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九一八”后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0 次 更新时间:2009-09-12 22: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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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  

  

  张君劢( 1887 — 1969 )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政闻社,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后留学德国,师从倭伊铿研究唯心主义哲学。 1923 挑起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成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开启者之一。三十年代初,他组建国家社会党,创办《再生杂志》,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理论。抗战军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1 年与梁漱溟等人一道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6 年作为民盟代表出席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起草《中华民国宪法》,领导成立民主社会党。 1949 年后流亡海外。 1969 年病逝于美国。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启者之一, 张 君劢的新儒学思想有一发展过程。五四时期:批评科学主义,主张意志自由;三、四十年代:探索文化出路,弘扬民族精神;五、六十年代:阐发儒家思想,倡导儒学复兴。 张 君劢新儒学思想的上述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化与变动,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背景。然而长期来,学术界研究较多的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新儒学思想,亦即他于 1923 年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而对此后他的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则缺乏认真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就九一八事变 后张 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张 君劢新儒学思想在“九一八”后的发展,反映了“九一八”后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就一直想征服中国,称霸亚洲。 1929 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日本加快了其扩军备战的步伐,决心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向外寻找出路。为此,它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不久,又把侵略的魔爪进一步伸向了华北。在这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紧要关头,首要的任务是如何保存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实现民族复兴。而要保存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实现民族复兴, 张 君劢认为,一是要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观念,二是要提高民族的自信力。为此, 张 君劢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便开始着手翻译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张译菲希德——著者)在法国拿破仑称霸欧洲、占领德国时,不顾个人安危,对德意志国民发表的爱国主义演讲。他认为:“数千年之历史中,大声疾呼于敌兵压境之际,胪举国民之受病处,而告以今后自救之法,如菲希德氏之《对德意志国民之演讲》,可谓人间正气之文字也”。他相信,既然菲希德的演讲“药亡国破家之德国而大收其效”,那么把它翻译介绍到面临亡国灭种之危险的中国来,也一定会成为激励中国人民爱国精神和民族自信心的“苦口之良药”。在是书的译序中, 张 君劢对菲氏十分推崇,认为他是 19 世纪初领导德意志民族从事“复兴运动”最杰出的人物,“盖菲氏学说,超于军事、政治与教育三者之上,为之建立其最高纲领,乃其所以成为德意志民族复兴之经典也”。概而言之,他认为费氏在演讲中阐述了民族复兴的三个重要原则:第一,在民族大受惩创之日,必须痛自检讨过失;第二,民族复兴,应以内心改造为重要途径;第三,发扬光大民族在历史上的成绩,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力。“此三原则者,亦即吾国家今后自救之方策也。世有爱国之同志乎!推广其意而移用之于吾国,此则菲氏书之所译也。” [1]

  本着这三大原则, 张 君劢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中华民族之养成》、《民族复兴运动》、《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思想的自主权》以及《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明日之中国文化》等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他视民族主义为立国的基本原则。他指出:中华民族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其政制、伦理和美术都有其可观者,然而自从世界大交通后的近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却大大落后于“欧美诸国与其他近世国家”了,甚至受欧美列强和日本的任意蹂躏和宰割。他认为近代欧洲国家所以强,原因就在于国民民族主义思想发达;中国近代所以弱,原因亦在于国民民族主义思想淡薄。他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看成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大转机,认为形成民族主义的外部条件,因日本侵略的刺激已经成熟,当今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发达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

  要发达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首先必须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他指出,民族犹如个人,个人生于天地间,不能离物质与精神,民族亦然,一方为地理气候之所造成,他方则有其宗教学术与政制方面的精神产物。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者,在有意识;民族之所以为民族者,亦在有意识。故民族意识乃是民族之第一基本要素。民族意识虽然如此重要,但由于自古以来环绕我国四周而居住的都是一些比较落后的“蛮夷”,无论宗教还是经济都远不如中华民族,文化亦不能与中华民族相提并论,而中华民族对待他们又往往以宽大为怀,故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期间,养成民族意识的环境始终未能具备,我国人民头脑中充满的是“天下”观念,而非民族意识,对民族之间的界限,中国人划得不清。与中国不同,欧洲国家到处可见发展水平相差不多的民族。因有外民族之故,所以本民族的认识就显得特别亲切。如德意志人与法兰西人世代相抗,举为劲敌,德人自知其为德人,并相信日耳曼民族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法人自知为法人,以为世界各民族唯法兰西民族最强。由于国民的民族意识如此强烈,故外人不敢轻侮这两个民族。由此可见,民族意识的有无,是一个民族能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民族强盛或复兴的重要前提。

  除培养民族意识外,要发达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还须大力提高民族的自信力。所谓“民族自信力”,他解释说:“即自己相信自己能居人上,能有所作为”。“凡我之所能,为他人所不及;他人所能者,我无一而不能,是为民族之自信力”。在一篇题为《欧美派日本派之外交政策与吾族立国大计》的文章中, 张 君劢特别强调了提高民族自信力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他写道:一个国家能立于天地者,必其国人有其民族自信力。英国所以能够富强,称霸世界,以其国民自信其航海通商及其技术为他国所不及;德国所以能仆而复兴,以其国民自信德意志民族具有菲希德所说的原初性;日本所以能连战连胜,以其国民举有武士道精神。“虽各族各有特性,其政治、军事、文化之表现因之而大异,然其为自信力则一。”但反观今日中国,则“唯外人马首是瞻”,甚至连外国学者之权威,也被认为要高于国人一等。这正是媚外之心日强,民族自信力日弱的体现。他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缺少民族自信力,事事都要以别人的马首是瞻,那么,作为一个国家就没有“立国之资格”。相反,只有先存争强好胜之心,而后政治、经济、军事等才有可能与人并驾齐驱,而国亦才有可能与人平等。 [2]

  张 君劢认为,要提高民族自信力,首先必须尊重本国的历史文化,尊重自己的老祖宗,否则,“便等于自己不相信自己,自己不相信自己,则不能为人,岂有一国人民不尊重自己文化而可以立国的”?据此,他对当时思想界出现的那种数典忘祖,全盘否认中国历史文化,“视吾国所固有者皆陈规朽败”的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中国文化的落后只是近百年的事,但我们切不可因近百年的落后而妄自菲薄,责骂我们的祖宗,更不可将中国历史文化说成一无是处,一团漆黑,好像都是陈旧朽败的东西,没有半点保留的价值,其实,“每天骂祖宗的,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一个民族“总得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然后才可以立国”。否则,“自尊自信之心不立,则万事都无从说起,不仅学术不能自主,即政治亦无希望”。 [3]

  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力, 张 君劢在《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之发展》一文中,重点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他指出,除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丝、茶、瓷器等等这些为西人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外,中国文化在宗教、社会、学术和美术方面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如浩繁的史籍,为他国所罕见,美术、文学被西方人视为神品。尤其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华文化之生命,较他族独长。与吾族先后继起之其他文化民族,已墓木高拱矣,而吾华族犹巍然独存”。他并就此与古印度、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文化进行了一番比较,以说明中国文化历久长存的原因。他指出,中国人“人种语言之纯一,文事武功之双方发展,文化根基之深厚,均有独到之处。虽云理智稍逊于希腊,然亦非全不发达,其性情又宽厚而能特久,且善于蕴蓄实力,以图卷土重来,此殆吾族所以历四千余年之久而犹存与”。我们决不可因今日中国的失败,而否认历史上中国文化所取得的成绩,失去民族的自信力。实际上,与古代各民族相比,中国民族“不特无逊,且时有过之”。 [4]

  当然,他进一步指出,尊重本国历史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力,并不是不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必须以思想自主、文化自主为原则,以保持民族的本来面目,或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因为犹如《论语》所说,“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一样,各人之思想与行为,各有各的特色。民族亦是如此。甲民族在世界史上有甲种贡献,乙民族在世界史上有乙种贡献,此可称之为民族文化。一个人的思想,不免为环境所影响,然它并不影响人的思想自主。同理,一个民族的思想,亦不免受地理、历史的影响,但它并不影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唯其思想有自主权,而后各民族在世界上乃有特殊的文化。各民族的这种特殊的文化也就是各民族对于人类的特殊贡献。

  思想自主权虽然如此重要,但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思想界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即总觉得自己不如人家”,开始的时候觉得我们不如人家的是“船坚炮利”,继之又认为我们不如人家的是“政治法律”,到了现在则进一步认为我们的伦理、我们的社会、我们立身处世的态度以及学术方法,“一切都不如他人”,都应“弃其所固有,唯外人是从”。 张 君劢指出,“甘心为外人奴隶,思想自主之权之扫地以尽,未有如中国今日之甚者”。他认为,放弃思想自主权,而“专门追逐外国思想之后”,这是不可以立国的,更无法实现民族的复兴。因为,第一,一个民族的思想决不能离开本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与人情,一个民族无论如何的追随外人之后,决不能离开本国的本来面目。比如同是社会主义,但在英国、俄国和中国表现各不相同。第二,唯有自己的思想,乃能有自己的发明,自己的选择,否则只能落在别人的后面,永远都不能与欧美这些先进国家并驾齐驱。尽管中华民族号称为独立民族,但如果思想上不求独立,而只是一味地追赶逐模仿别人,那么只是有独立之名,而无独立之实,与亡国灭种相差无几。职是之故, 张 君劢再三强调,处于今日之落后地位,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要以思想自主为原则。

  张 君劢还特别看重独立的学术创作对于民族复兴的积极意义。他指出:民族建国的大业必须经过一个由伏至显、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而独立的学术创作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他举例道:大英帝国的发展,以莎士比亚、培根、密而顿为先导;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为前驱;德意志统一事业的完成,有赖于文学、哲学和科学的进步,歌德、席勒的文学,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哥丁大学的自然科学,孕育了德意志民族的独立精神,从而为俾斯麦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创造了前提。我国民族建国的大业所以迟迟不能取得成功,其原因之一也就在于三、四十年来,我国的维新派、革命派都自政治上下手以图建设国家,而对独立的学术创作用力不够,政治上用力过多,必然会造成派别林立,内争不断,其结果是全国分崩离析,外敌乘之。如果移一部分全国之心力用于文艺、哲学和科学上的创作,这一定会有裨于民族国家的建立。故此,他把合乎国家社会的独立的学术创作视之为“民族复兴的基础”。

  “九一八”后, 张 君劢把民族主义视为立国的基础,强调发达民族思想,培植民族意识对复兴民族的重要意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创作在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反对西化思潮,提倡思想的自主权,这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无疑有它的积极意义。

  

  (二)

  

  如果说民族主义是民族复兴的基础,那么,系统比较“各民族在历史中之短长得失”,则是确立中华民族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必要前提。 张 君劢在《明日之中国文化》“自序”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以持中、向后、向前三种文化路向,说明中、印、欧文化的特质。而“自今日上溯 于漱溟 先生书出版之时,已十余年矣,国家之形势愈危岌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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