上对这个法律文件从思想与理论上细加斟酌。从文件修改的情况看,他只作了几处无关紧要的文字上的改动,就于当天批发了这个文件,并用电文发往各中央局和各前委。

  北京学者纪坡民(前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之子)认为,王明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毛泽东“废除伪法统”的这句话,变成了明确地指为《六法全书》。纪先生认为,实际上,在毛泽东当年的笔下,“废除伪法统”这句话,其“伪法统”究属何指并不明确。毛泽东说的“伪法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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