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炜敏：王明被人下毒？拨开中共党史“第一谎言”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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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炜敏：王明被人下毒？拨开中共党史“第一谎言”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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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炜敏

　　
　　丁晓平，诗人，作家，学者，文学编辑。1971年6月出生于安徽怀宁。1990年12月入伍。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曾就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研究生学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供职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探索文学、历史、学术的跨界和跨文体写作，在海内外30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歌词、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文艺评论作品，著述400余万字。
　　主要著作：历史文学《五四运动：历史的现场和真相》《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毛泽东的亲情世界》《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感动中国：与毛泽东接触的国际抗日友人》《记者之王：埃德加•斯诺在中国》《解谜〈毛泽东自传〉》，20集电视文学剧本《红星照耀中国》(斯诺传奇)，报告文学集《大路朝东》等。有多部作品在台湾、香港地区和韩国出版。
　　主编校订作品：《毛泽东自传》、连环画《少年毛泽东》和开国领袖印象丛书(《毛泽东印象》《周恩来印象》《邓小平印象》)等。
　　事发于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王明中毒事件”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谜案。由于缺乏第一手文献资料，事件的真相一直隐藏在历史迷雾中，也被许多别有用心的人用作攻击共产党、攻击毛泽东的依据。军旅作家丁晓平以新发现的尘封70年、流落民间的历史档案为证据，抢救性地采访健在的多位亲历者和当事人，以严谨求实的态度、苍劲简洁的叙事，拨开迷雾，解密历史，还原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戳穿了长期以来歪曲丑化中共党史的第一谎言。
　　近日，长篇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审核通过后，作为向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的献礼之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周三上午，记者通过电话和邮件采访了知名红色传记作家、学者丁晓平先生。他向记者讲述了他是如何用四年业余时间来完成搜集证据、还原历史的，以及此书的成书过程。
　　王明遗著《中共五十年》自1975年出版以来，被许多境外出版物引用，成为敌视中国及丑化中国共产党和诋毁毛泽东的新闻噱头，至今仍一边倒地被复制、贩卖和炒作；丁晓平在民间收藏家手中发现了难得的文献史料；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将王明之子王丹之赠给他的王明夫妇保存的有关“王明中毒事件”的史料贡献出来，从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在写作《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之前，丁晓平就因著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解谜〈毛泽东自传〉》和编校《毛泽东自传》等图书，在读者群中颇有影响。他的这些经历，也对写作此书，奠基了有利的基础。“我是一名编辑，因为工作原因和兴趣，自2001年开始进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生平的研究，并进行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采访创作，尽管有些收获，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但我不是党史专家，我只是做了一点自己喜欢做也值得去做的事情。”丁晓平的研究大多出自兴趣，或许正是因为没有专业身份的束缚，也没有学术界的条条框框，反而更利于他的创作。“十年前，当我看到王明197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遗著《中共五十年》时，很是震惊。”在《中共五十年》中，王明任意曲解历史、颠倒是非，骇人听闻地指出1943年发生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是中共中央、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使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和主治医生金茂岳“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这本书自1975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以来，被许多境外出版物引用，成为敌视中国及丑化歪曲中国共产党和诋毁污蔑毛泽东的新闻噱头。“这本书在境外出版后，西方的一些人就大量地进行引用，至今仍一边倒地在出版物中复制、贩卖和炒作。”
　　由于史料的缺乏，一些党史研究的专业机构和专家们多年来找不出足够的证据来驳斥王明的荒谬言论和境外以讹传讹的谣言。“当年的护病记录和专家会诊讨论等病历都被王明带到了苏联，另一部分的会诊医疗诊断和审查记录则被延安整风时期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秘藏后流落民间。”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四年前。当时因丁晓平编校《毛泽东自传》和著述《解谜〈毛泽东自传〉》，在收藏界掀起了一股红色收藏热。“一些红色藏品的收藏家辗转联系到我，希望我能为他们手中的藏品进行鉴定或做点宣传。”赵景忠就通过国家图书馆善本馆的研究员黄霞找到了丁晓平，丁晓平在他的手中看到了这些难得的文献史料。
　　据丁晓平介绍，赵景忠收藏的这些史料是从一位名叫黄楚三的老人手中购得。黄楚三曾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参加过红军长征。国共合作时期，黄楚三离开延安到南方工作，之后因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世纪80年代，黄楚三辗转认识了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康生自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就没有将这批文献上交中共中央，而是藏于自己手中。“或许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曹轶欧就将这批文献转手给黄楚三，致使这批尘封70年的珍贵史料至今还流落在民间。”而以卖旧书谋生的赵景忠在和黄楚三结识之后，感觉特别投缘，成为莫逆之交。黄去世后，这些资料又到了赵的手中。但丁晓平谨慎地表示：“上述情况都是收藏者口述的，是否准确现在已无法考证。”
　　这些资料一共14份，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撰写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经过情形的报告》和主管医生金茂岳写给康生并转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以及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等医学记录。丁晓平见到这些资料，并认真阅读研究后，大喜过望。“从里面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这些文献资料完全是真实的，而非伪造的。”丁晓平介绍，这些资料涉及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层、中央医院、延安医疗医药状况等情况，还涉及大量医疗术语，“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发言、态度都不同，这都是难以作伪的”。从一处处小细节上，丁晓平断定了这份资料的真实性。
　　2009年，丁晓平的研究成果《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刊登在《党史博览》第12期上。文章刊登之后，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找到了丁晓平。郭德宏是研究王明的专家，很多史料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见面中，鉴于对此事的深入思考，丁晓平提出要写作一部《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专著，得到了郭德宏的大力支持。郭德宏还将前些年王明之子王丹之赠给他的王明夫妇保存的有关“王明中毒事件”的史料贡献出来，希望丁晓平能在此事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郭教授提供的这6份史料和此前我发现的14份史料结合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向我们揭示了当年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
　　为了反驳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歪曲污蔑之词，中央档案馆曾于上世纪80年代派工作人员访问过金茂岳和黄树则，并在《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上刊登了《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这是党史研究部门对于“王明中毒事件”所做的唯一记录，此外再也没有其他第一手资料了。当年王明住院期间的主管医生金茂岳的女儿金星也联系到了丁晓平。“金星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对‘中毒事件’真相的追查，看到我的文章后，她跟我说她的心中就像是‘有一枚炸弹突然引爆了一样’。”当年王明在延安闹出所谓的“中毒事件”之后，金茂岳即被中央社会部关押，几十年来的冤屈一直没有洗清。为了洗清父亲的冤屈，金星也一直在寻找证据，当她在丁晓平手中看到这些史料后，终于看到父亲是清白的。随后，在她的介绍帮助下，丁晓平又采访到了原延安中央医院护理部主任郁彬、曾任王明特护的原中央医院护士李坚，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延安整风时期曾参与审查金茂岳的凌云等多位当事人和见证者，完成了证人证言的调查工作。“经过我们多方走访，加之当年的文献资料，我们终于可以完整地还原历史的真实。”
　　一系列变动标志着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定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王明正式从中共中央高层位置上跌落下来；躺在杨家岭窑洞中的王明不甘寂寞，一手炮制出“中毒事件”，指认中共中央有人通过金茂岳要害他；王明孟庆树夫妇所谓的“中毒事件”根本是子虚乌有，他将一起简单的医疗事件扩大为政治事件
　　丁晓平介绍，“王明中毒事件”是王明在20世纪40年代中共党内高层在批判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斗争时，大权旁落，内心失落，所炮制的一起莫须有的政治事件。
　　1943年3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书记由七人缩减为三人，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不再担任书记处书记。这一系列变动标志着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定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王明正式从中共中央高层位置上跌落下来。“这对王明打击十分大。”当时，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中共中央要用1943年4月3日至1944年4月3日整整一年的时间，在组织上进行清党。审干工作在康生的一手操纵下，大搞“逼供信”，一下子扩大化为“抢救运动”，延安满城风雨，人人自危。躺在杨家岭窑洞中的王明不甘寂寞，借机一手炮制出“中毒事件”，指认中共中央有人通过金茂岳要害他。“王明生病住院的事情发生在1941年至1942年间，他在1943年提出‘中毒’和蓄意谋害的谣言，本身就是十分可笑的。”因此，当时的生病住院现场和病历都已经不存在，再次会诊也只能依据当年的病历进行，是属于回顾性的病历讨论。“而当时正处于‘抢救运动’高潮，工作上确实出现了偏差，中央医院也抓出许多这种‘特务’。
　　如果从科学角度来审视“汞中毒”这件事情，丁晓平介绍，依据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和水平，根本无法判断是否是“汞中毒”。据有关专家说，时至今日“北京也只有少数几家医院能确诊汞中毒”。而在会诊中，王明的尿检中也仅仅只有两次检查到有汞排出。“但尿里有汞，并不能证明就是汞中毒”。特别是在1943年8月《王明同志现病临时诊断和今后治疗初步意见》的扉页上写有两点声明，说明王明的病在“边区的现有条件下，只能做了些理学的部分化学的检查，诊断多凭藉临床，故暂作临时诊断。”“因为检查小便的结果，在血液化验中，有两次发现有汞，至于现在体内有汞多少，使汞如何迅速排出，尚未研究出来。我们对于慢性汞中毒，全都没有经验，在医学书籍上(延安现有医学者)也没有很具体很详细的说明。”
　　根据资料，丁晓平详细介绍了王明住院治疗的过程。
　　1941年10月，由于突发心脏病，王明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住院后，中共中央派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去看望王明。由于当时延安伤寒大爆发，导致内科人手不够，因此李富春选派中央医院外科和妇产科主任金茂岳担任王明的主治医生。住院期间，王明出现扁桃腺发炎，对症下药，金茂岳开出了一种名为Streptocide的磺胺类消炎药。“这种药在当时延安十分罕见，也很贵重。”由于王明体质问题，在服用此种药的过程中，发生了药物反应，导致肝胆出现疾病，突发卡塔尔性黄疸。“针对便秘和黄疸，金茂岳等医生采取了当时内科学比较流行和稳妥的治疗方法———清泄。饮食要清淡，并服用药物甘汞。”甘汞在医药中常用作泻剂和利尿剂，在服用甘汞之后，王明肝区疼痛减轻，黄疸也减少了，治疗效果不错。
　　好转之后，金茂岳让王明停用甘汞。但这件事情他只告诉了白班护士，白班护士没有通知夜班护士，而且甘汞又是放在王明的窑洞里，接班的夜班护士按部就班，按照药方来配药发药，王明出现了疼痛、发烧、口腔发炎等状况。而当年会诊作出王明所谓“汞中毒”的结论，完全是在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审干“抢救”阶段作出的，并不客观。再加上临床医学证据不足、检验技术条件落后的条件下，参加会诊的医疗专家都没有从正面论述汞中毒的药理和病理情况。更重要的是“王明一直在那里闹，中央也没有办法，得有一个交代”。因此，作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而王明却抓住这一点，咬定有人要给他“下毒”。对于这一事件，丁晓平采访了时任中央医院总护士长、参与过王明护理工作的郁彬。郁彬介绍，金茂岳开的甘汞剂量是正常的，不会损坏身体健康，只是服用的时间长了些，但并没有超过日服最大剂量，属于工作疏忽。“了解了事情的前后经过，我们也可以看出，针对王明的中毒事件根本是子虚乌有，他将一起简单的医疗事故扩大为政治事件。”丁晓平总结。
　　《中共五十年》中，王明一直称是毛泽东指使人给他下毒。丁晓平介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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