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告别五四,发现保守主义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3 次 更新时间:2010-03-18 10: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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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进入专栏)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官方、学术界、媒体举行了很多纪念活动。与以前的纪念年份相比,今年,在广泛的赞美声中,已经有了些许怀疑之论。

  笔者愿意在纪念的热闹过去之后,提出一个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稍微有点另类的意见:新文化运动其实无助于、甚至妨碍了中国现代国家之建立,如果我们清楚现代国家意味着什么的话。要完成立国大业,最好是忘掉新文化运动,发现并接续上现代中国的另一个传统:保守主义传统。

  我相信,看到这两个命题,有些朋友可能要跳起来。但且慢,不妨回到历史中考察一下,新文化运动究竟错在哪儿?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是谁?他们在说什么?然后诸君再来判断,保守主义的论说是不是有道理?与新文化运动一路下来的激进传统相比,究竟谁更有道理?谁更能解决中国人一百年来一直要解决的大问题?

  新文化运动错在哪儿?

  那么,这个大问题是什么?“立国”,即建立“现代国家”(nation-statebuilding)。人们普遍把这个词译为“民族国家”,似乎不准确。nation的基本含义是“国民”,所以,笔者宁可使用“国民国家”这个词。但这听起来又有点别扭,所以我就用“现代国家”一词。

  十九世纪末,敏感而负责任的中国士大夫形成了建立现代国家的意愿,由此而有了迅速推进的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立宪以及民国创建与制宪。很多人、包括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一直以为,民主理念和制度是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带入中国的。这实在是天大的历史事实错误。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就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如果从清末立宪算起,建立宪政制度的努力开得更早。“赛先生”倒像是新文化运动的独特贡献。但这一点对立国意义未必全是正面。而且,从新文化运动健将们的言论看,除胡适先生外,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这先生长得什么,究竟怎样培育。

  新文化运动也属于中国精英立国努力的一部分。它是因为民国初年现代国家建构——主要是民主政治建设——暂时遭遇挫折而兴起的,其指向也是建立一种整全的国家新秩序:精神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等等。至于狭义的五四运动,更与文化毫无关系,而是一场旨在救国的大众政治运动。所以,新文化运动虽然表现为思想文化运动,但我把它放入立国进程中观察。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此后立国进程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只是,从事后看来,此种影响是负面居多,现代中国之立国进程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走上歧路。

  祸根在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一种心态,即林毓生先生早就指出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及其背后的惟理主义自负。“赛先生”就体现了后者。新文化运动领袖与参与者相信,文明是可以理性地、科学地进行彻底更新的,因为人们能够借助理性知道建设“美丽新世界”的蓝图。既然如此,也就可以尽情破坏传统,破坏完了好建设新文化。当然,新文化运动人物之所以进行大规模破坏,也是因为他们相信,依传统生存的人,及其所依靠之社会、经济、文化制度,都已彻底腐烂。为着建设新秩序,必须对其进行根本改造,即“国民性改造”云云;必要时,则可以使用暴力。

  这种心态,此前并非没有,康有为、谭嗣同身上就已十分明显,但新文化运动将其放大,并给予了“科学”的论证,从而使之支配了很多人的心灵。中国立国进程为之一变,受到启蒙的人们的奋斗目标,不再像清末民初那样,只是变革政体——这在他们看来是“小”革命;而是改造人的思想、经济社会结构,消灭反动、落后、愚昧的人群——中国进入了“大”革命时代。

  光从名词上看,新文化运动就与五十年后的文革之间有隐密的关联。更可怕的是,新文化运动打开了暴#力革#命的盒子,由新文化运动熏陶出来的青年学生所领导之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就已经立志全盘改造社会结构,为此不惜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派”。

  所以,虽然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受到启蒙的一两代人却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政治新思维,即“大”革命观念。他们一心向往着以非民主、反民主的革命方式、甚至是暴力方式建立民主制度。这当然是自相矛盾的。

  逻辑上自相矛盾的事情,在现实中必然不可行。看起来宏伟壮丽的“大”革命,注定了不能达到它为自己设定的目标:立国。所谓现代国家,起码包括三个领域的制度建设:第一,在国家结构中合理地安顿宗教及世俗信念,让人们可以比较宽松而自由地安排精神生活;第二,通过立法、尤其是建设司法体系,为现代大社会、大市场之发育构造有效的法律秩序;第三,最重要的是建立宪政制度,一方面构建一个能够有效执行法律的强政府,另一方面又借助对权力的分割及权力之间的制衡机制,约束权力,使这个强政府不至于侵害个人自由、权利。

  以此来衡量,新文化运动及受其启蒙而进行的后来种种革命,目标太大、太广泛,也太激进了。立国者们所努力者不是顺乎人性设计合理的制度,使私利与公益协调,而是改造人性;不是安顿宗教,而是禁止宗教,消灭宗教;不是让大社会、大市场自发扩展,而是改造社会,改造经济结构;不是让不同群体在宪政框架内理性讨论、妥协,而是消灭道德上、政治上被划为反动派的群体的肉体。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建立的政府也确实足够强大,强大得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它本身就是秩序不稳定之源。

  新文化运动所开启之政治新思维与政府观念,正是现代中国奋斗百年而依然未完成立国大业的根源。不说西方,就拿印度作个对比吧。中印两国精英几乎同时在十九世纪末具有立国的自觉意识。印度还是从完全殖民地状态开始建国事业的;印度有复杂的宗教与种族问题;甘地看起来是个很古老的人物;印度人建国的步伐看起来也比较缓慢、和平。因而,现在受到普遍尊敬的储安平曾在四十年代初预言,印度绝不可能独立。但没过几年,印度就独立了,并且此后再也没有过翻天覆地式变革。中国的历史进程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此一差异正是新文化运动所致。

  如此苛刻地批评新文化运动,当然不是说,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要干坏事,也不是说,中国传统于当时的现实有多美好,而是说,传统再不好,现实再糟糕,也不是建国者可以激进破坏的理由。一个医生,如果制定了一个先把病人杀死再治病的计划,病人家属一定会去报警;当一群激进知识分子为了建立新文化、新秩序,而把一个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共同体视同死亡、并尽情加以摧毁之时,人们却在欢呼,一直到今天——此为我所甚为不解者。

  这个激进的医生施医的结果是,新制未立而传统已毁,中国人的精神、社会结构、乃至于经济体系、政治,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处境。最有趣的是,面对此情此景,继承了激进心态的后世文人,准备继续深入地进行启蒙。在五四纪念热中,有学者就说:今人绕不开五四,也走不出新文化运动,仿佛这是宿命——只是,新文化运动的科学精神不是恰恰要反对宿命论么?

  九十年历史过去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后果,今人该有一个冷静的评估了。几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让我们忘掉经济学吧》。八十年代以来,整个社会都在谈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学一跃而成为学术女王头上的王冠。但事实似乎证明,只在经济学的逻辑中打转,绝不可能推进改革,哪怕是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改革的对象本来就是体制而不是经济,经济学在这方面提供不了什么有用的教诲。

  今天,我也想说一句或许有点冒犯众人——尤其是具有启蒙情怀的知识分子——的话:“让我们忘掉新文化运动吧”。如果中国思想学术界及一般文化界还在新文化运动的逻辑中打转,中国就不可能完成立国大业,甚至不可能建设出新文化运动向人们许诺的“新文化”。

  当然,忘掉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要翻历史的烙饼,不是准备从头再来一次——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带给人们的最可怕的心态。忘掉新文化运动,不过是说,忘掉新文化运动中充分体现并且广泛传播的那种激进思维方式,忘掉试图全盘重建新秩序的妄想,在进行社会变革的时候,多一些审慎与保守。保守主义才是建设新文化的正道。这听起来有点怪异,但世事就是如此。而现代中国也本来就有这样一个成熟的保守主义文化与政治传统,我们今天所看到文化与政治成就,其实正来自于这个传统的积累。

  

  另一个传统:保守主义

  

  在新文化运动之外,现代中国还存在另一个更为健全的文化与政治传统。只不过,长期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光芒被人为地放大,人们基本上不去注意这另一个传统,因而在历史编篡——更不要说在知识分子的历史常识中,这个传统基本上被遮蔽了,只透出一点点光亮。对这个传统,我找不到更合适的名称,只好冒着被误解的风险,将其称为保守主义传统。它既有别于革命的激进主义,也有别于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更有别于文化守旧主义。当然,现代中国历史上存在这样一个传统,不是笔者的独家发现。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一文即有明确论述:

  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人往往只注意所谓进步与保守两种极端的倾向;前者以西方为楷模,后者则坚持中国文化自具系统,不必也不能舍己从人……但事实上,中国现代思想界并不能如此简单地一分为二。在所谓“进步”与“保守”的两极之间,还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问题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他们一方面承认西方文化确有胜于中国传统而为所必须吸收之处,但另一方面则认为中国文化自有其特性,外来思想也要经过改变然后始能适合中国环境而发生作用。但是由于他们不相信任何简单的公式可以解决文化问题,他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无法由一两句响亮的口号表达出来,因此也就不为一般读者所知。就我个人所知,如吴宓、萧公权、汤用彤、洪业诸先生都可以归在这一类知识分子之中,而陈先生更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人物。

  笔者冒昧,为下文论述方便,欲将余先生所说的、与激进(radicalism)相对之“保守”,改称为“守旧”(traditionalism),而将位于激进与守旧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立场,称为“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即英国大哲爱德蒙?柏克基于英国文明演进过程而概括出的那个理念、价值体系。笔者也把余先生的这一分析范式从单纯的文化领域,扩展及于政治领域。用一个标签来说,这个保守主义群体在政治上的立场一般是宪政主义的,这一立场不同于专制统治,也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更不同于革命性治理,而这种政治理念与其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之间有直接关系。

  因此,笔者愿在余先生所举人物之外,为这个保守-宪政主义传统再添上若干伟大的名字:梁启超、张君劢、梁漱溟、吴经熊等先贤,他们同时活跃于“政治国”、“学问国”两个世界,因而是保守-宪政主义的完美典范。在较为纯粹的思想学术领域,除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萧公权之外,也应包括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现代新儒家,另外稍年轻一代之周德伟、余英时、林毓生、韦政通等先生也属于这个传统。

  上述人物有一共同特征:要么与新文化运动无关,要么根本就厌恶这场运动,明确反对其激进态度。与新文化运动人物不同,他们普遍秉持一种更为平和中正、也更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与文化立场。举几个人物简单予以说明。

  张君劢先生(1887-1969年)是现代中国保守-宪政主义传统的代表。可以有把握地说,张君劢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坚定的宪政主义者。自清末开始,张君劢先生即投身政治,追随梁启超先生,致力于宪政制度之建立。为此,他在当局实行党禁的1932年,发起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来又与先贤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参加重庆政协,参加1948年的行宪。

  但同时,张君劢始终不失学者本色。为制定中国之宪政主义宪法,张君劢深入研究各国宪法与民国宪制。今天有些学者对德国的施密特有一种异样的兴趣,因而热衷于议论德国于一战后制定的魏玛宪法,而最早将这宪法介绍给国人的,正是张君劢先生。“苏维埃”已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它最早就出自张君劢之译笔,张君劢最早向国人翻译介绍了苏联的第一部宪法。

  张君劢也为中国起草了两部宪法草案。1922年,张君劢以学者身份为上海国是会议起草了一份以联邦制为核心的《国宪草案》。1946年,他又主动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此即今日台湾通行之宪法的原本。只是,张君劢因为参加国民大会,得罪了当时两大党派,国民党也不愿人们知道这部宪法出自别党之手。故而张君劢作为“宪法之父”的声誉,即便在台湾也晦而不彰。

  围绕这两部宪法草案,张君劢先生分别撰写了两本书:《国宪议》与《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这两本书是中国宪政科学的经典之作,颇类似于中国的《联邦党人文集》。可惜,它们的政治学与法学价值长期被人忽视(这两本书于2006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汇集为《宪政之道》出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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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随笔》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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