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 :道德平等与待遇平等:试探平等概念的二元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0 次 更新时间:2010-08-18 15: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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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 (进入专栏)  

  

  一、 前言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里,平等是一个相当古老、也相当基础性的议题。古典政治哲学和基督教传统,均注意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也根据各自的内在逻辑,对平等概念的意思有所发挥、对平等的价值有所肯定。不过,要到近代、尤其是十八世纪以后的西欧,平等才真正成为一项完整而强大的核心政治价值,有关它的讨论也益发兴盛。

  但是平等概念究竟应该如何了解?它的诉求究竟是甚么?平等又牵涉到甚么一些问题?历来的讨论,在这几方面可以说有如乱麻,不容易理出头绪。有见于平等概念的内在复杂程度,往往干扰到今人对于它的认知与评价,对它的结构加以整理,是有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意义的。

  本文的主旨不在于细数排比有关平等的各类观点,而在于整理出平等概念的一项或可归于结构的特色。本文企图显示,平等的主张,必然呈现一种二元的结构:一方面,主张平等,需要肯定所有适用者的道德平等;另一方面,主张平等,还需要根据这种道德层面的状态,判断在实际社会生活里,人应该受到甚么样的待遇,才算满足了平等的要求。2作为一项道德价值,平等业已获得了相当普遍的认可,虽然其理由还常见争论;但是它的实质要求,却始终会是聚讼的焦点。

  平等概念的历史面向与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这个二元特色来整理和叙述。本文因此拟先就它的思想史,略做简要的探索与综合。这个二元结构在历史上的出现与转化过程,尤其是道德平等如何克服自然与社会的等级身分而终告成形、它又如何经由公民身分构成待遇平等的动力,值得我们有所了解。3

  其次,在概念层次,这种二元结构的内容,需要加以说明。平等问题所涉及的面向很广,可以从不同的应用范围来设法理解;例如法律的平等、经济的平等、社会的平等、政治的平等,所要求的并不是同样的东西。它与其它政治价值──例如自由、正义、公共利益、效率等等──的关系也至为复杂,不能下简单的定论。这些问题,与本文的主旨无关。相反,我们拟参考当代英语政治哲学的一些文献,集中讨论平等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几个概念性问题,以资说明道德的平等与待遇平等的分辨为甚么有其理论上的必要,以及根据这些理据,待遇平等的问题结构,如何逐渐将“平等”问题转化成“公平”的问题。

  

  二、平等概念的思想史

  

  我们常有一种印象,认为平等乃是一项特属于现代世界的价值;在前现代的社会里,突出某种族群、性别、等级或身分的差异,表现为各种差别待遇,才是普遍的基本态度。这个印象不算完全准确,不过却也并不失真。前现代的世界观,比较重视个人身上的某些自然、社会属性,常常根据这类属性在人与人之间有所区辨。但是在前现代的思维中,并不是没有普遍性的诉求,以及因此取得的普遍身分、普遍人性的想法。从差异和特殊性向普遍性的移动,影响平等概念的发展甚巨,值得作为以下论述的架构。

  古典思维 在前现代时期的西方,平等并不是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价值。亚里斯多德的公式“一样的东西一样对待,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对待”(Politics, III, ix, 1280a),是古典时期的基本态度;这个说法不是不可能具有平等主义的涵蕴,但在古典世界,由于人身上的某些差别往往被赋予绝对的意义,人们明显并不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自然不能受到“一样”的对待。古典思想对人的差别性了解,大致上以人性在质方面的差别为本。例如柏拉图说到人性中有贵贱不同金属的成份,决定了每个人的适宜职位(Republic, III, 415);例如亚里斯多德提到男与女、自由人与奴隶、人与动物,各自都有其本性的差异(Politics, I, v, 1254b),从而涵蕴着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德性,也就涵蕴着不同地位、不同待遇的必要。

  不过这类观点的存在,并不代表希腊人没有平等的概念。至少在两个意义上,希腊人肯定平等:一是法律之前的平等、一是公民地位的平等。虽然后者局限于身为雅典人、家长的少数人,前者却具备高度的普遍性。后面我们会见到,这两个意义下的平等概念,即使仍受制于某些特殊性,已经呈现了二元结构的雏形,对于后代平等概念的发达影响相当大。

  斯多亚学派 亚里斯多德身后,希腊的城邦时代结束。随着马其顿、罗马等新势力先后横扫整个希腊世界,一种超越城邦的普遍人性与普遍秩序的观念逐渐浮现,斯多亚学派堪为代表。斯多亚学派有关理性的自然法、以及人类均具备内在理性、可以认识自然法等等想法,将人带到一个以普遍性为突出特征的层面上,从而人“在一种做为人的意义上是平等的”的想法,逐渐成形,摆脱了原先以生物、社会、阶级、地域等因素为主的特殊身分决定论。这种发展,对西方世界平等概念的发展具有莫大的意义,可以说是在道德上肯定人皆平等的滥觞,不过它并没有立即直接产生制度平等的要求。由于斯多亚学派强调这种平等属于人的内在人格,相对贬抑外在身分、位置、与财富的道德意义,所以制度上的平等显得并不重要。值得强调的是,后代一些肯定道德平等的论述,也多少延续了这种基本态度,不以为道德平等与某些明显的制度性歧视会有抵触。

  基督教 论者常指出,平等观念的兴起与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基督教居功厥伟。基督教强调个人与神的直接关系、又强调所有人等在神里面的团契合一,因此它的社会观以“绝对的个人主义”和“绝对的普世主义”为特色,自然会发展出明确的平等思想。不过也有论者指出,由于基督教思想以神为中心的取向使然,它所认识的平等观念,“完全是在上帝面前和在上帝里面的平等”。由于基督教平等的参考点是神,所以不同于斯多亚学派,这种平等并不是一种所有的人“自然”拥有的权利。严格说来,它先是一种所有人与神同样疏离的有罪状态,是消极的平等;而积极意义下的平等,也就是分享救恩的平等,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保证的。这种平等观,虽然确定了救恩所带来的终极价值(救赎)是平等分配的,但是救恩本身的分配、以及从救恩到终极救赎的过程中间涉及的遭遇与因素,是否也是平等的呢?基督教神的超越性与“他者”性,排除了这种可能。于是,人在有罪、以及享受到的救恩两方面虽是平等的,但是救恩并没有保证、人也不会在平等的条件之下追求救恩。

  由于这种思路的作用,基督教视人在神的面前一律平等的想法,虽然对于后世影响极大,可是基督教对于现世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平等,并未经常地提出积极的取消或变革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初起,即已体现了道德平等与待遇平等的分歧。这类属于尘世的不平等,或许被视为不在宗教领域之内,不是平等概念所需关切的问题;又或许被视为神意的表现,乃是神自有其用意的安排。4在后面这个思路之下,不平等甚至可以取得正面的含意,认为各种社会位置的差异与分化,反映了神意对于一个有机复杂社会和多层次宇宙的构想,涉及了秩序的形成与维护,其中自有深意。这种有机的、等级的模型,乃是中世纪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5

  中世纪与近代初期 进入中世纪以后,兴起了所谓的有机秩序观和等级秩序观6,便均无须费词于人的天生平等或者不平等,依然可以径行肯定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而指出个人身上的任何普遍特色,也无碍于得出不平等的结论。有机秩序观将社会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各类人等在其中发挥不同的功能,完成整个有机体的健全运作,一如人体四肢与各类器官各司其职,保障整个身体的健康与活动。例如一个常见的说法认为,教士有如灵魂、国君有如头脑、法官有如眼耳舌头、官吏和军人有如手、农民则有如脚。这种功能的分化,自然涵蕴着各项职能之间在地位上与待遇上的不平等。

  等级秩序观则应用“万有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的学说,将宇宙秩序(其中包含社会秩序)划分为众多等级,而各个由等级所组成的系统,彼此之间又对称呼应。天上有着由神与各级天使组成的等级系统、空中有着由太阳与各级星球组成的等级系统、自然界有着由狮子为首的动物等级系统、人间也有着由国君以下各级身分人等所组成的等级系统。等级系统的维持,保证了系统本身的稳定和谐。这种等级制度,同样涵蕴着不平等的身分、地位与待遇,也说明了这种不平等在甚么意义上是合理的。

  自然法思惟 不过,随着个人身分的进一步抽离、进一步个人主义化,这类关于社会的整体主义观点逐渐失势。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恢复了人在基督教支配之前的自主与尊严地位;宗教改革则强调所有的信徒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自然法理论宣扬自然状态里人的平等和善良;新兴的机械原子科学观,也有助于个人地位的抽离。这些想法,共同促成了关于个人的优先、独特与平等的思想,相对也就急遽降低了社会关系决定个人身分与地位的程度。这整套发展,最后演变成相当完整的个人平等理论。

  但是这种关于个人平等的论述,由于明确突出了个人在进入社会之前、纯粹人格意义上的平等,也就必须明确地指认道德人∕道德平等与社会人∕社会(不)平等之间的截然二元性格。在当时,这种二元性表现在平等论述均局限在人的“自然”平等、以及“自然权利”的平等,其它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不)平等,往往被视为体制正当性的一个附属部份,比较不是思想家讨论的主要焦点。换言之,从道德或者自然平等推导出来的实质平等,还极为有限。

  霍布斯、洛克都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霍布斯强调人在自然状态中间的事实平等──伤害他人能力的平等、以及欲望的平等──以及从这种事实平等所导出的自然权利的平等(Leviathan, xii 1-3)。由这种事实和权利的平等,自然法要求所有的人都以平等相互对待。(xv 21)到了建立政治秩序之后,由于各类经济、社会生活可以平顺进行,地位、财富等方面的不平等的存在乃是事实,不过既然所有的权利都让渡给了主权者,任何不平等都可以说由主权者所造成,因此在主权者眼里是没有本身意义的。在主权者眼里,也就是在法律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一样地没有权利的。换言之,霍布斯肯定了人的天生平等与政治属民身分的平等,但是其它方面的(不)平等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

  到了洛克,一方面,他肯定所有人的天生平等(Second Treatise, § 4),但是他也明确将这种平等局限于政治关系,即他所谓的“彼此的管辖与支配权力都是平等的”,却容许能力、德性、社会地位和财产的不平等(§ 54)。在这中间,洛克不认为有矛盾之处。那是因为在洛克否定他人对自己的“管辖和支配”权利之背后,另有一套“人是自己的拥有者”(self-ownership)的个体观: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尤其是对于自己的劳动力及其果实,有主动的使用、支配与处理的权利,不容他人干涉。每个人在这方面的权利,天生(自然)是一样的。可是后天在社会里的生活,由于这种“拥有权”使用的好坏高下,借着货币制度形成积累效果,遂造成了财产的不平等。另外,有些人并不具备或者放弃了独立处置自己的权利,遂连政治权利也无法行使,例如家里的妇女、仆佣。儿童尚未具备这种自我拥有的能力,自然也就难以避免家长权的约束。这些情况里,甚至政治权利──参与政治的机会──也不是普遍的,正如当日英国的实际情况所示。

  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开始,平等不再只是哲学家笔下的论述,逐渐成为针对大众的诉求。两份当时的革命文件──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再度复制了上述关于平等的二元论述,既包括其中平等的要求,也包括对于不平等的宽容。两份宣言具有划时代的地位,都开宗明义地宣示人的“生来平等”,也都在相当程度上赋予公民在法律与政治地位、权利上的平等(女性、非白人例外)。不过,关于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两份文件保持缄默。当时的人普遍认为,财富的不平均,不仅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有害于政治共同体的凝聚与稳定。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人与人之间能力的差异、对于由此导致的社会等级差异,又表示迹近绝对的坚持,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础。7

  卢梭的思想,为平等的这种歧义提供了经典的陈述。在1755年出版的《不平等起源论》中,他讴歌原始状态中人的自然平等,痛诋冶金技术与农业的发展带来分工制度与私有制,形成贫富悬殊,进而造成强者倨傲与弱者卑贱的对比,荼毒人性尊严。文明的这种发展,最后借着欺骗性的契约,形成专制的政治制度,供强者、富有者保护一己利益之用。不过对这种欺骗性的契约的揭发,似乎只属于卢梭的社会分析。到了他进行政治分析的时候,却又寄望于真正的社会契约。于是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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