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纽约时报书评》一百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0 次 更新时间:2009-09-20 08: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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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进入专栏)  

  

  

  《纽约时报书评》每期都作为《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一部分送到读者手中。今年10月6日的《书评》部分拿到手时竟达120页,比平常厚出好几倍。一看之下方知是《纽约时报书评》创刊一百周年,编辑们不惜费数月之功从一百年来发表的书评中精选出70篇编成一期洋洋大观的专号而炫耀其百年成就,确也算得上别出心裁。

  

  一份以社会大众为读者对象的大众性报纸要办一份书评专刊并非易事。报纸一方面固然具有其他书评刊物难以企及的优点即其广大的读者量,但也因此,报纸的书评专刊往往又比其他书评刊物更头痛于雅俗之间如何取舍,如何才能办得不流于等而下之的问题。《纽约时报书评》长期来在美国知识界中的口碑就曾相当之低,如果有人说你是“纽约时报书评的水准”,那就是在损你,意思是说你这个人的读书格调也不怎么样了。1962年底《纽约时报》包括其《书评》因纽约市报业大罢工停刊114天(从当年12月8日起),美国最有影响的文化评论家威尔逊(Edmund Wilson)却冷嘲热讽地说,这份书评停刊再久也不相干,因为它反正本来就没有存在过。换言之,在威尔逊眼里,《纽约时报书评》所发表的书评都只不过是文字垃圾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纽约时报书评》的这次停刊事实上恰恰促成了一份新的书评专刊于1963年应运而生,这就是日后声名颇隆的《纽约书评》。

  

  笔者一向希望尽早看到中文大报也逐渐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星期日书评专刊。以下不妨就从《纽约时报书评》的创刊及其编辑方针说起,兼及它与其他类似书评刊物如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以及《纽约书评》等的差异,聊为中文书评刊物作些参考。

  

  

  《纽约时报书评》的源起

  

  《纽约时报》书评版是报业巨子欧克斯(Adolph Ochs)于1896年接管该报(本身创刊于1851年)后决定上马的第一件事。而欧克斯的目的非常明确,即以此提高时报的声望,显示该报对时代的文化发展同样有重大责任感,从而凸现其不同于其他报纸。而欧克斯此举事实上标明这位报业巨子的生意眼光确实不凡,因为历史学家们今日认为,1895年前后正是美国出版业与所谓新生“阅读公众”(the reading public)同步发展的历史转折点。根据美国学者欧曼(Richard Ohmann)在其近著《卖文化》(Selling Culture,1996)中的观察,在1885年以前美国尚谈不上存在大众发行的杂志,而从1890年至1905年,各种月刊的发行量从一千八百万份暴增到六千四百万份,日报和周刊的发行量增长虽然不如月刊那么大,但同期内同样从三千六百万份扩大到五千七百万份。1896年尤其是书籍出版破纪录的一年(当年共出版新书5703种)。而欧克斯开创以日报附加周末书评专刊的新路,一方面增加了该报对新生“阅读公众”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更吸引了出版家们将出版广告逐渐转移到这份新的专门书评增刊,一时颇有名利双收的效果。

  

  《书评》创刊号问世于1896年10月10日,当时是作为星期六版的增刊而非像现在这样是作为星期天版的增刊,因此最早的名字是《星期六书评增刊》。篇幅最初只有8页,后来增到16页。1911年1月29日起书评作重大改革,首先是出版时间改为星期天版的增刊,名字也改为现在的《纽约时报书评》,篇幅更增加到了32页,有时甚至出到56页。1920年6月起《书评》曾一度与《纽约时报杂志》(周刊)合并为一,但两年后就又各自为政至今。从1942年8月9日这一期开始书评增设每周“畅销书榜”(1977年9月11日开始小说与非小说两类都增加到每周15本的形式)。但它成为目前这种像份小报的形式则是从1984年1月1日才开始的,封面套彩更是迟至1993年6月6日以后的事,可是其“现代化”的步子要比中文报刊的印刷现代化速度慢得多!

  

  

  《纽约时报书评》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纽约时报》初办这份书评时面临的第一个头痛问题是书评版与报纸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或如时报书评版最早的编辑们自己所问,“书与新闻”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报纸乃以报道新闻为主,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报纸的书评版是否意味着“书也是新闻”而书评也就是关于书的“新闻报道”?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纽约时报书评》与常被人视为其姐妹刊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单加plement)在编辑方针上的截然不同(此地所谓《泰晤士报》乃从旧译,实际可与《纽约时报》对应译为《伦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从其第一任主编海塞(Francis W.Halsey)时代开始,就明确主张“书也是新闻”(books are news)这一方针。事实上海塞常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个把书也当成新闻看待而且从办报人角度处理书的人。而稍晚(1902年)同样为适应出版业扩张而创办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则从一开始就把书与新闻分开处理,它似乎更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为属于文化评论的范畴,从而区别于报纸的新闻报道范畴?

  

  这一“书也是新闻?与“书不是新闻”的分别,实际上导致这两份刊物的一系列其他不同,把它们看成是姐妹刊物纯属想当然的错误,因为事实上它们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书评刊物。首先,《纽约时报书评》关于坚持“书也是新闻”这一方针,因此它历来是报纸的一部分,只要订《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人不管看不看书评都会每周收到一份;而《泰晤士报》的做法则是一方面将新闻报道式的简短书评发在报纸的星期日版上,另一方面则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从一开始就与报纸完全分开,其订阅与发行都与报纸没有必然联系。严格说来《增刊》这个名字本身多少有点误导,因为这份所谓的《增刊》事实上并不构成《泰晤士报》的一部分,而是自成一体、完全独立的一份文化评论周刊。这一差别实际意味着这两家刊物的读者对象大不相同。确切地说,《纽约时报书评》尽管也力图吸引知识界,但其主要面向的首先仍然是报纸的读者大众,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则事实上主要是面向伦敦和英国知识界的刊物。后者的发行量因此自然大大低于前者,但反过来其读者群的水准不消说也就高于前者的读者群。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增刊》与所谓“大社会”(society at large)之间相对比较有距离,受其影响也比较间接,而《书评》则有如处身于车水马龙的闹市之中,与美国社会政治的相互关系在各方面都更密切也更直接。因此,相对而言,《纽约时报书评》看上去似乎更多地具有社会性以至大众化,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相比之下就显得多少有点超然于社会之上的味道。

  

  以上这种差别带来的另一个不同就是两家刊物在选择其主编和编辑时的着眼点也颇有不同。《纽约时报书评》因为主张“书也是新闻”这一方针,因此其主编和编辑是属于报纸编辑部的一部分从而首先是新闻界的人,这些人即使原先与知识界有关系亦不一定有自己很强的学术倾向或特别的文学趣味(这一点在七十年代后有所改变),毕竟,报纸对他们的要求是把书当作新闻看而且从办报的角度而选书评书。反之,《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主编和编辑们历来大多本身就是伦敦知识界的圈内人而与新闻界则多半毫无关系,这些人一般都有自己的学术倾向或文学趣味,因此在办刊时的主动性较强;诗人艾略特在纪念《增刊》第一任主编黎希蒙德(Bruce Richmond,1902—1937年为主编)的文章中,即曾回忆自己当年为《增刊》所写文章的题目都是首先由黎希蒙德建议的(艾文收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创刊九十周年时所编的一本选辑,The Modern Movement,1992,pp.163—165)。1964年10月黎希蒙德以93岁高龄去世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讣告只有一句话:“他在身后留下了一条首要编辑方针:以适当的人评适当的书(the right man for the right book)”。此地所谓“以适当的人评适当的书”尽管泛泛而言是任何书评编辑都会同意的方针,但对黎希蒙德与《增刊》编辑部而言,其真正意思实际是,什么书是应评之书以及什么人适合评什么书,乃是编辑部特别是主编本身必须心中有数的。这一点《纽约时报书评》事实上在很长时期就做不到,因为该刊如上所言,其早期的主编和编辑大多首先是新闻界的人,这实际上导致该刊的办刊方针多少有点受局限,即往往过分依赖编辑部外所谓各领域的专家,从而显得比较缺乏自己的倾向性和独立判断力。

  

  

  专家书评与文人书评

  

  以上这些不同性隐含的一个更深刻差异是,两刊的作者队伍事实上也不尽相同。

  

  《纽约时报书评》正因为比较缺乏自己的独立判断力而过分依赖以致迷信各学科专家,因此其书评大抵不出什么专业的人评什么专业的书这种死板方针。该刊五十年代时的主编布朗(Francis Brown)在一次被记者问及该刊是否会让诗人来评历史书,或一个数学家来谈与数学无关之事时,曾很干脆地回答不会,因为他说他相信“一个领域就是一个领域(a field is a field)”。这种立场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实际上却隐含着对所谓“领域”的某种肤浅认识,更是对书评本身作为一个领域的很大误解。首先,我们可以说任何领域都必然大于该领域本身,因为任何领域都只是为研究方便而人为切割出来的,并非该领域就真的与领域之外的事没有联系;现代学术的领域划分越来越专固然有利于对某些问题作局部研究,但同时也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日益严重。也因此,一份面向社会和一般知识界的书评刊物之不同于专业刊物的书评栏目,恰恰就在于它的书评应当力求勾勒出某本书的“超领域”含义即该书的更一般文化含义,而不能像专业杂志上的专业书评那样局限于该书在某一特定领域内的意义。真正有见地的书评由此恰恰就在于,它能把由于领域划分过细所人为切断的联系再度揭示出来,这正是社会文化书评本身作为一个领域的真正功能所在,但同时这种书评往往是大多数专家未必胜任的,因为事实上大多数专家的最大盲点恰恰就在于他们习惯于坐井观天而不知天下之大!这也是为什么一个适合给专业杂志写专业书评的专家未必一定适合给社会文化书评刊物写书评的原因,同时某个领域内人人认为最重要的新书也完全可能在该领域以外就并没有那么重要。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书评编辑恰恰不能过分依赖专家。

  

  《泰晤士报文学增?》在这点上与《纽约时报书评》就恰形成对比,因为该刊常被称为较好地保持了欧洲19世纪以来的所谓非专家书评(non expert reviewing)的传统,而非像《纽约时报书评》那样完全依赖专家的书评。比如该刊最早评论乔伊斯小说《都柏林人》的人并不是什么大学文学院的文学教授,而是一位常年为报纸写网球评论的人;同样,诗人艾略特本人为《增刊》所写的文章远超出诗或文学的范围,而宽泛到包括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讨论,以及关于英国历史的书评,等等。我们在这里实际也可看出,所谓“以适当的人评适当的书”对该刊而言并非必然等于什么专业的人评什么专业的书。不过这里涉及的实际已不仅仅是这两家杂志之间的差异,而毋宁与英、美两国在一般文化氛围以至教育培养目的等方面的更深刻差异有关。

  

  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大多都有较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这种教育的培养目标如当年布克哈特(J.Burckhardt)所言,并不在于造就某一特殊领域的专门家(a specialist),而是在于所谓“兴趣尽可能广泛的业余爱好者”(an amateur at as many points as possible)。欧洲19世纪所谓的“文人”(Man of letters)正是这种人文氛围下的产物,其历史虽然比我们中国历来的“文人”传统短得多,但在许多方面确是比较相近的,亦即他们都不是也不屑于作“专家”,而但求视野开阔、兴趣广博。人们所谓《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较多地保留了“非专家书评”的传统,实际也就是指该刊的许多书评仍是由这类“文人”而写。他们不同于“专家”之处就在于他们写书评并不是单靠某个狭窄领域的专门知识,而是以其一般文化修养的厚度加本身的“才性”纵横议论,其着眼点自然也总在某狭窄领域以外而擅长于让读者看到一个更大的文化世界(卡莱尔在1840年的《英雄和英雄崇拜》第五讲中因此将“文人”列为“最重要的现代英雄”)。同时,文人的书评不消说多比专家的书评更有文采和风格。《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之所以经常(并非总是)为文化人称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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