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世功:当代“和谐世界”之路来自中非关系的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1 次 更新时间:2010-02-01 10: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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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 (进入专栏)  

  

  2006年11月3日,全世界政治家的目光都盯着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 48个非洲国家(非洲共有53个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代表齐聚北京。在空旷的大厅中,他们沿着红地毯,一个接着一个地等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握手接见。在西方媒体的笔下,这次聚会被以嘲讽的方式描写为“红色太阳王”举行的一次中国式“凡尔赛会议”,或者中世纪的“中国皇帝”通过万邦来朝展示自己的威仪。不过,这次西方世界对聚会的嘲讽,除了根深蒂固的偏见之外,多了一份不安和焦虑。西方世界很快掀起一股针对中国的所谓“能源掠夺论”、“新殖民论”的批评浪潮。

  2009年2月,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胡锦涛主席第6次踏上非洲大陆,除了一如既往签署援助协议,胡主席还特别呼吁发达国家“继续履行援助、减债等承诺,切实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

  也许是受到这一呼吁的鼓励,2009年8月份,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先生提出大规模援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共享发展计划”(也有媒体称之为“和谐世界计划”),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问题不在于援助,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无偿援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援助,这种援助背后展现怎样的政治远景。

  如果我们以对非洲的援助为例,我们就要思考如何理解中非关系?这种关系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向哪个方向发展?对这些问题固然需要有政策层面的当下考虑,但更应该在历史的纵深中发现其轨迹和发展方向。为此,让我们首先从澄清西方媒体所嘲讽的“中国皇帝”这个概念的政治含义开始。

  

  中国的“天下”传统:“朝贡体系”与“仁义帝国”

  

  在某种意义上,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整个中国的政治就是围绕“皇帝”展开的,即围绕如何安置“皇帝”这一问题而展开。立宪?革命?复辟?继续革命?等等。这些问题从晚清以来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

  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皇帝”对于中华帝国的政治意义是什么?众所周知,在英国宪政秩序中,国王不仅是英国人的领袖,而且是大英帝国的领袖。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在法律上属于英国国王的领地或财产,而不属于英国议会。北美殖民地搞独立,虽然起因于议会的不合理征税,但《独立宣言》把全部矛头指向英王乔治三世。大英第二帝国时期,英女王同时被封为“印度女皇”,强化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在这样的帝国宪政体制中,若搞共和体制,大英帝国就意味着解体。

  二战接近尾声,美国也在思考日本天皇的存废。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研究日本民族性,提交报告认为,天皇之于日本人,就像上帝之于西方人。日本围绕天皇形成了完整的“耻感文化”。废天皇制,不仅给日本人带来永恒的耻辱感,且使日本社会失去维系秩序的纽带,无法治理(后来报告增写出版为《菊与刀》一书)。美国不仅让天皇逃脱法律审判,而且在和平宪法中保留天皇制,尽管天皇是日本发动法西斯战争的真正元凶。

  从晚清以来宪政改革辩论及宪政实践看,人们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对“皇帝”在中国政治秩序中的特殊功能形成共识:其一,中国“皇帝”类似日本“天皇”,是将国民心理凝聚起来从而确立政治权威的重要整合机制。废皇帝导致中国需要漫长的时间、付出高昂代价来确立新的政治权威。其二,中国“皇帝”是一个超越族群、超宗教的政治权威,尤其西藏与中央关系就建立在达赖对皇帝的认同和忠诚之上。废皇帝导致了统一多民族国家面临着整合难题,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需要漫长的整合。就此而言,保守派比自由派看得更深、更远。但是无论当时的政治辩论,还是后来的学术争论,普遍忽略了皇帝维持朝贡体系的政治功能,发挥着类似英国女皇的角色。

  1885年中法战争“不败之败”,康有为第一次上书,首次提出“变成法”主张;孙中山也在此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如果说康、孙对于中法战争的反应属于先知先觉者,那么甲午战败之后,变法维新已成为朝野共识。可见,清朝的灭亡与这两场战争密切相关,而这两场战争正是大清帝国为了保护安南(越南)和朝鲜这两个藩属国避免沦为列强殖民地的战争。战争结果使大清帝国不得不放弃与这些藩属国建立起来的“贡献典礼”的朝贡关系,越南和朝鲜分别沦为法国和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条约体系看,清政府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自然无需为藩属国而战。

  然而,无论中法战争,还是中日战争;无论在皇帝和大臣百官眼中,还是在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的眼中,保护安南和朝鲜是整个大清帝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以至于连通晓敌我力量悬殊的李鸿章也不得不为此打起“无把握之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清帝国正是为了承担起在朝贡体系下对藩属国的保护责任,耗尽了最后一点心血。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崩溃中,唯有大清王朝是在这种伟大而崇高的悲剧中落幕。而无论康有为这种旧式士大夫阶层,还是孙中山这种新式士大夫阶层,恰恰是在看到大清帝国无力承担对藩属国的保护责任时,才触动其奋起革新的心念和意志。

  可见,维持帝国体制尊严,承担对藩属国的保护责任,是当时所有中国人的价值准则和共同信念。由此,清末宪政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或民权革命,也是中国人捍卫自身尊严和价值观的一场革命。这种尊严和价值观就来自儒家思想所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怀天下”的天下中心观(“仁”)及由此产生的“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责任感(“义”)。

  然而,我们今天对政治秩序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方人对其政治历史的理解:“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和“民族国家”。在西方人的政治想象里,有三幅“中国”图景:其一,广阔领土很自然被想象为类似于罗马这样的“帝国”,这就是“中华帝国”想象;其二,欧洲现代宪政体制出现之前的“绝对主义国家”背景,将中国想象为类似路易十四的法国那样的“专制国家”。其三,冷战时期按照苏联的极权模式,将中国想象为类似苏联的“极权国家”。在“后冷战”时期,这些政治想象依然被西方广泛使用。

  其实,无论“帝国”、“专制”或“极权”,都是现代西方殖民时代以来强加给中国的概念。中国既非“帝国”,也非“专制”,更非“极权”。中国甚至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国家”(nation-state)。西方意义的“国家”(state)是超越于家庭、甚至与家庭完全对立的公共组织,而中国的“国家”就包含着“国”与“家”的内在统一;西方意义上的“国家”(nation)基于单一民族之上,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念和“民族自决”原则,可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而只有地理上意义上的“华夏”与“四海”的概念。如果说西方国家是通过罗马帝国的领土扩张模式或大英帝国的利益榨取模式来建立自己与周边世界的关系,那么,中国是按照“朝贡体系”来构建自己与周边世界的关系。

  “朝贡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发展起来处理统治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准则。它起源于中国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度”,即中原王朝君主是内服和外服的共主(“天子”),君主在王国的“内服”(中心地区)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对直属地区之外“外服”(边缘地区)则由中原王朝册封这些地方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保卫。由此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的“天下”概念。在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心“内府”统治区域不断扩展,许多“外服”地区在接受“内府”地区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文化观念后,慢慢变成“内服”的一部分,而不断形成新的“外服”地区。在这种内外服之间的不断转化就变成所谓的“华夷之辨”。

  朝贡体系在明朝进一步完善。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制定著名的朝贡政策,规定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等以及其它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从而成为中原王朝的“外藩”。同时,朱元璋改变以往朝贡与贸易相分离的政策,提出“有贡有市,无贡无市”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在朝贡体系内部形成一个“朝贡贸易体系”,藩属国加入朝贡体系可以获得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的好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自由贸易区”。

  正是由于朝贡体系,使得“皇帝”并非普通的“国王”或“君主”,而是“天子”,拥有整个“天下”。中原王朝能否取得藩属国的认可,不仅与其实力有关,而且与其是否承担起儒家文化的正统有着极大的关系。满清入主中原,在很长时间里受到朝鲜、安南这些藩属国的质疑,因为后者认同明朝的正统地位。

  朝贡体系始终贯穿着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其一,“天下”是按照儒家思想中“家”的伦理原则建构起来的,由此“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原王朝中心的“行省”与其边疆的“内藩”以及纳入朝贡体系的“外藩”之间,按照儒家伦理的“差序格局”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其二,中原与外藩之间是一种基于庇护的互惠关系,外藩需要认同并支持中原政权的正统地位,而中原政权需要对外藩提供军事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帮助和扶持,这就是朱元璋明确的“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这也体现了儒家的“抑强扶弱”的道德责任原则。

  可见,儒家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个人的伦理原则,也是处理家庭、社会、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原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伦理原则与围绕“皇帝”形成的郡县、封建、内藩和外藩整个政治体系形成完全的同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必须对安南和朝鲜承担起责任,这恰恰是“仁义”所在,也是“信义”、“王道”所在,也是“中国”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所在。因此,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是一个“帝国”,那么这个帝国不是罗马的“征服帝国”,也不是英国的“掠夺帝国”或“殖民帝国”,更不是苏联和美国的“霸权帝国”,而是“仁义帝国”、“信义帝国”或“责任帝国”。

  

  非洲的“世界命运”:“邪恶贸易”与“互惠贸易”的撞击

  

  在人类文明的起源中,非洲的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金字塔代表了人类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而围绕地中海的北非文明与希腊文明、小亚细亚文明以及东方的波斯文明相应成辉,北非的迦太基人几乎要颠覆罗马世界,而“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也曾让罗马帝国的凯撒和安东尼倾心。然而,这一切都被纳入到西方文明叙述中,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由此,非洲变成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

  而在西方文明的视野里,非洲属于被森林、动物、矿藏和原始部落所覆盖的“黑色世界”。这样的非洲概念受到新研究的挑战。新的研究表明,非洲文明对欧洲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欧洲文明来源于非洲文明。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可以称为非洲的第一个时代。

  非洲文明的第二个时代属于后罗马时代。其时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非洲则与东方世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其中也被中华朝贡体系的光芒所照亮,尽管这个世界可能仅仅如同晨曦的微光,只是片刻的闪亮,但这给后来的非洲带来持久的回响。非洲距离中国遥远,但很早就进入中国的“世界”。早在公元一世纪,出使西域的张骞就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地中海南岸,并将丝绸衣服献给“埃及艳后”。正是“丝绸之路”维系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贸易往来。在8世纪中国探险家的笔下已经有了对非洲的描写,其中唐代的《经行记》中最早记载了非洲。

  非洲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从宋代开始,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航海和贸易,中国商品深入到非洲内陆,包括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绘制了第一张非洲大陆的地图。忽必烈遣使到达马达加斯加。将中非贸易推向高峰的无疑是明代1405~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郑和这个具有伊斯兰血统的中国回民,肩负着“光明照亮世界”的使命,而这“光明”暗示了明朝与摩尼教与伊斯兰文明以及中亚文明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关联。

  郑和最远到达非洲,由此直接推动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先后300多次,平均每年15次,其中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可谓盛况空前。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其中就包括郑和亲自邀请来的“恶之国”(肯尼亚)国王瓦莱。瓦莱后来在中国病逝,葬于福州。

  但是,宋明以来海上贸易的辉煌没有持续下去,尤其是明后期的倭寇(日本)入侵,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清朝继续保留明朝的朝贡体系。然而,大清帝国初年的重心在于巩固内陆边疆,将历史上的“外藩”纳入直接治理的“内藩”。而对于沿海,为了防止忠诚于明朝的南方和南洋势力的反叛,采取更加严厉的禁海政策。

  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叙述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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