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鲁迅的一个世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5 次 更新时间:2010-03-03 12: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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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 (进入专栏)  

  

  

  鲁迅作为一个著作者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是在1903年,二十世纪刚刚开始,到今天是一百多年了。这年6月,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杂志第五期上刊出的《斯巴达之魂》,作者署名自树,这是鲁迅公开发表文章的开始。

  义和团之乱引起了八国联军的入侵。1901年9月,清廷接受了谢罪、惩办祸首、赔款等等屈辱的条件,签订了《辛丑条约》,接着各国联军开始撤退。可是俄国却拒不从东三省撤兵。几经交涉,到1902年4月8日,中俄才签订东三省撤兵条约,规定俄军于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撤退。到了1903年4月8日,俄军应该退出沈阳、牛庄、营口、辽阳和吉林,可是不退,俄国反而向中国提出七项新要求,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4月27日,上海张园开拒俄大会,反对俄国对东三省的新要求。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大会,拒绝俄国要求。愤怒的情绪扩大到了国外的留学生中间,4月30日,东京中国学生拒俄义勇队成立。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就参加了这一活动。拒俄义勇队成立,即函电各方,在致北洋大臣袁世凯函中说:“昔波斯王择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鲁迅的这篇《斯巴达之魂》,写的就正是这次德摩比勒(今译温泉关)之役。文章气势磅礴,该刊编者许寿裳说,“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可以认为鲁迅是以这篇文章参加拒俄运动,他的写作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怀着救国的、爱国的目的。这种态度,一直贯穿着他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

  鲁迅在日本留学。他看到,刚刚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同晚清的衰败之象,对比太强烈了,这更加深了他的忧国之心。在将两国比较的时候,他还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国民性。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14)410)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连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是为了探索救国的道路,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思考这些题目。

  正是这些思考决定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送学的事实”(①438),使他一度学医;后来受到刺激,“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着,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从而选定文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在这些年里,他读得多,也想得多。因此,他于1907年至1908年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不只是反映出一种爱国的激情,还有他自己的不少思考了。

  刊登在《河南》月刊第五号(1908年6月)上的《科学史教篇》,扼要地介绍了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活动、应用技术跟理论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文章不但指出了“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非鲜”(①33)。这种两者“相互为援”的关系之外,更指出了“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唯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①32),以见理论科学的研究并不总是可以立竿见影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强调了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尽管一时还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处。

  这篇文章论证了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品质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它同时提醒读者,不能因为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精神生活。人们既需要牛顿,也需要莎士比亚;不但需要波义耳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拉斐尔这样的画家;既要有哲学家康德,也要有音乐家贝多芬;既要有达尔文,也要有卡莱尔这样的史学家。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以拜伦为代表的被人称为“恶魔派”的诗人。后来,鲁迅在《杂忆》一文中说:“那时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①233~234),后面这两位,在《摩罗诗力说》里也都作了详细介绍。此外,还介绍了挪威的易卜生、英国的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等。

  鲁迅在介绍了这些他所喜爱的、引起他心的共鸣的作家之后,想起了中国。他问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悲哀的是,他接着答道:“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①102)文章里没有说的是,它的作者,已经决定自己来担当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了。

  鲁迅在《河南》上发表的文章,《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这两篇最可注意,它显出了作者对中国现状的深思。那时,中国必须变革,可以说是已经成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在东京的中国人,从政治上的亡命客到留学生,有主张民主革命的,也有主张君主立宪的,活动很多。鲁迅自己参加了留学生的一些活动,观察了不少号称爱国志士的人物,了解到了他们的主张和作为,于是在这两篇文章里对这些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出国留学,目的是给中国图富强。到外国学些什么才好呢?鲁迅看到的是:“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①45~46),“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①29),“试按其实,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⑧27)。

  鲁迅以为,学外国,重要的还不是那些应用技术之类。“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张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①58),提出了“立人”这个首要目标。具体的纲领,鲁迅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①47)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①57)应该指出的是:他在这里说的“世界之思潮”,主要是指尼采的学说。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就说过,他在弘文学院就爱读尼采的书了。明白了这时鲁迅所受尼采的影响,就可以知道他这些文章里写的“少数”和“多数”,并不只是个数量的概念,而是尼采所说的“超人”以及与之对立的庸众。他是把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唯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⑧27)“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①54)显然,这英哲就是尼采说的“超人”了。

  

  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鲁迅成了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十多年之后,他在一封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11)469~470)

  这样,又回到国民性的问题上去了。这时他给《猛进》周刊编者徐炳昶的信中说得更加痛切:“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③22~23)

  他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是循着《新青年》开创的路走下去。陈独秀1916年创刊的《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旗帜就是民主和科学。1918年9月鲁迅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1〕,但就倾向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④468),“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①307)。

  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钱玄同、吴虞等人的文章,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鲁迅为了批判专制主义文化的传统旧的伦理观念,反对保存“国粹”,也写了好些文章。他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①321~322)

  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买卖,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①343)

  反对了保存国粹,就要引进外国的观念: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①349)

  主张保存“国粹”的人对于引进“西学”,一种态度是抵制和排斥。鲁迅描写说:“从前的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厉害。”(①316)即以“道德”的名义来抵制“西化”或曰现代化。

  另一种态度要开明一些,主张将“西学”和“国粹”调和起来。鲁迅描写说:“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句话说,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中至当’。”(①352)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不失为一种主张。若问:这种主张能不能行得通呢?能不能够“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鲁迅回答说:“‘西哲’易卜生益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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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书屋》二〇〇七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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