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根本战略、当今挑战和中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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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史的经验总结的紧要部分之一,在于概览和分析当代中国对外战略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根本纲领,理解与先前相比它们有什么主要的新特征。就前者而言,新国际主义这一新成分已被添入,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同时中国的“现实政治”思想也增添了某些重大的新内涵;就后者而言,作为根本纲领的和平发展具有根本的大战略裨益,连同坚定不移、富有耐力和因势利导的特征。此外,在建国60周年之际,必须认识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面临的、对于中国的内外局势都至为关键的首要挑战,同时指出当代中国对外态势深刻地蕴涵或体现的某些中国传统和中国特性。

  「关键词」中国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中国特性

  「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邮编:100872)

  

  当代中国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已60年的历史上差不多恰好占整整一半时间。在一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方面,它真正地承继并得益于先前的30年,但同时它又超越了先前的30年,因为改革构成它的历史的最根本特征。自从约30年前邓小平启动富含伟大创新的改革以来,特别是从1992年他锐意改革的视察南方谈话引发中国经济持续腾飞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种种巨大的变迁。而且,随着改革取代革命成为中国的首要主题,国家实践和领导行为方式已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

  在此背景下,可以概览和分析当代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方面,理解与先前相比,中国对外战略在思想和实践上有什么主要的新特征。在此,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根本纲领将得到着重地谈论,兼顾当今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面临的首要挑战,加上当代中国对外态势以复杂精致的深刻方式蕴涵或体现的某些中国传统和中国特性。

  

  一、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

  

  从邓小平往后至今,中国当代政治领导有关世界政治和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有了一种新的丰富性和有益的复杂性。传统上,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由三大成分构成: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根本信念;二是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曰中国的现代激进民族主义;三是关于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亦即远非中国人或共产党人独有的“现实政治(real2politik)”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信念的理解和把握有了与时俱进的重大优化,并且作为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一个较为潜在但仍重要的成分,起着增进透视力、丰富理解力和鼓舞终极理想的伟大作用;与此同时,一种可称为“新国际主义”的新成分早已被添入了中国政治领导的意识形态系统。不仅如此,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政治领导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除了完全必要地在中国边疆领土主权完整问题上;还有,他们的现实主义思想也增添了某些对中国和世界都大为有益的新内涵。

  具体地说,“新国际主义”是在全球化和中国愈益卷入世界体系的大背景下浮现和发展的。这种“新国际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较迅速地增长着的一些特定的诚信——通常真诚地相信和致力于那些出自各国合理的共同需要的多边合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体制,并且相信有益的跨国非政治交往,既是鉴于它们对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助益,也是鉴于它们本身被认为具有的内在价值。“新安全观”和“和谐世界”理念等颇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新国际主义”的体现。此外,还有得到中国媒体大量宣传和学者众多讨论的中国外交的“多边主义”。①「参见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第21~27页;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37页;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显而易见,中国的世界政治观已经部分地(当然只是并只应当是部分地)有如国际关系思想史上的“理性主义”或“自由国际主义”,既承认总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间常见的利益歧异甚而利益对立,但是同时也认识到甚至强调与之并存的、有规范和双赢或多赢的国际/跨国交往,认识到甚至强调世界政治中各国的那些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和共同规范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应当起更大的作用。

  同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以来中国政治领导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总的“烈度”业已逐渐减低,除了在中国对自身边疆领土的主权和疆域完整性问题上。由此而来“烈度”减缓了的民族主义可被定义为“讲求实际的民族主义”,它的特征和它与中国民族主义其他基本形态的区别已得到了较好的展示和分析。②「Suisheng Zhao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Its Foreign PolicyRamifications ,”in Christopher Marsh and June Teufel Dreyer ,eds.,U1S1-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Lanham ,Maryland :Lexing2ton Books ,2003,pp.63-84」不仅如此,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进、国际影响迅速增大和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加上中国的主体面貌和主体素质的巨大进步,在中国政治领导连同中国公众怀抱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当中,激愤情感、造反精神及其部分思想产物——缘于中国先前经受外部凌辱和经历剧烈革命——越来越被雍容的自信、审慎的自豪、大战略式的展望以及信心和耐心兼备的“风物长宜放眼量”胸怀取代。

  与此同时,中国政治领导的“现实政治”或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也增添了某些新内涵,亦即与先前相比,他们的“国家利益”观念在颇大程度上的“国际社会化”,即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的颇大一部分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融合或同化。不仅如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往后的毛泽东领导时期相比,中国政治领导的根本战略行为特征尤其反映出他们的现实主义意识形态成分的愈益高度成熟和内在均衡,连同与此相关根本的实践技能的显著优化。

  这特别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战略目的方面。他们确实在非常复杂和富有挑战性的内外环境中做到了可谓头号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国家根本目标应当具备合理、明确、平衡、有限、集中和充分这几项战略性素质。其中,平衡、有限和集中尤为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他们深谙国家的多种利益互相间常有或大或小的紧张、竞争甚或冲突,要确定合理的国家根本目标,就需要尽可能合适地平衡这些利益,即对它们各自打上合适的“折扣”,使之构成一套内在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体系,并且使根本战略目标既拥有明确的优先地位,又不过度损伤其他重要目的。他们在国内外各种严重干扰中,殊非容易地避免了目标的“过度伸展”和“不足”,做到既恰当地“韬光养晦”,又恰当地“有所作为”,从而在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崛起。③「参见近来英国《金融时报》和路透社就当今形势下中国这一对外战略特征表现所作的几篇切实的评论:Geoff Dyner,“Beijing Hesitates at the Global Threshold ,”Financial Tim es,November21,2008;David Pilling,“Foreign Policy:Assertiveness Alongside aMes2sage of Peace,”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1,2008;Chris Buckley,“ChinaWeightsAssertion and Caution in U.S.Shadow ,”Reuter,Janu2ary 20,2009」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断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领导就根本的“现实政治”而言富有优秀的思想、方略和国策表现,总的来说不亚于中外战略史和“现实政治”史上那些格外杰出的国务领导和政治统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是真正科学、讲求实际和富有道德的。这集中表现在其中晚近新添的一个有颇大综合性质的要素——“和谐世界”理念上。①「Shi Yinhong ,“U.S.Power ,China‘s Rise andWorldOrder ,”Journal of Renm in University of China,Vol.3,No.1,2008,p.96」这个理念首先是基于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迁,它们包括:与过去的历史时代相比,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已经并继续在迅趋衰减,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权势问题,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重要,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同时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威胁和全球性共同问题愈益突出。也就是说,“和谐世界”并非纯属空想或理想,而是在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中正在发生的一类重大动向。这一点在科学意义和历史方向意义上最为重要,尽管在未来并非全无可能发生世界政治性质的某种反向变迁。

  和谐世界理念讲求实际,不仅是上述科学实际,而且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实际。因为它基于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行之有效的伟大实践经验,基于中国切实的利益需要和为此而来明智的战略选择。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在绝大部分时候和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国际交往,依靠广义的“软权势”,特别是和平贸易、国际协商和“微笑外交”。②「“Smile Diplomacy ,”The Economist,March 29,2007」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关系记录中极为显著,无可置疑。虽然此类经验的一大动因(同时也是一大结果)在于前面所说的“新国际主义”,但是它至少在同样大的程度上也出于根本的战略权衡,因为积极弘扬它可以得到重大裨益。这首先是因为与和谐世界理念难分难解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如下所述)具有了不起的裨益。与此相关的一项基本的战略常识在于:在国际政治中,经宣告的基本态势、根本祈求和政策宣示方式与具体的政策行动一样重要。

  

  二、中国当代对外战略思想的根本纲领

  

  同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根本纲领有了变更。它可以最简要地概括为和平发展。和平发展在最起码的意义上直接地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中国要发展成为世界强国。

  第二,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而不经过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和强国间经久的冷战对抗。与此同时,和平发展还在几乎同样起码的意义上比较间接地意味着第三件事情:中国要争取成为可持续的头等强国,而不是先前世界现代史上屡见不鲜的迅速崛起而后迅速跌落的强国。在不经过强国间的全面战争和经久冷战对抗的意义上和平发展,很大部分意义在于避免这两种代价(直接和间接的、短期和长期的多方面代价)可能非常巨大的事态,这不仅是达到头等强国地位的需要,也是经久地维持这一地位的需要。

  和平发展有明显的根本大战略裨益。和平发展在绝大部分时候、绝大部分方面压倒性地依靠广义的“软权力”,即和平的、非军事的权势资源和权势行使。

  所有这些力量的特征在于其非暴力伤害性、渐进累积性、广泛弥漫性以及很大程度的互利性,相对而言最不易阻挡、最少引发强烈阻力、成本最小化和后果最可接受,因而兼具有效和合算这双重好处。③「这里关于和谐世界理念的论说大致沿用时殷弘:《成就与挑战: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念与对外政策形势》,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第82~83页」不仅如此,在世界政治的很大部分变化着的基本性质中,和平发展有颇为坚实的基础。如前所述,与先前的历史时代相比,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正在经历重大变迁。

  在这一变迁中,和平发展符合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具有获得伟大成功的相当大一部分根本保障。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某些格外困难和久经周折的问题上,按其情势具体贯彻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和平发展战略尤为紧要,也尤其能够表现它内含的坚定不移、富有耐力和因势利导特征。当代中国面对的朝鲜半岛问题就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无疑,中国近六年来就朝鲜核问题屡遭艰难和挫折,而且这样的经历大概还会持续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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