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探索过程中的国家对外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45 次 更新时间:2018-09-07 11: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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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进入专栏)  

  

   摘要: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世界大势和主题的根本判断。在经历1989年春夏严峻政治风潮的考验之后,邓小平提出“二十六字”对外战略方针,并通过1992年其“南巡”讲话,为此后中国和平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近20多年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为中国对外战略转型提供了最根本的条件。然而,20多年里一系列外部重大事件引起的世界格局调整及治理更趋复杂和艰难,不断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对外战略的探索过程。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持续经济衰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为内向,对外政策的进攻性相对减弱,中国则更加关注周边安全,采取相对主动的大力进取重塑地区经济和安全秩序,中美在东亚、东南亚的影响力竞争加剧。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有所作为”的战略转型更加显著,其焦点之一就是在最具战略意义的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愈益增进自身的战略权利及权势影响,先是偏重“战略军事”调整和布局,而后施行“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并举之策,结果是既获得重大收益,亦有重要风险。非常可取的是,2016年秋季往后,部分地是为应对“特朗普冲击”,部分地是为打造接续引领全球发展的包容性形象,再加上美国在对外合作方面的消极趋向提供的重要机遇,中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战略近乎全面地显著温和化。现今的复杂挑战特别在中美贸易对抗和朝鲜问题上。中共十九大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三个“更为大力”将构成对外战略方向的长期前景。

  

一   作为引言的邓小平

  

   中国现代史就是中国现代爱国主义的历史,激进地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1949年以前的腐朽往昔越来越成为中国爱国主义的主流,而且越来越成功地与中国共产党的大众动员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在最伟大的中国现代爱国主义者、天才的现代中国革命家毛泽东领导下,依凭现代爱国主义与社会大众革命的成功结合,赢得了现代中国的最大政治/军事斗争。在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至上,革命被认作强国之道,从而被认作“更真切、更伟大的民族主义”。

   从20世纪初到毛泽东逝世,中国激进爱国主义已经走完了它的一个全程。邓小平,中国的历经了几十年革命的共产党人之一,然而是最富有创新性地适应改变着的中国和世界的思考者和实践家,同时也是政治领导素质和大战略才能方面最佳的领袖人物。他在他的战友的支持和辅助下,以最大的魄力开启和进行了中国的历史性的伟大改革,其中包含转变中国激进爱国主义。他清晰地认识世界的变迁,力图为中国的繁荣、进步和富强顺应世界的变迁,同时也作为主要的决定性历史个人之一,参与塑造历史的变迁。

   这个塑造进程当然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即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其根本背景不仅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还有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愈益凸显的问题。苏联几年前刚获得由美国正式承认的超级大国地位,亦即刚攀上其世界权势和威望的顶点,却实际上如美国著名战略史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说,“已经变得不能履行任何有效的战略的最根本任务:有效使用可得的手段去实现经选择的目的。”其历史性结果非同小可,那就是将塑造世界趋势的舞台敞开给世界别的地方能够这么做的领导人。

   “他们来了,来自意外的源头:或许这就是原因,导致他们从未经预料的观点出发质疑20世纪70年代———确实整个冷战期间———的流行俗见。”“他们除其他外,依凭他们的杰出的个性、他们面对逆境的坚韧、他们的无畏和率直,然而首先是他们突出的动员技能,即不仅能将他们的认知传达给千百万其他人,也能说服这千百万人接受这认知和跟随其引导。”由此,“他们开始了结束冷战的进程。”

   美国外交史学家约翰·加迪斯由衷地赞誉邓小平是他们之中的第一人。他认为,事至如今可以肯定,邓小平是其中最伟大即造成世界最大积极变迁的一位。“很难预料毛泽东的一名长时期追随者,在他身边不易见到的五英尺高的小个子,居然会使用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给他的国度一种市场经济。邓小平喜欢说‘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他的猫论———他用猫来指意识形态———令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毛泽东发生冲突”,继而他两下两上,历经个人艰辛苦难而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到那时,他已经对他的前任扭转局面,办法是宣告毛泽东错事对事三七开……伴随这关于百分比的宣告,邓小平为自己探求一条很不同的道路赢得了空间。”

   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实验,邓小平向世界表明一个共产党能够大大地、甚而急剧地改善它治下的人民的生活。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腾飞,到邓小平在1997年逝世时,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回到与苏联的对比,现当代史上最糟糕的战略家之一戈尔巴乔夫在1993年懊恼地承认,“毕竟中国当今能让它十亿以上人民吃饱肚子。”

   这就是邓小平及其同伴塑造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变迁:由于他开启的改革开放,连同几乎令世界不断惊讶的迅速和巨大的发展,中国大大提高了占世界人口1/6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了一个巨型大国的经济社会状况,由此显著增进了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反过来说,假如有十三四亿人饿肚子,缺房住,少就业,不稳定,世界肯定会比现在糟糕得多。不仅如此,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实际增添了新的巨大的国际公益提供者:中国对世界金融、世界贸易和国际安全的贡献已经大为增长,而且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世界的新认识和迅猛增长的国力,中国正在迈进作为国际公益主要提供者之一的门槛,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东亚安全领域。中国在越来越多地履行毛泽东的一句至理名言:“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邓小平及其战友塑造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变迁还在于世界力量格局:中国因改革开放而经济迅猛发展,从而可以说挫败了美帝国。如果从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算起,假如没有中国的早已成为世界最大谈论话题之一的勃然崛起,那么美国或许会在全世界不可一世,或用许多美国人一度相信的话说,叫“单极世界”或“历史终结”。然而,由于巨型独立国家中国的崛起,这一近乎实现的想象终究没有实现。美国在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之后,似乎很接近16至19世纪欧洲的一个术语———“普遍君主国”,即普遍帝国的势头,甚至在中国也有不少人相信甚或准备接受这一局面。然而,现在的情况几乎完全不同。这表明,只要有巨型国家中国的独立存在,就不可能有哪个国家成为“普遍帝国”。联系到前面一点可以说,中国搞不好世界就遭殃,中国搞好了就无人能称霸天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充满挑战和风险的事业,特别在改革开放初期。1989年春夏,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经历了一场迄今最急剧、最复杂和最严峻的考验。邓小平及其战友在这场风波中的艰难决定,连同紧随事变平息而宣告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决策和安排,用一位考察事变经过的美国学生的话说,“成功地保证了他的国家历经一个激烈动荡的变更时期而存续下来,这变更是解脱将中国紧紧绑在往昔的旧政策,转到较为自由但仍需某些管控的状态……他几乎独自保障了现代中国国家的生存。”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对外战略紧随1989年春夏的事变而落定。此前,这位善于领悟世界大势和格外求实的政治和战略大师已经逐步提出他关于世界的根本哲理式论断,即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因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根本的时代条件。他还深切明了科技和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重大作用,提出对外开放须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并且业已提出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去处理有关的国际争端的新思路。

   与此相应,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而他倡导的中国经济改革日益引起美国的关注,中美之间以经贸为基础的交流与合作大大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展开。主要是为应对1989年春夏风波后中国暂时的空前困难和国际风云巨变,邓小平提出最为脍炙人口的大战略方针,那就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扛旗、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在此基础上就中美关系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加强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促使中美关系逐步走出僵局。

   1992年,邓小平做出了他的为改革而斗争的“最后的政治行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惊人形势,还有由此加剧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曲折性,促使他毅然南巡,途中反复强调坚持和加快改革开放。“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他甚至还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要反对霸权主义”。中国的经济腾飞由此而起,中国对外战略的一大根本环境自此生成。

  

二  急剧变化中的形势界定与战略探求(1999至2002年)


   1989年之后,中国对外战略、特别是对美战略和政策制定开始了长达近15年、由“第二代领导核心”往后的代际转变。因此,考察或回顾这段时期中国对外战略探求,以江泽民总书记领导时期的政策演进作为基本对象不无道理。

   总体而言,从1989到1999这十年的全球战略变迁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战略视野及思考维度的调整、变化。具体而言,一些直接涉及中国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突发事件对中国决策者和公众的世界观有重要的刺激作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北约盟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等急剧事变冲击了中国领导人原先的印象和政策模式,也引发了国内知识界和公众对一些主要的对外政策前提假定的困惑和争论。争论围绕以下几方面问题:全球化对(vs.)多极化,或全球化与多极化;新兴强国对(vs.)既有超级强国;美国霸权的基本性质和功能(主要是压迫性的还是维持稳定的);中国参与各类国际体制的利弊得失;美国对华政策两大成分(战略防范/政治挤逼/外交压力与“接触”(engagement)/协调/有限合作)之间的基本比例;中国对外“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之间的应有的平衡;和平与发展是否依然是当代世界主题。这些问题大多与上面说的邓小平遗产的复杂性有关。

   困惑和争论因为2001年对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而大为加剧,由此开始了这里谈论的演化过程的最能动部分,亦即中国自九一一往后颇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世界形势和外交任务。以时间先后为序,它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紧接九一一之后的六个月,其间最有意义的是中国对那往后的三项变化的意象,即:(1)美国国家安全轻重缓急次序的变化;(2)世界权势分布的变化;(3)中国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的变化,加上中国关于美国反恐战争的意图的意象。在这些问题领域,有着非同小可的困惑、争论和摇摆,导致中国对美国多战线反恐战争的舆论、态度和政策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第二阶段始于2002年3月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对美正式访问,大致与此同时1997年往后美台军事合作的加强被披露于世。以这和其他更广阔的事态发展为背景,中国国内出现了对美国的优越权势、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行为、美台军事关系的强化和美国政府之拒绝宣布东突伊斯兰运动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强烈不满和愤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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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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