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李锐口述往事》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9 次 更新时间:2023-11-06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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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 (进入专栏)  

李锐先生是我的老师。1949年8月长沙解放,9月我考进了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那时李锐是报社的社长,他来给我们学员讲过课。这样我就成了他的及门弟子了。新干班结业,我到报社工作了。只是一个新参加工作的一般干部,不会有很多和他接近的机会。不过他的风度和才气留给我的印象是深的。当年我叫他李社长,后来他和我都不在报社了,我就叫他老社长了。

1950年他调离报社,先是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又调到到中央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站的建设。从此几乎有整整三十年没有再见到他了。在这三十年里,他有八年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有二十二年是当右派分子,劳教五年,劳改三年,反正都是九死一生。并不是只他和我两个人遭到了灾祸,是我们这个民族遭到了灾祸。我有机会再见到他,是这一页历史刚刚翻过去的时候。1979年,一次他路过长沙,和一些原来报社劫后余生的旧部见面,他给我们谈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以及对这些事的思考。到今天又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说的一些话我仍旧记得很清楚。他说:"同志们啊,说得难听一点,这些年,我们是被农民专政了。"谈到毛泽东,他说了"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八个字的评语。我觉得他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我去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我就到了北京。闲空时间,我常常去看望老社长。他知道我一个人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到了节假日,就常常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吃饭,"改善生活"。后来我借调的任务完成,回到长沙,以后有什么事到北京去,好几回都是借住在他家,交往也就深了。和他平常的交谈中,使我受益不少。我的一些肆无忌惮的谈吐,他也能听得下去。我想,这是因为对于一些人和一些事,他和我的看法是相同或者相近吧。

我以编辑为业。老社长很看重这一点。他的大著《庐山会议实录》初次出版的时候,他向出版社提出,要我担任责任编辑。他主管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辑工作,也要我去参加过一回讨论,我问:要我去干什么?他说:你编辑的知识和经验有用。这样我就到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住了几天,看了一部分书稿,提了几点建议。

反右派斗争是我一个长期思考的题目。后来下决心把它写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拿了一部分书稿向老社长请教。他看了。对于一些他以为不恰当的说法提出了修改意见。书稿写成之后,几年都找不到出版的地方。最后是他推荐给河南人民出版社,才得以出版的。出书之后,民营的席殊书屋评当年好书,把这本书评为非文学类的十本好书之一。老社长去参加了他们宣布评定结果的会,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同老社长越接近,也就越了解他,对他的道德文章就越敬佩。一年他寿诞,我跟几个朋友给他送了一副寿联,我是这样写的:

立德。立功、立言,备矣三不朽;

不淫、不移、不屈,大哉一丈夫。

这就是我对老社长的看法。我以为这副寿联是只能送给他的。够得上古人提出的这两项标准的人,是并没有很多的。

像他这样一位人物,生平经历如此丰富,起伏如此之大,波澜如此之多,又曾经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可说是传记文学极好的典型。他这几十年的遭际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这一段,而他的立身行事又足为后世楷模。这是能够写成一部有声有色的传记的。最早是光明日报记者宋晓梦女士写了一本,香港版书名是《党内有个李锐》,内地版的书名是《李锐其人》,她在写作过程中跑了许多地方,找了好些人,调查访问,收集材料,我也是她询问过的一人。她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得到一些好评。

也有好几位朋友知道我和老社长有多年的接近,相知较深,希望我为老社长写一部传记。这当然是个很好的想法。我想,这就和我写作鲁迅的传记、浦熙修的传记不同,不是仅仅凭借文献资料,而是对传主有直接的了解,自然也很乐意承担这项工作。只是手边七七八八的琐碎事情总是打发不完,这一件想到要做的事情也就一直没有动手。

现在丁东先生和南央师妹合作费时数年的《李锐口述往事》完成了,我很觉得高兴。这真是一本极好的传记文学作品。它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细节,使人们对当年的历史能够有一个更具体的了解。我以为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传主在自述往事的时候,常常谈到他的思考,不仅仅是就事论事,也思考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怎样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现代国家的思考。这些都给读者很大的启发。下面摘录两段做例。传主在谈到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三峡工程问题的时候,说了这样一些话:

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呢?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因为邓小平赞成,王震这样的人帮腔,所以三峡一定要上马,其他的人说什么也没有用。(第293页)

谈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老社长说出了他的一个根本性的思考:

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党的问题。党政要绝对分开。国家政权是国家政权,政党是政党。现在党的官员的权力高于一切,高于政府,高于法律,政府与法律都是附属于党。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经济是搞不好的。现在搞出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更明显了。(第340页)

就从这两个小例,读者也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内容的精彩了。太史公说:他的《史记》是一部"述往事,思来者。"的书。我看这一本《李锐口述往事》,不仅仅是在述往事,也是在思来者。他在请比他年轻的读者和他一同来思考这许多问题。南央师妹嘱我作序,就给了我通读全搞的机会。我读了。当然乐于写此短序向读者推荐这一本好书。我相信别的读者也会和我一样,感谢她和丁东先生所做的这一件工作。

2013年3月8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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