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弘毅:从哈贝马斯的哲学看现代性与现代法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2 次 更新时间:2010-03-18 11:02:09

进入专题: 哈贝马斯   现代性   现代法治  

陈弘毅 (进入专栏)  

  

  一、前言

  

  关于什么是现代法,众说纷纭。梅因把从古代法到现代法的演化理解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进程。[1]韦伯则出“理性法”的概念,认为现代法的特点是它的理性化和形式化,即是说它是一套有普遍适用性的抽象规范,其运作有相于政治、宗教和道德的自主性。[2]昂格尔进一步指出,现代法是一种独特的“法律秩序”,具有普遍适用性、自主性﹙包括实体上的、制度上的、方法上的和职业上的自主性﹚、公共性﹙即是由政府而非由私人团体实施的﹚和实证性﹙即是说它是成文的、明确的﹚。[3]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提出了他的现代法治观,这可算是西方法理学传统的发展的另一里程碑。众所周知,哈贝马斯是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2001年春天他到中国的访问和演讲活动,曾被媲美于当年杜威和罗素的访华。[4]哈贝马斯的研究领域横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以至法学,是集大成的思想界巨人。他的各部著作,从1962年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5]到1981年的《交往行为理论》﹙或译作《沟通行为理论》﹚,[6]再到1992年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7]都是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例如在法律和政治哲学的领域,《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相信可与哈特的《法律的概念》、[8]德沃金的《认真地对待权利》[9]和罗尔斯的《正义论》[10]相提并论。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介绍哈贝马斯的现代法治观和其相关的思想。但是,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是跨学科的、全方位的,所以要了解他的现代法治观,便不能不先了解他的一般哲学和他对现代社会的看法。因此,本文以下分为这些部分。第二部分先介绍他的一般哲学,尤其是他对于人类行为和人类理性的分析,和他对于真理问题的看法。第三部分讨论哈贝马斯对于现代社会的分析和评价。第四部分便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采讨哈贝马斯的法哲学。第五部分进一步讨论哈氏的理论中法治和民主的重要联系。第六部分进而探讨与法治和民主的关系相关的问题,尤其是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对比,和哈氏怎样尝试以他的法治和民主观融合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第七部分是结论,我们将对哈氏的有关观点进行总结、反思和评价。

  

  二、人类行为、理性和真理

  

  如果有一个概念可以用来总结哈贝马斯一生﹙到目前为止﹚的学术志业和追求的话,这应该是“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reason﹚或﹙communicativerationality﹚的概念,这里的沟通或可译为“交往”、“商谈”、“协商”或“对话”。要了解什么是沟通理性,先要明白“沟通行为”﹙communicativeaction﹚的概念。

  哈贝马斯对人类的活动或行为作出分类,这个分类乃其于不同行为的不同性质和目的。[11]例如,第一类行为是目的性的,即人为了某个目标的实现而作出此行为,此行为是达成该目标的手段。第二类行为是受规范调节的行为,这即是说,人之所以作出此行为,乃因它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或生活习惯所要求的。第三类行为是所谓“戏剧化”的行为,即此行为是为了表现人的自我而作出的。哈氏指出,除了这些行为之外,还有一种十分重要、但往往被论者忽略的人类行为,这便是他所谓的“沟通行为”﹙或译作“交往行为”﹚。[12]

  沟通行为是人与人之间在互相承认的基础上进行互相了解的互动性的行为,它以语言或符号为媒介;哈贝马斯指出,人类语言的使用的原始形态,便是进行这样的沟通。沟通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表现,相互主体性是指人作为主体与另一个人作为主体的互动关系,这有别于人作为主体以他人或客观世界为客体的目的性行为。

  沟通行为的特点,在于它的非工具性、非目的性、非策略性。它不是以“成功”为取向的﹙它不是为了成功地实现某外在目标﹚,而是以“理解”为取向的。纯粹的沟通行为没有任何外在目标﹙如赚钱或替自己谋取某种利益﹚,如果它有目标的话,这目标便是理解对方,与对方交换意见,从而尝试达到共同的认识﹙共识﹚。

  哈贝马斯指出,沟通行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承认,因为尝试了解对方的观点或尝试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这个行动本身,便蕴涵着对对方作为主体的尊重和承认。因此,沟通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和承认的表现。在这里,我们会联想到黑格尔关于人有得到别人的承认的心理需要的观点,以至康德关于人应以他人为目的而非手段的说法。

  根据哈氏的理论,通过以语言为媒介的沟通行为,可协调和联系社会中不同的人的行动,促进社会的有效运作,虽然沟通行为并非具有这种协调功能的唯一机制。哈氏更把以沟通行为为基础的“互动”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或脉络;劳动是物质的生产,互动则取决于符号﹙如语言文字﹚的生产,哈氏认为,两者是同样重要的。[13]

  现在让我们从沟通行为谈到沟通理性。正如哈贝马斯把目的性或策略性的行为予以区分,他也在“工具理性”和“沟通理性”之间作出区分。工具理性运用于目的已被决定后的阶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用什么的手段、方法或策略最为有效?怎样设计有关手段的具体内容?人类便使用其工具理性去解答这些问题。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派人登陆月球,那么为了实现此目的,我们便要用工具理性来建造火箭和宇宙飞船以及进行有关的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计算。

  至于沟通理性,则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当一群人通过理性的商谈和讨论去互相理解、协调行动、解决问题或处理冲突时,这便是沟通理性的体现。反过来说,如果人类诉诸暴力以至战争来解决问题,这便是沟通理性的反面。由此可见,当人们用和平的、理性的语言沟通行为来进行交往时,他们便是在使用和发挥其沟通理性。

  那么,怎样才算是理性的讨论、理性的沟通行为呢?在这里,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讨论是否算是理性的,取决于这个讨论是否能满足一些程序上的先决条件。程序对于沟通理性的发挥是有关键作用的,因此哈氏形容沟通理性为一种“程序理性”﹙proceduralreason﹚。为了描述有关的程序性条件,哈氏发展出他有名的“理想交谈情景”﹙idealspeechsituation﹚的理论。[14]

  理想交谈情境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它是建基于人类语言沟通行为本身的内在逻辑,亦即是说,当人类进行沟通行为时,他们其实已预设了某些条件,这些预设或假设蕴含于沟通行为的性质的之中,虽然沟通者通常不会自觉这些假设的存在,这些假设需要通过哲学分析去发掘出来。

  根据这些假设,哈贝马斯建构出理想交谈情境的以下特征。首先,在理想交谈情境下,参与讨论的机会是开放和平等的,讨论的内容是自由的。“开放”是指任何有兴趣参加的人都可以来参加,“平等”是指所有参加者都有平等的机会去发言,“自由”是指参加者可以畅所欲言,发言在内容上不设限制。

  理想交谈情景的第二个特征是,沟通和讨论不会受到权力的或权力关系所造成的扭曲。例如,如果参加者包括雇主及其雇员,雇员由于害怕被雇主解雇,所以不敢说雇主不喜欢听的话,在这情况下,沟通便是受到权力的左右。同样,如果参加者有平民和官员,平民害怕得罪官员而不说心里话,不敢据理力争,这也是权力扭曲商谈的空间的例子。在理想交谈情景里,沟通是无强迫性或强制性的,没有人会因为权威的压力而被迫说不真心的话或被迫保持沉默。

  理想交谈情景的第三方面涉及的是参加讨论者的心态或取向。参加讨论者必须持有一种开放和理性的态度,这就是说,他们必须尊重其它参加者,认真聆听他们的意见;在思考问题时,参加者不应只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应愿意把自己放进他人的位置去考虑问题,尝试从他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来思考。最重要的是,参加讨论者应尊重有关事实和道理,不固执于己见,而须从善如流,勇于放弃自己的意见,而去接受他人提出的更有理、更好、更具说服力的观点。当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正因如此,理想交谈情景是一个“理想”的模式,是应然而非实然的东西。

  在理想交谈情景的条件获得满足的情况下,人们进行的沟通讨论便是理性的,是人类沟通理性的体现。从沟通理性出发,哈贝马斯又发展出沟通权力﹙communicativepower﹚的概念。[15]当一群人在一起发挥他们的沟通理性、进行理性讨论时,在他们之中便产生一种沟通权力。在人类社会和历史里,沟通权力是一种理性的力量,它是一种权力,但和基于暴力、武装或强权的权力不同,沟通权力是一种比较理性的、人道的、文明的权力形态。在下面,当我们谈到哈贝马斯的法律观时,我们会看到沟通权力怎样表现为社会的公共舆论、公共意志和法律。

  在结束本节之前,我们还需介绍哈贝马斯的真理观和它与沟通行为理论的密切关系。哈贝马斯追随康德和韦伯等思想家的观点,认为现代化的其中一个特征,是西方中世纪的以宗教为基础的知识文化世界在现代分化﹙分殊化﹚为三个各自自主的领域,一是科学﹙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二是道德、政治和法律﹙关于适用于人类和社会的规范﹚,三是艺术﹙即“美”的范畴﹚。[16]在科学的领域,真理的标准是比较明确的,科学真理可通过实验和其它实证研究来检验。但是,在道德、政治和法律的领域,真理的概念又是否有意义呢?

  根据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思维,人类凭其理性是可以发现道德、政治和法律范畴的真理的,但后来兴起的价值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在这些范畴内根本无真理可言,道德、政治和法律秩序都不外是历史和社会中的权力斗争的偶然性、暂时性、妥协性的结果。[17]哈贝马斯则反对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并以捍卫现代性和尚未完成的现代事业为己任。[18]

  为了对治相对主义和重建启蒙时代对人类理性和社会进步的信心,哈贝马斯在沟通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真理的“共识论”。[19]根据这个理论,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范围外的道德、政治、法律等领域,关于真理的探讨和追求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么,什么是真理?哈氏的真理的“共识论”认为,人们通过理性讨论而达成的共识便是真理,当然这“真理”并不是绝对或永恒的,而是相对于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语境的。但是,这种真理仍不失为人们建立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基础。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把真理的标准重新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只不过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不同,哈氏的理性不是主体性的,而是相互主体性的,真理不是存在于孤独的个人心中,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和对话之中。

  

  三、现代社会的分析

  

  什么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分别在那里?这一向是社会学的核心课题之一。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在社会学的系统理论﹙包括曾经与哈氏进行论战的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Luhmann﹚的社会系统论﹚和他的沟通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社会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和批判。[20]

  

    哈贝马斯的现代社会观里的基本概念包括“社会系统”、社会系统的“操控媒介”、“生活世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我们在这里逐一予以阐述。首先是社会系统。复杂的、有其自主性和独特的运作逻辑的社会系统的出现,是社会演化的结果。现代社会的其中一个主要特征,便是它的系统十分发达,人类生活的很大部分被系统掌握于其中。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主要的系统有两个,一是经济系统,即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二是政治系统,即国家、官僚和行政的体系。

  哈氏指出,这两个系统有其各自的操纵媒介,经济系统的操控媒介是金钱,政治系统的操控媒介是权力。系统的存在和运作有其正面的社会功能,如维持社会的秩序和促进经济效益,但系统的根本问题是,其运作是以某种非人化、甚至是非人道主义的逻辑为依归的,不以一般人的意愿为转移。这是因为在系统中协调和整合人们的行为的,并非沟通行为,而是金钱、权力等系统操控媒介。在系统的运作中,理性是有其作用的,但这种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而非沟通理性。

  那么,沟通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哪里?这便带我们到了“生活世界”的概念。生活世界原来是现象学的概念,哈贝马斯则把它和他自己的沟通行为理论和现代社会观结合起来。生活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世界,也是他们的亲身感受和经验的泉源。生活世界的运作媒介不是金钱或权力,而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陈弘毅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哈贝马斯   现代性   现代法治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397.html
文章来源:法律思想网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