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

——回顾韦伯的《学术与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7 次 更新时间:2019-07-23 23: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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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 (进入专栏)  

   来源 |《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41期

   “道德进步”是一个牵涉深广的议题,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于历史、社会、人性的理解,关系到人类道德意识的演变,并且由于其起源、发展与历史作用十分复杂,更是思想史本身的一个难有定论的悬案。不过在当代,“道德”与“进步”均属于古僻字眼,罕见讨论。《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的出版,以“暴力之减少”为“进步”的标准,企图展示这个意义下的道德进步乃是人类五千年以来的历史趋势,结果让这个沉寂了许久的议题再度受到注意。在这本书的启发之下,我借著书评的形式,在《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40期略谈为什么“道德进步”值得进一步关注。书评发表之后,《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组织了一次座谈,邀请几位学界同道检讨这个议题的多个面向。他们的观点与意见,将在本期刊物发表,读者可以阅读参考。以下则是笔者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重读笔者前一期的书评,除了发现种种不足之外,也发现文中涉及的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索与阐发,那就是“道德”与“受苦”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在我的理解中,二者之间关系的建立,正是一个“道德意识”转变的明确而生动的例子;换言之,在某些道德意识的架构中,道德并不很关心受苦这件事;道德关注受苦,乃是道德意识变化的结果。这个转变的意义,似乎需要再加以铺陈。

   平克全书有一个核心论点谓:暴力的减少,乃是“关于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代表着道德进步。在书评的第五节,我曾这样发挥这个论点:

   “暴力的减少”之所以构成“关于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因为我们开始看重暴力所制造的痛苦,并且认为其消除具有很高甚至于绝对的必要。减少暴力、减少痛苦,不只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趋势,而且在人们的道德意识之中缓缓取得了愈来愈核心的地位,人们认为减少暴力与痛苦是对的、好的、很重要的。平克在书里显示,这种态度与情感在历史上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很近代(十八世纪)才浮现的新现象。

   在这里,我诉诸“道德意识的改变”,是因为我希望追问一个平克并没有正面处理的问题,却也是道德哲学必须追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暴力的减少构成了“道德进步”?那岂不是因为,在人们的道德意识中,减少暴力(以及相应的减少受苦)乃是道德所关注的一个核心价值吗?那么,道德意识的这种核心价值有什么蕴涵,这种核心价值对道德意识的内容造成了什么改变,显然是值得我们去挖掘的。

   为了找到合适的字眼描述这种“道德意识”,我借用了泰勒分析“现代人的道德世界”时的某些说法。在他针对我们与他人关系这一道德轴线 的描述中,他指出现代人的道德思考1. 肯定了个人的自由、自主、自我发展,2. 强调减轻苦难与增加福祉的重大意义,也3. 突出“日常生活”才是道德生活的核心。针对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暴力的减少构成了道德进步),我发展泰勒的想法,强调若是想指认“减少痛苦”确能构成道德进步的理由,则我们的道德意识必需包含两项变化:“道德的平等化”与“道德的日常化”。我的考虑是,减少暴力与苦痛之所以构成道德进步,需要我们先设定道德的核心关怀并不是彼岸世界、不是修齐治平、不是美好人生,而是在于日常生活中的苦痛之存在与其舒缓减轻。这种关怀表现在现代人道德思考所依据的原则上,即确实肯定了平等、肯定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利害得失的道德意义。泰勒的“减少受苦”,明显属于日常生活中的苦痛,需要与“肯定日常生活”放在一起理解。

   但是为什么日常的(或说平凡的)苦痛之减少具有这么高的道德优先性?在一般意义上,苦痛当然是负面的价值;这是平克的基本假定,也是启蒙运动主流与效益主义传统不证自明的前提,更是一般人的常识。但是苦痛与道德之间的相关性似乎仍然需要说明。我们知道,某些道德哲学家例如斯多亚学派、在一般理解之下的康德、以及以尼采为代表的菁英(英雄)伦理学,便不见得会认为受苦与道德有很直接的关系,其舒缓减少也并没有明显的道德意义。而一向居道德哲学主流的至善论(包括儒家在内)、本务论、或者各类强调彼岸救赎的宗教伦理,多数都不很在意日常的平凡苦痛,更不会强调其道德意义。受苦当然不好;但是若要说明受苦在道德意义上也是不好的,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

   在此,我不准备正面探讨这个问题。不过由于“受苦”这件事带有几个面向,因此以“受苦”为焦点的道德意识,也会显示几个特色,可以更鲜明地凸显我们道德意识的变化。我想对这几个面向稍做探讨。

   首先,用“受苦”作为道德考量的焦点,最能够带出“道德观点”(the moral point of view)的普遍性格,也最能够表现道德这件事的平等要求。辛格曾经论证谓,受苦的可能性(他称为“感知苦痛的能力”)乃是一个东西是否具有“利益”可言的前提。而道德考量,在最基本的层次上,乃是以利益为门槛的:一个东西如果没有利益可言,即不属于道德关注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所考量的利益,显然涵盖很广,具有最大的适用范围(范围之外的事物没有“受苦”可言),最不会因为阶级、性别、宗教、种族、能力、物种或者其他区分而受到局限。道德考量范围的逐渐扩大,与道德意识以“受苦”这件事作为道德考量的焦点,是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的。

   其次,关注于受苦的道德思考,跟一般着眼于“道德成就”(广义的修身成德)的道德思路不同,涉及了“应得”与“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一部份的受苦情况,确实可以追问当事人是不是无辜的;更有一部份情况,是可以追究责任的。受苦牵涉到了“应得”与否,以及责任的归属,也就是需要一套规范伦理学来帮我们判断这些问题。

   无庸赘言,在很多情况里,受苦并不代表受苦者受到了伤害。例如医生对病人往往会造成苦痛,但这种医疗行为当然不构成伤害,反而是有利于受苦者的。此外,苦痛不一定能有人负责。即使在造成了严重伤害的受苦情况里,有时候“无辜”、“应得”的问题却完全无法提出,例如天灾地变的受害者所承受的苦痛虽然很严重,但是“无辜”、“应得”的概念完全不适用,责任也只间接地适用于承担事前的预防与事后的补救责任的人(例如政府),直接肇因者(自然界)本身无所谓责任。

   但撇开这些情况不论,受苦往往涉及当事者的是否应得、以及他人是否有责任,追问这些问题,为道德意识提供了权利、责任、以及正义的概念,这些都促使道德思考超出了成圣成贤的至善论架构,追求某种独立于美好人生概念的规范理论。现代社会的公共伦理,基础似乎只能在此求。

   第三,也是我觉得很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面向,就是“受苦”这个事实展现了受苦者“会受到伤害”(vulnerability)这个性格──毕竟,“受苦”与“会受到伤害”原本即是延续的同一件事。一旦道德意识以受苦为焦点,一切受苦者共通的脆弱性质、特色也会跟着进入我们的道德意识。受苦的可能性,奠立在一件明显的事实上:一切有生之物(包括所有的人类与动物)都是脆弱无助、能力有限、随时会受到伤害的。生物性与动物性凝聚在肉体之上,完全体现了这种脆弱无助、逃不开伤害的处境;“动情”则是在感情上脆弱与“会受到伤害”的证明。(也许只有基督教与佛教的神才能自外于这种命运;不过他们也有怜悯心,这种牵挂势必会导致受伤。)这个事实极为明显无可争议,如果道德思考没有考虑到它,反而令人觉得意外。可是很多道德理论,所想像的(人类)道德主体,却正好忽视、鄙视、或者试图克服、摆脱这种与生具来的生物的、动物的身体因素,寄道德希望于理性、意志、信仰的献身、养浩然之气、勇敢坚毅的性格、权力意志(超人)、圣人等等。它们假定,克服人间混乱无理的情绪与欲求,才能躲开苦痛的侵袭与骚扰。但是这种主观的努力,正好不愿意设想,一个生命,既然必然受制于残疾、病痛、老化,既然生理的需求注定不能一劳永逸地满足,既然身体的各项功能经常退化、失调、败坏,既然各种欲求与情绪的骚扰不断,既然情感的波动有如海上波涛、有如风中的树枝一般无法静止:这样的生命,从道德角度来看应该是什么面貌?这些道德理论认为“道德”旨在帮助人进入一种独立、掌握了己身意志、不为情欲、身体与外在命运所左右的自主状态;进入这种状态,是道德所要求的义务,也是一项道德意义上的成就。但若生命的真相反而接近上面的简单描绘,道德理论该如何把这些真相纳入考量呢?其内容应该包含着什么样的关怀与要求呢?

   这样看来,一些道德理论,由于寄希望于道德圣人、道德能人、道德强人,忘记了“具体生命本身原是脆弱而本质上就随时会受伤害的”,结果忽略了无处不在的人间苦痛,贬抑了苦痛的道德意义,阻碍了同情怜悯之情的发展,甚至于由于苦痛反映着受苦者的脆弱无助,会发展出各种对于受苦者的鄙视。更进一步,由于多数的苦痛来自生物性、动物性所带来的制约,这些生命的基本状态经由文化成见的建构,往往表现在肤色、性别、性倾向、尤其是年龄等范畴的某些特色上,会演变成严重的歧视与压迫。相对于此,另外一些人,着迷于上述居然摆脱了生物性、动物性的道德主体,取为理想的自我形象,以为自己真是摆脱了“本质”局限的绝对自由人,则产生了各种菁英意识,甚至于演变成种族、性别、文化上的优越感。最后,暴力、残虐的存在与弥漫,也无法成为道德思考的焦点。

   因此,正视“受苦”这件无所不在的事实,对于道德理论的启发、对于道德实践的警惕,都是可观的。但是我想再做一点延伸:设想人在受苦,其实同时也就是在设想她(他、牠)是血肉之躯,受制于血肉的一切需求,也受制于血肉所带来的软弱、自私、恐惧、活下去的欲望以及因此必须从事的各种求活的策略。她的眼界有限、能力有限、德性更有限,因此他的策略也难免短视拙劣、捉襟见肘,却又自以为要比维系了恐龙存活一亿三千多万年的策略更高明。想到人的如此有限甚至于猥琐、卑微、窘迫的处境,我们对于人的道德品质与可能的道德成就,也要有较为踏实的要求与期待。因此,对于人们(包括自己)的道德失察、失误、与失败,在谴责之外,也应该一本人性乃是软弱、有限的认知,给予同情的理解。这样说并不表示放弃是非对错之辨,而是在辨明是非对错之时,在谴责与惩罚之际,要躲开道德制高点的绝对观点、要克制道德优越感会带来的清洗人间坏人坏事的燔祭怒火(其实是快感),不可以把“失败”、“犯错”看成“罪恶”除之后快。也因此,道德的思考与追求,务必要避开暴力与残虐的手段。

   这可能是我们认识到减少暴力、减少痛苦的重要性之后,可以发展的新思考。回到平克的书,我们会发现,从他所提供的丰富历史材料来看,人类的残酷与暴行,固然往往来自求生存、想占有、出自各种欲望、贪婪、自私等等“平庸”的动机。可是那些造成浩劫,最令后人震惊、不敢正视、也最难找到理由来辩解的暴行与残酷,往往来自道德意识所发动的征伐与清洗。有鉴于此,把减少暴力、减少痛苦放在道德意识的核心,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钱永祥 | 何以面对时代宿命的肃杀面容——论纵欲与虚无

   钱永祥  勿食我黍  2月20日

   我生而有幸,兴趣与职业能够合一。读书便是我的兴趣兼职业。多年来读过的书不能称多,不过倒也确实读到了一些比较难忘的书。

我用「难忘」一词,避开习见的「好书」这个标签,是因为「好书」总需要一些客观的标准,「难忘」则凭藉主观的感受已足。其实撇开纯粹专业阅读的情况不谈,我们对一本书的评价,最後多半要诉诸它对自己造成的冲击与共鸣。一本书为甚麽会使读者难忘,恐怕不容易找到一个明确、一贯的理由。举例而言,我沈迷於英国作家雷卡瑞(John le Carre)的小说,册册数十读而不倦,虽然我猜想他进不了文学史、气质又有许多另一个时代的残馀。我崇拜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不过我看懂了的部分大概仅及全书章节的十分之一,其他部分的论证我没有能力用自己的概念语言重新陈述(这应该是哲学书有没有读懂的基本判准),只能遥遥向往其中描写的朦胧境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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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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