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76 次 更新时间:2009-10-24 04: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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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泽荣  

  

  

  

   (作者系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原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现广州市社科院副研究员。)

  

  

   朝鲜战争堪称中美两国之间首次交战。中国为何卷入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卷入的,是近年来中外史学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是1949年5 月至1951年7 月,即从金日成开始准备朝鲜战争到战争爆发,直到交战双方举行停战谈判的时期。以前,由于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的资料十分稀缺,有关朝鲜战争起源的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局面改变了。首先是中国陆续公布了一些原始资料[1].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苏联方面也开始公布许多原始资料。1994年6 月,叶利钦访问韩国时,送给当时的韩国领导人金泳三216 件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出版的《国际冷战研究计划通讯》上,译载了部分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后来,一些能够接近前苏联政府档案的俄国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也成了有价值的二手文献[2].这些资料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此一研究领域中的“资料革命”。不过,这些原始和二手资料并不完整,中国公开的资料仍然十分有限 字号(4 ){[3],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虽然透明度高一些,但也有不少缺失,如1949和1950年之交,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关于金日成战争计划的讨论记录便告阙如。因此,不少关键决策的内幕仍待挖掘。

  

   虽然大部分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始资料来自中、苏、北朝鲜三国,但建立在这些原始资料之上的二手研究文献中最具价值者,乃由居住在西方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所提供,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客观地研究而不受约束。在西方,对朝鲜战争起源的探讨有过传统和修正两大学派。传统学派认为,是斯大林连同毛泽东策划了这场战争,其目的在于检验美国遏止国际共运扩张的决心有多大;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提出的苏联管西方共运、中国管东方共运的分工原则,在此前提下北京答应出兵援助平壤。传统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争辩说,是金日成而非斯大林发动了战争;斯大林害怕朝鲜战争会引发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因此对金日成的主意不表热心;但金日成一再坚持,于是斯大林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后便对金日成开启绿灯。这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的卷入乃源于它对美国武装威胁必须作出回应。而修正学派的观点是,在朝鲜战争中是韩国侵略北朝鲜或诱使北朝鲜入侵。修正学派的新生代学者则辩称,战争的最终策动者既非莫斯科和北京、亦非华盛顿,战争之起因应从朝鲜的国内因素方面追查;朝鲜战争实质上是“革命的北方”对“反动的南方”的一场内战,追究谁打响第一枪并无意义。美国学者布鲁斯。克明斯领导了这一流派,但学者中附合者甚寡。1990年,一位韩国学者曾指出,除了传统学派的旧生代学者以外,整个西方学术界均倾向于认为,虽然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策动是知情者,并祝愿北朝鲜获得胜利,但中国事先并未积极介入战争准备。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公开以前,大部分西方学者都同意,中国出兵朝鲜“是对美国对中国领土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的不情愿的回应”、“是对莫斯科全盘冷战战略的附合行为”。

  

   当中国开始公布相关资料时,几乎所有的官方资料都把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介入者,强调当时的中国亟想将注意力放在攻占台湾和国内建设上,并无意卷入这场战争。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被解密公开,现在人们已经了解到,史学界传统学派提出的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解释比修正学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已有几位美国学者利用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文件说明了这点。

  

   本文作者不仅参考了苏联的这些新近公布的资料,也广泛和深入地分析了来自中国的资料。笔者认为:传统学派关于朝鲜战争起源的观点较为准确,中国并非不情愿地卷入战争准备;在五十年代上半叶,中苏、中朝之间并不存在可能令北京不愿意响应莫斯科和平壤发动的朝鲜战争的“紧张”关系,中国之所以参与这场战争,不仅仅是被动地回应苏联的请求和美国的威胁,还明白无误地有自己的积极的目标,如换取大量苏联武器为解放军换装、换取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经济等;在驱使中国参战的苏、美两大因素中,苏联因素更具决定性,而且苏联因素之性质与以往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截然相反。

  

   本文提出了研究中的六点主要发现,其中许多地方与大多数学者根据二手文献得出的、目前在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大相径庭:其一,中国对战争的卷入甚早、甚深,其程度高于人们以往所知。其二,中国出兵朝鲜有三个前提条件,其中并不包括先行攻占台湾。其三,中国虽然误以为美国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但却正确地预测到,美国不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此二项预测结合在一起,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四,北京曾借助外交手段企图令华盛顿止兵于三八线,但另一方面又设计了诱敌深入的策略、希望利用敌军登陆和北上之机歼敌,因此中国未派象征性部队先行入朝以警告华盛顿不要越过三八线。其五,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目标是多重的,不过并无支配北朝鲜的意图,这多重目标中主要的十个是,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疑、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的经验、用苏制武器装备给解放军换装、取得大量苏联援助以复兴中国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分韩国领土以交换美军撤出台湾等、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之、消除美国以核武器报复中国本土或中国军队的动机、令南北朝鲜基本恢复战前边界。其六,中共对苏联的政治依附源于中共建国前苏联的饷械援助,这一依附性不仅极大地局限了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选择,而且在中国建国后希求得到大量苏联援助以保卫和复兴国家的情况下,进一步增强了。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详加分析。

  

  

   莫斯科和北京对平壤发动战争的设想是如何反应的?(1949年1 月至12月)

  

   1949年初,中共控制了整个东北,北朝鲜既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大后方,又可望直接以解放军中成千上万训练有素的朝鲜族人官兵为基础组建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于是,金日成便不失时机地两次向斯大林提出他的以武力统一朝鲜的战争计划,但均遭斯大林拒绝。当时,斯大林担心美国的地面部队会入朝作战,但他并未将这一考虑如实转告毛泽东。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远较人们以往所知为早、为深。1949年5 月,中共建国以前,金日成就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之事。当时,毛泽东请这位特使转告金日成,还得等一等,在中共尚未控制全国、而外国武装干涉中国的危险又未消失之前,北朝鲜不宜过早地对韩国采取军事行动。但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战争计划是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的,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金日成,未来若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使北朝鲜处于不利地位时,中国会出兵相助。至于中国是否要待日本的地面部队跨过三八线再出兵,当时则未予明确。毛泽东所考虑的出兵前提中,并未包括必须等到中国解放台湾之后这一点。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特使时,同意将解放军的三个朝鲜族人师及两个团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此即中国卷入战争准备之发端。西方国家曾长期认为,金日成亲苏而不亲华,其实新的史料表明,金日成像毛泽东一样对共产国际心怀不满,他曾对一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每当朝鲜受苦受难时,就依靠中国。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最大的恩人”。

  

   毛泽东对金日成的支持乃基于与北朝鲜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相关性和道德义务感、对国民党假道朝鲜反攻大陆的戒备,以及他对美国只会派遣日本部队入朝作战的误判。当时,毛泽东与金一会面时主要讨论的是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而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也持相同的估计。那时,毛泽东认为,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而中国的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人数至多只有六、七万人,不难对付。中共和北朝鲜当局当时认为,二战中战胜国的对日和约尚未签订,日本在法律上仍可举兵抗华,这种估计与日本军国主义之凶蛮留给中国人、朝鲜人的心理阴影也有关;同时,二战后美国业已开始重新武装日本,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可能的复活也忧心忡忡。因此,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共和北朝鲜当局一直把日本部队当做支持南朝鲜部队的假想敌。例如,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外交周刊《世界知识》就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 月初,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中共1949年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这三个朝鲜族师当时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 、164 、166 师,连同一并移交的另外两个朝鲜族团,解放军共为北朝鲜人民军提供了兵员69,200 人,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作战主力,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 ,680 人的46.5%。解放军的这些朝鲜族部队主要是从东北的朝鲜族(尤其是延边朝鲜族)地区征集兵员组成的,与中共基于某项中朝两党协定为北朝鲜征募、训练部队有关。因此,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朝鲜族居民被征集入中共东北部队的比率即高达每17人出一兵,比全东北地区的入伍率(每32人出一兵)高出几乎一倍。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分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因此,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由此可见,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军队并不是于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0月才首度跨过鸭绿江的,中共于1949年(即朝鲜战争发动前)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三个师又两个团官兵,才是第一批中国的“志愿”军。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中国此后又继续为朝鲜人民军补充兵员,据前苏联政府的档案披露,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于1951年1 月16日又输送给金日成10万名以苏式武器装备的朝鲜族部队,这些部队的兵员包括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北朝鲜人以及五万韩国俘虏兵,是战争打响之后在中国境内受训成军的。不过,中国从1949年5 月起介入朝鲜战争的准备阶段时,毛泽东和金日成原来准备对付的并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这是他们的误判。

  

  

   莫斯科和北京批准平壤的战争计划(1950年1 月至6 月)

  

   中共建国后不久就控制了中国大陆,在对外关系方面,关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谈判已在进行中,中国已基本上不再面临来自外部的威胁。据斯大林派往毛泽东身边的特使科瓦廖夫回忆,莫斯科曾一度担心沃德事件和 “紫石英”舰事件可能引起美英对中国的联合军事干涉,到了1949年底这一担心已经消除了。这样的局面增强了斯大林和毛泽东掌控内外局势的自信心。

  

在1949和1950年之交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就金日成的战争计划和毛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前景有错误的预测,他以为战争爆发后美国将派日本步兵而非美国步兵帮助韩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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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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