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论一带一路与中国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8 次 更新时间:2023-11-30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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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日前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专访,根据录音整理的文章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以《时殷弘论“一带一路”与中国战略》为题详细刊登,作者认为: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事业。要真正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来界定它们需要什么。必须充分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当代生活经验的对接,包括发展经验的对接,不能想当然地设定中国当代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广泛适用、普遍受欢迎,漠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复杂特殊性,甚或在有些场合跟我们相反的取舍倾向。文章内容如下:

时殷弘:“一带一路”十周年综论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随后,习主席在周边外交座谈会上正式将两个倡议合并在一起,作为中国加强周边外交的重大战略指导。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要求,“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可谓由此上升为国家战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8年8月,习主席就“一带一路”强调要画好“工笔画”,由此更具体更切实地指示了这项事业应有的根本路径。

在就“一带一路”已有的大量讨论中,需要显着加强目前还很不充足的一类讨论,是关于奋发有为的同时必须审慎从事的。需要就“一带一路”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和高铁项目输出等等的设想和筹画去思考相关问题。它们归结起来,就是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为此进行更充分的国际协商;必须将它们真正地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现在关键的瓶颈在哪里?在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的国际磋商和谈判真正以共创为目标实现扩展和深化。

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事业。要真正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来界定它们需要什么。必须充分重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当代生活经验的对接,包括发展经验的对接,不能想当然地设定中国当代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拉动经济的路径广泛适用、普遍受欢迎,漠视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复杂特殊性,甚或在有些场合跟我们相反的取舍倾向。否则,我们就会重蹈我们自己反复批判的西方普遍主义。

还有,至今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创意几乎都来自中国。这是不应当的,需要将某些重大的创意刻意地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并且由此增长别国合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有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而且前者还必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严格地说,只有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才是唯一算数的。

中国必须注意少说多干,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印度的反感,并且引发和加剧中亚各国、东南亚国家、南亚及印度洋小国的猜疑。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的对华地缘战略意义大致只用关起门来自己议,不应当少有顾忌地公开讲,否则只能“证实”外国的担忧和猜疑。要充分地认识到,在上述各国的领土上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固有天然的敏感性。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主、安全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这类建设天然地容易引起各国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相关的不良效应,假如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对于外部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推进“一带一路”等宏伟项目的速度不可太快,“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因此,一定要分阶段,分不同的阶段性深度。一定要对我们的知识限度、影响力限度、战略策略的精明限度有清醒的认识。需要仔细区分或分辨就不同问题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而言的一项项不同的具体形势,形成和修改不同的和具体的战略设想,甚或战略规划。要根据经过持久证实的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抱负、实践力度和规划,在某些方面予以加快和加强,在另一些方面放缓和收缩,以待基本条件改善,以待拟合作国家在它们自己的参与利益与参与风险之间作权衡和平衡,并且较多地倾向于参与利益。为此,最重要的是真正衷心地互惠共创,以至于共有共管。要尊重对方,礼让对方,乃至熏陶对方。

推进“一带一路”以及其他重大对外经济项目必须从中国经济和财政全局的视角去看待。由此而来的一项重大要求,是尽管其中的不少组成部分必须首先服从非经济、非财政的目的,亦即优先服务于外交、战略或政治目的,从而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接受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负面效应。然而,它们总的来说必须产生经济、财政利润,否则从长期来说,所需的中国国家资源将难以为继。也因此,审慎地从事经济、财政评估,不让它们总的来说成为中长期的亏本项目,是推进“一带一路”和其他境外建设项目的一大必需甚或底线。而且,由于它们大多将处于经济风险较高的欠发达国家境内,这项必需或底线就特别要在规划和实施中予以注意。

在激烈、复杂的南海争端与推进海上丝绸之路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矛盾。由于越南、缅甸、印度三国在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方面相对最重要、最长远的意义,也由于它们尤其印度的对华猜疑、防范相对强烈,加上它们现有的对华关系状况相对较差或甚差,因而中国在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方面有个短期和中长期的根本问题,即如何尽可能地减小它们的对华疑虑和不满,如何使之逐渐在参与利益与参与代价或风险的国策权衡中.尽多地倾向于前者。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南海争端、中印领土争端和中印边界间或紧张加剧它们的对华疑虑和不满。所以中国面对一个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安排难题: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海争端和中印领土争端究竟孰先孰后,孰易孰难?需要做出一个艰难但必要的、关于这方面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正确决断。

还需谈到中国经济外向扩展的根本内在平衡问题。“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面向中国西部、南部和北部外缘的高铁输出,中巴经济走廊创设,外加中国在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等区域进一步扩展经济存在的宏图和实践:所有这些动态伴有一种不利的政策观念,即中国的许多官员、机构、学者和媒体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压倒性地置于中国西面,或曰西进,而太少考虑、呼吁和规划东进、北进,也就是跨越太平洋和欧亚内陆的进一步经贸途径,或者说与发达国家的更大规模的互惠开放。

虽然中国可以从西部以及南部大外缘、亦即“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取得能源和矿产,获取某些钱财,为某些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并且产生更大外交影响。可是,中国已经有多方面的境外能源和矿产来源,大致不太缺乏钱财,何况过剩生产能力找到境外出路的好处大致只是暂时和局部的,因为这有可能减弱调结构和搞改革的倒逼压力。从长远的升级式发展来说,中国相对最缺乏和最需要的是广义的先进技术,而这基本上只能从中西欧、北美和日本得到。中国必须尽可能减小困难,进一步跨越太平洋和欧亚内陆两大空间,以扩大而不是缩小发达国家资本的中国市场准入作为交换条件,争取增进中国对它们的直接投资,争取吸收广义的先进技术,促进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世界技术和世界操作管理的高端的进程,以实现以小换大,或者以大换大。简而言之,这方面中国不仅要向西看,而且从长远来说更要向东看和向北看。

在当前形势下,首要的是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战和高技术战,正确应对与这方面改革密切关联的国内有关困难,以便保护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免遭大损伤。显而易见的方向是将“维稳”应用于中国经济和金融,使之成为头号国务。因此,相关的战略阵线,包括朝鲜问题,台湾、东海、南海事务操作,中美军备竞争,对俄战略军事协作,“一带一路”倡议等,总的来说已经必然退居次要地位。经济、金融维稳优先,有效应对高技术战的持续升级,尽量减小经济、金融的易受伤害性,争取实现可得可用的国家资源的合理和经久的较充裕供给。不仅如此,由于同样的原因,战略阵线与过去多年相比将进行收缩。在这个阵线上,只有台湾问题和与美国的军备竞争比其他战略事务优先。所以新的轻重缓急次序安排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2018年初以来,加剧变更的世界政治经济已开始危险的“两分”。一方面,美国政府越来越可能与其余所有发达国家分别达成自由贸易安排,成功地谋求与发达国家及其紧密伙伴一起构建新经贸规则体制。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所有各类基本矛盾严重加剧,加上美国政府实行“抱团经贸”方针,可能迫使中国少有选择,也就是只能在越来越大程度上与友好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从事对外经贸活动。显而易见,这类经贸合作的利润前景将相当有限,中国资金将低回报甚或无回报地大量外流,与在发展中世界非常广泛、深入、急速地介入相伴的各类风险将显着增进,同时这些介入大致不会促进我们技术的广泛升级。因此,中国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减缓世界经济两分,阻止中国的长远前景受到历史性损害。

访谈实录:

薛力: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的原因是什么?

时殷弘:到十九大结束为止,中国对世界的看法非常乐观,觉得中国在很多领域提出倡议和带头,世界很多国家——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有某些发达国家——就会跟进。但是,我们究竟多大程度上懂得例如德国、塔吉克斯坦、斯里兰卡等等国家和政府?实际上不那么懂,但是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便觉得那里的问题较简单,不禁想当然地以为我们的经验会在那里适用。

不少国家政府会认为,让人口这么大规模地流动,这么大规模地投资,它们的精英集团、甚至政治权力集团很可能下课。他们要中国的钱,在中国人面前讲得好听,讲话都很客气,甚至在忽悠我们,让我们膨胀。但他们互相之间讲话,或者到华盛顿、布鲁塞尔去讲,可以设想大概很不相同。

总的来说,过去一些年中国很自信,普遍看好国内外形势。这部分地出于中国文化的一种老倾向,用原则性的笼统的大话来取代足够具体、足够阶段性、足够时代性的仔细思考。习主席2018年8月提的画工笔画,是搞“一带一路”以来的最重要指示。我们2013年的时候对此不大懂,不注意,后来懂了,注意了,甚至高度重视了,因为已有相当的经验,其中包括不少教训。

薛力:您理解的工笔画的核心含义是什么?

时殷弘:“工笔画”的核心含义,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仔细观察,仔细分析,具体规划,具体商议。不能做毛躁的事情。这一两年开始中国政府已经不愿往“一带一路”项目上依旧大投钱。即使投钱,也是暂时主要为清理债务、减少前期投入带来的损失。

薛力:您曾经提到中国外交要避免透支,那么现在强调画工笔画的做法是否可以理解为就是为了避免或纠正透支?

时殷弘:战略透支的例子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多得很。开始透支时,你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在透支,而是认为大有机会。等到你可用资源少了,很多事情做不下去了,才知道透支了。透支有一个过程,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意识到。然后你要扭转也要足够的时间,不可能一发现透支就将它大为缓解甚至解决。

汉初以来,我们的文明程度与力量大约有一半时间很值得骄傲,我们对此有很强的记忆,人对自己的成就都牢记。我们在这两千余年期间不行的时候,胡搞的时候,对自己的不良经历则倾向于不那么牢记。还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被西方和日本等欺负多多,侮辱多多,变成受害者。以上几个方面的经历,构成了我们的历史记忆,既有伟大历史的记忆,也有受害者的记忆。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什么变化?

时殷弘:能感受到一些。第一,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思考力、宣传力等投放在了“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没有充分注意到我们与它们之间有远比我们一度设想的更复杂的关系。

第二,周边情况越来越复杂和具挑战性。“一带一路”推进的周边项目很多,但要看结果。是不是“一带一路”在周边的进行有助于改善推进中国的周边关系?好像也不那么简单。如果说改善周边外交就要把宝主要押在“一带一路”上,那么多半不会成功,因为周边情况越来越复杂和具挑战性的原因很多。还有,中国的一项基本现实是中国经济10多年来缓慢走低,财政收入逐渐减少,外部环境则美国这么坏,而且美国后面跟着不少盟国和战略伙伴。在这种情况下,哪个最重要?国内经济、金融争取稳中求进。

第三,在战略领域,两个事最优先:台湾问题与处理对美关系,可能还包括东海问题。两个优先不会变,都要花不少钱。还有这两个优先还引起反弹,如美国与其盟国也增加国防开支和强化备战,有需要我们应对。“一带一路”相对来说排序就比较靠后了。

薛力:“一带一路”推出后中国的形象有什么变化?

时殷弘:第一,众多发展中国家拿到中国钱,在我们面前很好。但实际上就它们中间大多数而言,它们内心的形象大概除中国变富以外没有很大改善,可能还有些反作用。有些人可能背着中国说中国傻。

第二,在西方国家心中的形象严重损害,除了它们的劣根性和严重偏见外,因为这个东西声势很大,例如七国广岛峰会和北约维尔纽斯峰会的公报认为,中国越来越张扬地建立全球足迹,进行全球投射。

战略是什么?战略就是算帐,算成本和效益之比,算能力与目标之比,是不是目标过高,能力跟不上,等等。

所以,我个人认为一定要宣传、深化和仔细阐述习主席2018年8月关于画工笔画的讲话。这是到现在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最重要指示,指明了方向。工笔画的意思要仔细观察、仔细思考、具体规划、具体实施。

薛力:2021年不是又提出要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吗?

时殷弘:这很对。2018年到现在已经有5年,我们可以根据画工笔画的指示看我们改善了多少,还有哪些大的差距。

薛力: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时殷弘:“一带一路”提出了这么多年,也取得了成就,但是整体上有限。要根据画工笔画和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指示继续做,同时如前所述,真正广泛和充分的改进和提高都需要相当长时间内的切实和妥当的努力。

薛力:对下一步共建“一带一路”的整体建议。

时殷弘:给自己一个重新审视、重新讨论和重新规划的机会。

先慢下来进行盘点盘算,用几年时间一个个来盘算,看究竟是否合算,能不能经久,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或者干扰了中国的全局任务。

薛力:“一带一路”是一个整体战略,只算经济账肯定算不过来,算整体账怎么算,用什么模型来算?

时殷弘:第一,战略上是否获利。当然范围很大,每个地方情况不大一样。但可以以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个范例进行评估,是否获得了利益,但实际上现在是风险越来越大。巴基斯坦是中国的铁哥们儿,但现在与美国的关系也越来越好。这要注意。

第二,外交上,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至少有一条可以确定,如果把“一带一路”当成改善中国周边对外关系、周边外交状况的主要杠杆,那就不会对。即使是与我们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对我们也是有选择性的,对我们的一些方面觉得好,对另一些则非如此。如果觉得这里面对它们弊大于利,它们就不要。

第三,经济上,假如“一带一路”能达到例如40%的利润,那么2018年习主席可能不会讲要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对不少“一带一路”沿途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债务问题真的很大。当然债务问题不仅是中国引起的,但是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剧了它们的债务问题。

薛力:国企与民企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如何实现优势互补?过去十年在海外推进“一带一路”主要靠国企。

时殷弘:这是过去的情况。过去国家还有不少钱。假如你是一个刚成立的重要国企,又具有关键性,国家财政会给你许多补贴,但现在中央对国企基本不贴钱了,因为第一没有那么多钱可贴,第二天天贴钱,那些经营不善的国企没办法变好。

薛力:那么在海外推进“一带一路”靠民企,强化民企可以吗?

时殷弘:民企自负盈亏,不太愿出去。除非大民企为自身长远与安稳的存在,会象征性地投点钱。它们都知道亏本生意不能搞,至少不能大搞,没有利润难以为继。

薛力:高校与智库如何参与“一带一路”?

时殷弘:一个智库要长期存在,需要进行功能领域研究,比如财政研究、战略研究、战争研究,这样智库才能经久生存。如果智库只为一个项目,例如为“一带一路”、美国的萨德反导系统之类的研究,是不大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

智库只依靠“一带一路”,那么最后难免萎缩或大调整。现在如果智库只依靠“一带一路”筹款,那么私人给少或不给了,国家也如此。

 

(录音稿整理:李少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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