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61 次 更新时间:2010-06-18 14:5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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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马克思主义不是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然生长起来的,它最初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与理论观点,被引入和介绍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被民族化,即中国化的过程。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却是被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不经历许多极其复杂和曲折的情况。在千辛万苦,付出无数牺牲,花20年时间把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逐步改造成为适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成功地迎来了自己的1949年。但胜利的喜悦与骄傲,也使得他们把战争时期的经验和列宁斯大林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自己加以教条化、神圣化,因而再度经历万苦千辛,付出沉重代价,费30年时间来重新认识和修正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于中国建设实际的需要,这里面的曲折与反复尤其引人深思。

  

  呀呀学步孔趋亦趋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核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众所周知,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1919年以后特别是在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入到中国来的。而那些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之下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而又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最初自然不能不以俄国共产党人为榜样。随着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同样依照俄国党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它所处的地位自然更加复杂。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1]。这样一来,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头脑当中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充满了俄国的味道”[2]。在他们这时所起草的文件当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浓厚的俄国色彩。这时的共产党人不仅几乎完全沉浸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之中,而且明确认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的方法,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俄国的革命靠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实行“总同盟罢工”,中国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样,因为“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进而,他们甚至几乎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也只有象俄国一样实行社会革命才有出路,即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为最直接的斗争目标。[3]

  但是,中国是否具有与俄国同样的发展条件和革命条件呢?在那些明显地留有俄国人印迹的中共最初的历史文献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早期共产党人把中国和俄国等量齐观的情况,他们显然认为中俄两国都处于大致相等的发展水平上,即两国都是“农业国”,只是“大”“小”有别罢了。既然并不比中国发达多少的俄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条件相近的中国不能如此呢?何况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俄国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入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则方兴未艾,难道中国人能放着社会主义阳关大道不走,反而要去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当然,人们未必不了解中国还远比俄国落后的社会现实,未必不了解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产业无产阶级在中国还处于极不发展的状况之中,但他们却因此更加重视自己与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致一些人竟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即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4]。

  “一切均借俄助”,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与理论条件,然而时代和环境客观上却促使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只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毗邻俄国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及其援助,无疑大大地满足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需要。

  不过,“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种缺陷。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不能不完全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他们在理论、经验与物质条件上的缺乏,以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孔步亦孔,孔趋亦趋”的“以俄为师”的心理,并因此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使得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竟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由俄国人和共产国际中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这不可避免地要妨碍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这是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初只是在一种纯粹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最初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呢?当然不是。实际上,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一些人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了。他们早就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5]。还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人们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谈到了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的问题。陈独秀明确指出:“吾党”应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封建势力进攻,然后再尽速推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代表提出了类似的观点。[6]显然,到了1922年初,人们已经能够进一步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观点,反对做“一定公式的奴隶”了[7]。这种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只是,由于人们最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及其革命经验的欠缺,特别是由于最初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直接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监督和指导的局限,必须以俄国革命为参照系,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最初不能不是相对缓慢的。

  最初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不能不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当多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切合于中国实际的革命任务之际,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革命党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进而促使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决议当中一改他们所期望的社会革命的目标,统一了对中国社会基本性质的认识,并提出了第一步实行反帝反军阀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步实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的革命方针[8]。同样,也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率先提出了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并具体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策略主张。毫无疑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和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一次成功的范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切实实行了这样的方针和主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二十年代中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当然,要使纯粹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的革命实际,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使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无产阶级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必须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群众,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自然更不可能是那些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外国人所能够完成的。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而这首先并非是由于他们同共产国际存在着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他们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的发言权,这使得他们只能紧紧地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那些现成的结论和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甚至,就在共产国际已经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苏联并全力支持国民党实行军事革命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也并不相信在中国就可以有与俄国不同的革命道路存在。十分明显,注重意识形态的指导意义的共产党人,这时更习惯于从现成的结论和经验出发来认识问题。为此,他们明确批评致力于军事革命的国民党不该“占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搞什么军事革命。他们断言:“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在中国也和俄国一样,只有一条道路好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而要实现这样一种工农兵联合的大暴动,国民党就必须立即放弃他们所控制的广州政府及其军队,全党动员“到民间去”[9]。

  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机械地套用到中国革命当中来,这在中国革命的最初阶段一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涉及如何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党人最初所表现出来的对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革命方式的迷信,就更加典型。因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世界各国社会革命的实践,都没有提供过除了群众性的总同盟罢工和总暴动以外的任何一种革命的形式。能不能设想另外一种革命的方式呢?在这方面,斯大林多少表现出某种远见灼识。他明确指出:“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10]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于欧洲社会革命的特殊的武装革命方式,这在斯大林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事实上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共产党人应当为实现十月革命方式的群众起义而努力的思想,他在承认了中国革命的这种重要特点之后,只是要求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比如加强其政治工作,研究军事,直至逐渐担任某些军事领导职务等等,显然,他在谈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特点的时候,并非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为对象的。他完全不清楚,他所谈到的那个“革命的武装”,其实是不可能按照他的愿望来实现他所提出的革命任务的。而他同样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未来的革命多半也只能是武装的革命。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公开实行分裂之后,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包括斯大林在内,人们当时所能够想到的革命方式,多半还只是欧洲式的群众性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由此出发,人们甚至迅速地开始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与俄国革命的历史相类比,并且公开树起典型的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寄希望于它能够一举成就俄国革命所成就过的一切。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在人们的头脑中确实是根深蒂固的。

   

  十年磋砣尺功寸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却又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共产党人自己有意无意的干挠和阻碍。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进展,不能不尽力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需要;而另一方面,他们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又不能不设法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以使之不被庸俗化。尽管事实上这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实际上早已被俄国化,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更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党的指挥,但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显然都相信:这种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最纯粹、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经过苏联共产党解释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由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事实上日益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一种特殊权利,而世界上又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并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到1927年前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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