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 王珺:国进民退将恶化中国收入分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7 次 更新时间:2010-04-16 13: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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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进入专栏)  

  

  受访者:黄亚生(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王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采访者:林涵(媒体人)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大举推出复兴经济计划。这一系列计划无疑延续了长期以来的政府主导模式,在此背景下,国有经济大举进占民间经济领域,这很可能强化了原有经济模式的结构性矛盾。2009年底,中央经济会议重提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应如何判断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利弊,如何重新定位新阶段的刺激经济政策的坐标呢?笔者于2009年7月至12月,在珠三角五个城市进行了系列经济调研,并与指导调研的MIT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王珺教授进行了对话。现经两位教授同意,将采访记录刊登如下。

  

  一、国进民退,缘起“四万亿”引发的流动性过剩

  

  林涵:最近一段时间,各个领域都似乎出现了新一轮国进民退热潮。例如,在钢铁业方面,连年亏损的山钢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在房地产业,中央企业大规模囤地,在山西,私营煤矿被限时限价重新国有化。在舆论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就是又有新一轮的国进民退的热潮。能否解读一下,这一现象的成因是什么?

  黄亚生:香港有两个经济学家写了一篇文章,他们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把国有企业的利息调高到私营企业的水平,在这个简单的变动后,国有企业大部分的盈利都消失了。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这说明国有企业的资金优势来自政策性的贷款补贴,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这就成为不得了的大优势,因为大家缺钱的时候,流动性强的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出现“地王”,出现兼并,这是国有企业本来就有的政策优势,而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现金为王,这种优势不断加大。在危机中都是这样的,你有现金,有流动性就是国王,所以现在的扩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而且1998年到2008年的游戏规则被打破了,当时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这个规则本来已经建立起来了,但现在国有企业要加入竞争性行业,这是金融危机给他们巨大的扩充业务的机会。

  王珺:过去在国有企业进行绩效改革时,我将国有企业称为“边际企业”,因为一调整最先亏损的是它,最后复苏的也是它,但是在2007、2008年的经济调整中,最先受影响的是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多在竞争性行业,可能有一部分来自银行贷款,受到银行影响比较大。特别像汇率的提高,对沿海地区多从事出口的民营企业就影响大,2008年,汇率升值17%,原材料上涨,利率调整,政府的限制,民营企业都是先受到调整的。反过来,2008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推出“四万亿”复苏经济,令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得到大量资源。这一次金融危机,中国为什么在全球率先复苏,基本形成共识的是,一是中国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机制,地方政府追求增长,而且有资源,这样强大的增长动机,全球任何国家都没有;第二,那就是中国有占比重相当大的国有企业,在关键时候,哪怕亏损也好也必须发挥作用,那就是要出钱保证就业和经济发展。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是政府任命的,肯定要听政府指令。但这并不一定产生对资金的需求,拿了钱以后自己未必要用,有相当一部分就通过汇票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或投资领域。在中国,企业绩效不好,产业绩效不好,凭什么股票从1200点到3000多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货币政策宽松,流动性过剩。

  林涵:国家将资源投入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却将资金投入股市,这是否说明国有企业并没有将资源用在点子上?

  

    王珺:去年4月后政府发现,经济复苏政策忽略了一个问题,政府给钱,让企业发展,都是供给方面的,而需求到底是否支持被忽略了。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就推出了10大产业振兴计划。现在一方面有钱,流动性过剩,一方面我产生需求,令国有企业将资金用于本身的生产建设,实际上的作用在这里。但仍然有人认为,十大产业发展,都是供给方的,需求到底是否支持,有多大需求能力,怎么创造需求,仍然成问题。

  

    林涵:目前,有人将“四万亿”理解为经济危机这一特殊时期的刺激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和凯恩斯主义与罗斯福新政的刺激经济政策是否有可比性?

  

    黄亚生:我们的做法和凯恩斯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罗斯福新政完全不一样,凯恩斯完全没有否认私营企业的重要性,只是为了把失灵的市场调整到正常水平。而我们的做法,国有企业是在代替私营企业。凯恩斯主义主张在宏观层面调整,但我们做的是微观层面,国有企业运用资本优势去并购私营企业,这是微观的措施,不是宏观的措施。

  

    现在的经济增长80%靠投资,这当然是不能持续的,一旦投资热潮过去,业务能力,对效率的追求,这些私营企业的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国有企业是不会具备这样的优势的。因此,国进民退肯定是会出现反弹的。最受影响的是就业,因为目前的国有企业扩张,虽然投资暂时会拉动就业,但例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吸纳就业的方式是否可以持续呢?罗斯福当年就明确认识到这种“挖沟填沟”式措施的临时性。

  

    林涵:正如您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国需要左派》中提到的,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改善收入分配以刺激消费需求。我想知道,国进民退对收入分配领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黄亚生:国进民退这个过程将恶化收入分配,因为投资项目带动的行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铝厂、水泥、建筑材料,所需要的工人是少量的,如果广大民工的收入没有增加,肯定会恶化收入分配。

  

    首先受冲击的是就业。私营企业获得这么少的资源,但创造大部分就业机会,虽然国有企业暂时可以通过大规模“铁公基”项目拉动就业,但中国的基建已经做了十几、二十几年了,就是今后完成了公路和铁路的建设,那工人怎么办?国有企业对内需的作用,都是在投资方面,在这方面比私营企业还要大,但在消费方面是很弱的。

  

    而且消费必须靠最终消费,所以中国现在这样做,唯一只能希望美国重新启动消费,但美国失业率超过10%,私人储蓄已经从负到零现在已经到正了。

  

    最近美国又向中国施压,而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内部需求不足。实际上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在补贴美国的消费。在美国政治年,以及欧洲共同体内部问题的作用下,贸易保护主义逐步加强,中国的外贸会遇到很多问题,国外最终消费不可能恢复。

  

    

  

    二、新国进民退的危害:加剧产能危机,损害交易信用

  

    林涵: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粮收购蒙牛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喝彩的声音,觉得蒙牛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是个没有道德的企业,中粮作为国企收购蒙牛,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另外还有山西的黑煤窑,频繁发生矿难被国有企业收购,有些舆论认为这是对私产的侵犯,但另一些舆论认为这是有合理性的。

  

    黄亚生:某种程度上,这是经济的变化变成意识形态的变化,这是中国在为过去20多年的发展付出代价。过去私有企业在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必须采取一些变通的手段,腐败、变通、交税方面做手脚,他们养成习惯。而且我也听到某一些企业家讲,在金融危机后,国有企业显得更有道德,有供应商反应,国有企业是说话算数的。某种情况下,国有企业都是大企业,大企业总是比较规范守信,因为做这些“小文章”省不了几个钱。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时期,有很好的商业形象。

  

    林涵:现在一些国有企业是采取政府定价,向私营企业收购的方式,例如山西的煤炭,还有有色金属等,这一轮所谓国进民退,会不会有资本性手段的新特征?

  

    王珺:我觉得政府定价,如果是在协商的基础上,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如果是强制收购,总是一种剥夺,这和西方理论里产权不清晰,政府没收财产是一样的,至于强制过程中,打什么样的牌子,都导致私人利益受损失。

  

    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是利益主体之间形成均衡,政府或者国有经济是一个利益团体,私人企业也是利益团体。利益团体之间之所以能交易,是因为两者之间能形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即均衡价格。如果政府定价是强制的,老百姓受到的不仅仅是直接的利益损失,更重要的是对交易信心的打击和破坏。这样就鼓励民间资本更多的短期行为。至于采用资本性手段的问题,正如之前提到的,因为国有经济在“四万亿”中拿到的资金比民营企业多,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展开并购,都是国有企业的强项。

  

    

  

    三、国进民退的深层机理:改革不彻底、代理人控制

  

    林涵:现在“国进民退”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词,那么,之前是否存在“民进国退”?在“抓大放小”时期,国有企业似乎是从国家的责任领域和公共技术平台领域撤退,甩掉包袱和责任,去进占资源和垄断权力的领域。应如何评价“抓大放小”?

  

    王珺:从中国的特殊的背景看,我假定社会有100个行业,在1997年以前国有企业是全部都占了,覆盖全社会的,到十五大以后,提出收缩战线,把资源用在最有效的地方,所谓收缩战线,是官不与民争利,撤出竞争性行业。所以要从其中比如说从70个行业退出来,但剩下那30个行业,国家还看不准,因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部门,例如造币、国防,以及资源等战略部门,当时十五大界定暂时不放。但当时的逻辑非常清楚,根据国际经验,倘若走下去发现通过国家购买民营经济的产品,提供给全社会效果更好的话,还是要放的,但到了后来就没有推进,这个事情就留了个尾巴。

  

    问题是国有企业一旦进行商业化以后,虽然是国字头,国有股份,承担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功能,承担公共产品公共战略等等,但改制以后它仍然是一个企业,作为一个企业什么行业有钱赚,就进入什么行业。那么从2001年以后,什么行业盈利?就是资源型行业,这个行业国有企业一直把持着,而且比例越来越高。

  

    林涵:值得关注的是,国外一些大企业例如丰田等三大汽车厂,在做大之后往往都会带动一批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什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只能有你“进”我“退”,而无法形成共同进退的共生机制?

  

    王珺:我们正在做一个文章,讲企业所有权和集群的联系,在讨论的时候我提出这样的观点,企业所有权包含代理人控制的企业和出资人控制的企业,代理人控制企业偏重自制,例如有100个环节,代理人决策往往把70个环节放在企业内生产,这样规模就比较大,这样对代理人是有好处的,因为定价中交易多,代理人的机会多,而出资人更多采用外购的形式。国有企业是典型的代理人控制企业,民营经济是典型的出资人控制企业。我们做了实证的研究,以纺织业为主,发现在国有企业周围,是没有聚集的。这一轮民营经济增长非常快,但都是在民营经济之间集聚。

  

    这和90年代普拉哈拉德讲的核心能力完全不同。核心能力的理论是,只做产业链里最有优势的部分,但我们从90年代到现在,都强调从一根线到一块布我们全部都做完了,我觉得这种模式并没有理解世界发展趋势和核心能力的重要性。

  

    

  

    四、放开准入,扶持民资,突破“国”“民”二元结构

  

    林涵:我们之前在讨论产业升级的时候,谈到存在一个死结,最有动机进行产业升级的竞争性行业的民营企业,由于竞争不断恶化而没有升级的能力,而有能力升级的外资、国有企业则坐收垄断利润,这一情况应如何解决?

  

    黄亚生: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是享有特权的。如果把竞争环境改变以后,用一视同仁的银行金融体制,即使是国有企业有扩张的冲动,也是正常的。在一视同仁的制度下,如果国有企业是垄断的话,那也应该是国家管理的,垄断企业的分红如果跑到政府手里,应该用于减税,补贴穷人,或者分红后直接打入医疗保险基金,但现在整个方向是相反的。因此现在不是手段的问题,而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国有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投资,收购私营企业,甚至海外扩张,实际上是在建立自己的帝国。

  

    王珺:要打破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淡化所有制的歧视和优待,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平台竞争,另一方面恐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资本市场,金融制度的改革,促进民间金融的发展。要知道,在西方之所以会出现股份制,也是因为大项目一个经济主体吃不下。在任何国家,中小民营经济都存在生存边缘化的问题,对这些中小企业,要给一些优惠政策,例如政策性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也需要产学研平台,比如日本的一些研究中心,台湾工研院,欧洲的生产创新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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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亚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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