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孚:重新启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5 次 更新时间:2009-11-02 0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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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孚  

  

  一、启蒙运动的失败与教训

    

  今年,2009年,是我国启蒙运动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今天,军阀混战,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宰割和瓜分,国家危在旦夕。而全国人民却仍然处于宗法制度、三纲教义和纲常伦理的束缚之中,做顺从的奴隶。袁世凯在1915年5月25日在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上签字,12月12日宣布登皇帝位,在同年9月15日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揭开了我国启蒙运动的序幕。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中国,“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的启蒙运动就如一道强光照亮了中国几千年的黑暗的深夜,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为民族和国家起来斗争。

  正在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为对全国人民启蒙而前进时,列宁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他的第三国际的代表已经来到中国,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都是“虚伪的”,是对被压迫人民的“欺骗”,使得中国的一大批热血的知识分子从要求民主和科学转向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把他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旗帜放弃了,把他自己誓言“为之断头流血在所不辞”的启蒙运动放弃了,转向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轻易地转变,说明了陈独秀虽然向往民主与科学,但是他究竟没有到过西方,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如何改变一个时代和社会,使之摆脱中世纪的黑暗,进入现代社会,没有亲身的体验。对马克思的理论及其在欧洲实践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那时翻译到中国来被普遍宣传的《共产党宣言》告诉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关系再容纳不了它自己所创造的财富了”。马克思将要建立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在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美妙的社会,至于马克思为了要实现这样一个美妙的社会,前提条件是要把一切人的“生存条件都控制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还没有翻译到中国来,陈独秀还不知道。至于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机构就会变得像工厂里的会计和监工那样简单不但没有实现,而且苏维埃的专制政权却立即迅速膨胀,官僚化和没有效率,列宁在取得政权以后并不能恢复工农业生产,全国陷入饥饿,强征农民粮食,没有工业品交换,既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又使得工人很不满意,甚至造成工人的游行示威。列宁还未病倒以前,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斯大林利用他的管理组织的职务已经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在列宁病倒以后,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束手无策,只能痛苦地死去。陈独秀对此毫无所知。陈独秀是在既不了解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也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就放弃了他的启蒙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

  

  二、启蒙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陈独秀在一开始投身于启蒙运动时并不是对启蒙运动的内容就那样明确的,陈独秀在1904年在他家乡创办《安徽俗话报》时还只提出国家为“全国人民所公有”,“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为捍国家主权,必须提倡民权”,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他的《新青年》时写的《敬告青年》,第一次把“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都作为要求青年的六项标准的内容提了出来,这应当就是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一旦产生,就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三纲教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父为子纲,则子属于父的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奉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国民如要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十分强调学术自由,“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两大信条,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

  陈独秀提倡启蒙运动,并不是仅仅在唤醒国人起来救中国于危亡之际,这固然是他的直接的目的,他的更长远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纲常伦理的奴隶思想,把国人推进到自由、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观念,从而为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先进之林创造条件,这才是陈独秀发起启蒙运动的真正目的。他的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他所参加的中西文化的论战之中。

  陈独秀认为东西民族的思想及其伦理道德根本不同,“各成体系”,“如水火之不相容”。陈独秀认为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个人本位主义”,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思想和价值观念是“家族本位主义”,“东西文化无任何调和之余地,那些认为可以协调中西文化兼二者之所长是一种彻底的幻想。”“要改变东洋民族之根性,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因此,陈独秀所要求的不是一事一物的改变,而是整个价值观和伦理观的改变。因此,陈独秀说:“如不攻破家族本位主义所形成的宗法思想,三纲哲学及其伦理道德”,“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之所期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在我们这里,个人主义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把个人主义说成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实际上个人主义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伦理观,个人的智力、才能、兴趣、爱好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应当创造一个自由的条件使其充分发挥,为自己为社会作出贡献。

  陈独秀特别强烈地攻击民本主义。他认为西方的民主主义是“以人民为主体”。“所谓仁民、爱民、为民的民本主义,与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主义政治绝非一物”,必须划清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界线,中国才有出路。“希冀圣君贤相施仁政”,是“一种奴隶希冀主人发慈悲”,把民本主义说成是民主主义,是对人民的欺骗,我们需要的是“人自己就是主人的共和宪政”,其他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人民“自觉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已经远远超过了孙中山。孙中山在他们取得政权以后,还要对人民进行训政,等到人民训政好了,会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时,才能把政权交给人民。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只能被赐予民主,实际上是不相信人民,而不是像陈独秀那样,由人民用自己的主人的权利来打倒封建制度,夺取政权,使自己成为当然的民主政治的主权的所有者。

  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启蒙运动是一场比孙中山更加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是要把欧洲两千多年发展起来的自由、民主和科学应用于中国,彻底改变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处于奴隶地位的旧伦理、旧道德、旧政治、旧思想,建立起人民本来就是主人地位的新伦理、新道德、新政治、新思想。

  

  三、陈独秀终于回归民主

    

  陈独秀不了解西方历史发展的实际,对于西方当时的情况,只能按照《共产党宣言》所说的话学舌,“资本主义一面固然增加财富,另一面增加贫困”,“各国资本主义制度都要崩溃,中国哪能……单独保存它(指资本主义)”。但另一方面,陈独秀虽然转向马克思主义,却仍然是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思想家和负责任的革命家。在1921年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向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负责联络的张太雷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下,……中国不能例外。”张太雷向陈独秀汇报,陈独秀很生气,拍桌子说:“各国有各国国情,……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当时在中国存在着两个主要的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国民党和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实际上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薄弱,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很薄弱,按照共产国际的观点,“中国大部分工人是老式手工业作坊的手工业者,他们的思想完全是宗法式的,……他们不问政治,现代工人的数量很少。”“在当今的中国,只有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中国唯一最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因此马林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为“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制造出来的”,在这种权衡对比下,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由布哈林决定,马林参与,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两党合作。

  苏共虽然是共产国际的党,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却是大国沙文主义者,苏俄驻华的全权代表越飞在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发表了《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外蒙古的独立和苏俄拥有中东铁路的权利,苏俄的军队不必从外蒙古撤退,苏俄则给孙中山经费和提供武器,派军官为孙中山建立军校,训练军队,从事武装斗争。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个协定来控制两党,从而使中国成为苏俄的附庸。孙中山去世以后由蒋介石担任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就利用苏俄的援助建立了军队,实行北伐。蒋介石的北伐很顺利,在1926年6月占领了武汉,第二年1月顺长江东下,取得了上海和南京。蒋自以为羽翼已经丰满,便与英美勾结,与共产党决裂,实行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斯大林想要利用国民党的计划彻底失败。但是斯大林不能不找替罪羊来掩盖自己的失误,这就很自然地找到了陈独秀,因为陈独秀从来就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不断龃龉。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严厉批判陈独秀,而且决定陈独秀无权为自己辩护,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很重要的一次会议,简称八七会议。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拒绝出席,一位连任五届总书记的党的领袖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

  抗战开始以后,陈独秀来到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过着穷困和孤独的生活,陈独秀在这种孤独的生活中总结了他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一生的经验,按他自己的说法,经过了七、八年的回顾和思索,他终于从当年热衷于共产主义回到了民主。陈独秀在1940年3月20日给他的托派朋友分别写了两封信。

  “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民主政治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十月革命以来,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的抽象名词,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的民主,才致有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意德还是跟着学的。”

  “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

  “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级的旗帜,并非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

  从陈独秀的观点看来,民主是人们生活中所永远需要的,不是某种历史的特殊现象。德意和苏联都是对人民的专制统治,因此都是“退步的”。

  

  四、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价值和逻辑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历史观、价值和逻辑。我们的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面临这两种理念的选择,对这两种不同的理念的选择,是选择其一而去掉其一,不能把两绝对的对立和矛盾的理念和价值不加考虑地硬拉在一起。陈独秀在启蒙运动中是十分明确的,他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制,决心抛弃个人作为他人的奴隶的纲常伦理和封建专制制度。

  我们今天的改革与陈独秀不一样,既要鱼也要熊掌,要两者各得其兼。办法是坚持实现马克思主义,也要坚决地引进西方的被马克思抛弃了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要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等的彻底破坏和如何重建,邓小平曾去美国访问,深深感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落后于资本主义太多了,按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邓选》第三卷第375页)。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把生产力赶上去,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相信社会主义,因此邓小平反复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探索中国怎样搞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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