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美国现代政治的“秘密”——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61 次 更新时间:2010-08-17 15: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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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战略与管理》杂志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极大地制约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并一定程度了吞噬了发展成果,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矛盾焦点。古今中外的无数实例昭示我们,改革不能“重用不重体”、“变器不变道”;真正的稳定和发展,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创新。

  毫无疑问,值此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发展及其成果分享问题凸显出来以后,国家基本制度建构已经不容回避。在基本的伦理底线之上,既需要安顿好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还需要处理好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而美国现代政治所蕴含的秩序伦理,尤其是美国革命带给国家的和平转型经验,在当前忧虑深重的转型困局面前,给予了危机四伏的国家以很大的启示。

  2010年6月2日,博源基金会在北京举办专题研讨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做了题为“美国现代政治的‘秘密’——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审视”的主题发言,从美国革命与宪法、政治国家与自由政体、自由政体与帝国、美国政治对中国的启示等角度对美国现代政治的“秘密”进行了诠释。其他与会人员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讨论。本刊特发布该次会议记录全文,以期引起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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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谢秦晓与何迪两位先生的诚挚邀请,今天在博源基金会谈美国的现代政治问题,我感到非常荣幸。说到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当今的精英界可谓人人熟稔,关于它的世界霸权,它的市场经济,它的民主政治,它的法治文明,它的宗教信仰,它的多元文化,它的高新科技,它的金融帝国,它的军事实力……,不一而足,每个方面都足以写出一卷大书,在此我无须赘述,也无力陈词。但盲人摸象,面对这样一个雄霸世界近一个世纪的在今天依然富有活力的庞然大物——“利维坦”,我们究竟知晓多少,我们的熟知是否真知?对此,我不敢妄言。

  今天我的讲演,仅仅准备论述一下美国的政治,而且,我也不是从一般政治学的角度谈它的政体制度、治理模式、政府职能、法治秩序、行政和官僚体制等等,——那些属于看得见的日常政治的一般内容。我今天想谈的是美国政治的“秘密”,即我们(也包括美国人)一般看不见的那个主导美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核心机制,而且,我也不是从实证的角度来剖析这个动力机制的内在结构、运作形态、演化过程以及权势效能等等,而是试图从政治思想史的视角,来审视这个美国政治的“秘密”的生命发生学及其精神实质。

  我认为,一个政治体,不同于自然万物,它是秉有生命的,就像上帝把灵魂(她是异质的、来自彼岸世界的)注入人的肉身,使人成其为人一样,政治也是如此,我们要剥去它的外壳,去寻找它的生命或灵魂。因为,由人组成的共同体,它的政治不完全是自发演进出来的,而是塑造出来的,古典社会塑造了城邦和帝国,例如,西方古代的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东方中国的三代之制和秦汉帝国,现代社会的政治,或现代性的政治,也同样是塑造出来的。我的问题是,这个现代政治的塑造,其精神是什么,所谓政治文明,在我看来,关键是这个现代性的政治精神,我在此要讲演的美国政治的“秘密”,从思想史的视角看,就是这个政治精神,它赋予政治一种“神来”的生命力,至于日常政治中的那些内容,不过是这个精神的载体。借用哲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现代社会的革命建国,是政治的动力因,宪制(宪法或宪政)是形式因,人民(公民或阶级的积极参与)是质料因,自由与和平是目的因。下面,我就从上述视角来审视一下所谓的美国政治的“秘密”。

  

  一、现代性的政治:美国的革命建国与美国宪法

  

  就历史发生学来看,现代政治与革命密切相关,它们均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或者说,一个新的时间和空间开始了,这是现代性的实质。当代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开始。”[1]不过,细究起来,西方的现代性政治又有三种形态。

  一种是富有历史传统的托古改制式的英国光荣革命。我们知道,英国革命是一场光荣的“复辟”,但由此建立的英国,已经旧瓶装新酒,属于现代事物——它的政治灵魂已经是现代的,尽管其君主立宪制(或匿名的共和国)还保持着尽可能多的传统旧制。[2]如何协调新政与旧制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英国人民的政治成熟和英国精英的政治智慧,致使英国建立了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自由政体,人民主权落实于议会主权,国王在议会,君主、贵族与人民基于宪法(未成文)共治天下,[3]由此成就出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英王治下的和平”曾经辉煌一时。

  另外一种是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法国大革命。法国人民高举人民主权和国民制宪权,试图创建一个崭新的政治新事物,但最后迎来的却是一位现代僭主——波拿巴•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法国大革命尽管凸显了现代政治的一些根本原则,诸如国民政治与社会权利(《人权宣言》)、人民主权、国民议会、制宪权与根本法、委托代表、法治政府和司法独立,等等,但是这些现代政治的原则与制度的塑造,并没有处理好与传统政治(法国旧制度)的关系,其采取的一系列激进革命的手段,不但没有成功塑造出一个优良而稳固的宪制国家,反而陷入绝对恐怖的暴力的恶性循环,并导致经年不息的内战,自由与人权付诸东流,甚至开启了阶级专政与个人独裁的现代极权政治之闸门。[4]

  第三种便是美国革命。美国革命虽然与法国大革命被称之为“姊妹革命”,但实质迥异,相反,美国革命却与英国光荣革命一脉相承。[5]美国革命建国虽然没有托古改制之光荣,而是独立之建国,形式上斩断了与旧制度的脐带,完全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政治,这一点看上去与法国革命相似,但精神实质上却与英国革命暗合,即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宪制,完成了“革命的反革命”这一现代政治国家之构建的内在逻辑,从而成功实现了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创造性转换,获得了阿伦特所揭示的“革命—建国—自由”的国家目的。下面我分三点予以具体阐释。

  第一,现代革命——美国革命的正当性。

  从传统王制的法理来说,革命是一种叛乱,美国脱离英王室也是如此,但从现代政治的法理来说,美国人民的脱离旧制基于人民同意,主权在民,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治生活方式,并委托统治。所以,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在于人民的自由权利,具体点说,在于每个公民的自由意志的决断。美国人民通过独立战争赢得了自己的政治决断权,它符合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原则。由此观之,英国的光荣革命,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其革命都属于现代性的政治创制,不属于叛乱、暴动或谋反等非法行为,而是正义的人民创制,即构建一个新型的现代政治,其诉求的或自我证成的是合法性或正当性(legitimacy),而不是合法律性(legality)。

  应该指出,现代政治的构建有一个从古典自然法到现代自然权利的演变,尽管现代政治的形式在欧洲和北美有诸多差异,但其根基都有一个基于自然权利的正当诉求,美国革命是以独立战争的形式开始其现代政治之历程的,这一点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不同的。独立战争为什么是一场革命呢?为什么不同于传统王朝的各种分分合合的战争呢?关键在于美国独立诉求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政治理念,即人民主权,美国人民有天赋的自然权利构建自己的政治共同体,这样一个新理念以及为此而从事的独立战争,就开辟了另外一个故事,即美国人民自己的政治叙事。[6]

  第二,美国革命同时又是一次建国时刻。

  独立并不是美国革命的最终成果,革命建国才是美国政治的主题,美国革命同时又是一次“建国时刻”。由此观之,美国的独立战争就具有内外两个方面的政治意义,它既是对外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塑造“美国人民”的建国革命,虽然在战争前后,美国已有是十三个州(states)制定了宪章,组成了各自独立的政治共同体,但是通过这场革命,它们血肉与共的联系在一起,由此便重新塑造一个崭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所以,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以及此后经过各州议会审议通过《美国宪法》,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赋予了美国以新的政治生命。美国的建国,是革命的宪制建国,美国宪法是美国人民的政治《圣经》,是美国的立国之根基。

  关于美国宪法,我们不能仅仅从一种日常的法治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应该看到它的产生有一个美国革命建国的非常时刻,有一个人民的制宪权问题。不理解美国革命,都不能真正地理解美国宪法。是的,美国宪法是一种人民的政治契约,契约论是美国宪法的规范理论,但这个契约不同于民事法的买卖合同,是一种政治契约,而且关键的是这个契约是伴随着美国革命而制定出来的,革命是美国宪法的火车头,作为美国宪法的主体——美国人民,是通过革命塑造出来的。“这个国家和这种人民似乎是互相形成的,这似乎是上帝的计划。”“上帝乐于把这个连成一片的国家赋予一个团结的人民——这个人民是同一祖先的后裔,语言相同,宗教信仰相同,隶属于政府的同样原则,风俗习惯非常相似;他们用自己共同的计划、军队和努力,在一次长期的流血战争中并肩作战,光荣地建立了全体的自由和独立。”[7]

  第三,美国宪法的精神实质是“革命的反革命”。

  现代革命总是伴随着战争和暴力,美国革命也是如此。但是问题在于革命建国之后,怎么办?我们看到,对于现代政治来说,总是摆脱不了一个“革命之后”的梦魇问题。对此,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就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革命之后”问题。而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却通过它们的宪制克服了现代的暴虐和血腥,实现了和平建国的目的,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关于革命暴力的“漂白”机制。因此,对于美国宪法,有必要挖掘它的深层意蕴。从精神实质上说,美国革命更贴近英国,继承了英国保守主义的政治传统,其合众国宪法蕴含着“去革命”或“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的性质。革命本身不是目的,宪法是革命的形式因,革命终止于宪法,宪法的制定实施,意味着革命的完成。因此,美国宪法的另外一重特性就是反革命,或去革命,通过美国的制宪会议以及各州人民批准,美国宪法安顿了革命的诉求,构建了“我们人民”和“美利坚合众国”,从此,一个现代的自由国家——复合联邦制——塑造出来。[8]宪政出场,革命谢幕,按照阿伦特的说法,美国“完全是革命的儿子。美国宪法最终团结了美国革命的权力。由于革命的目的是自由,它其实就是布莱克顿所称的‘构建自由’——以自由立国。”[9]

  “革命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of revolution),从《独立宣言》到《联邦宪法》,美国人民通过革命的方式而达成反革命的目的,把政治(尤其是革命与内战)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宪法)问题,(进而把其中绝大部分转化为司法问题),从而守护人民的自由与安全(和平),这是美国宪法的精髓,也是美国政治的“秘密”。应该指出,革命本身不是自由,革命是一种动力和力量的源泉,具有摧毁的性质,而宪法则是革命之轭,是一种政治规范,用宪法之轭约束革命的势力,从这个意义上,一切真正的宪法都是反革命的(counter-revolution)。但关键是这个反革命是否来自革命自身,在此我要强调的是“革命的反革命”,其核心点在于美国革命的这个以自由贯穿的革命建国的反革命证成。那些外在于革命的反革命,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神圣同盟”的保守主义,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保皇党分子,就不属于这个“反革命”谱系,而英国光荣革命时期的托利党人,美国的反联邦主义,则属于这个谱系,可以说,美国人民(联邦主义与反联邦主义)共同塑造了美国宪法,实现了宪法的“革命的反革命”精神,这个精神同时也是美国人民的自由精神(通过宪法来保护自由权利)。

  

  二、政治国家与自由政体:权力、法治与自由

  

  美国是一个现代宪政国家(不同于古典宪政),通过宪法制度,处理国家权力配置和保障个人公民自由,这是美国政治的日常状态,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与法治的美国故事。关于这个看得见的宪法制度架构以及对于美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的保障,[10]在此我毋庸多说,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宪法体制,这个美国制度的优劣之评判,自有公论。在此我想说的是美国政治中的看不见的东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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