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安梧: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

——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的哲学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 次 更新时间:2019-07-18 12: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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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论文旨在经由宏观的对比,环绕台湾现代化进程,做一哲学反思,并由此来阐述由「新儒学」到「后新儒学」的发展历程。首先,指出原始儒家、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他们都是儒家。台湾虽为移民之地,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勤耕勤垦,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正因如此,使得中华文化能够灵根再植,当代新儒学也因此有进一步的创获。

   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新儒学伴随着其它的文化机制,对台湾现代化进程起着一定的调节性作用。进到新的世纪,文明对话的要求呼声渐起,当代新儒学在国际哲学脉络有着进一步可能的瞻望。就在这过程中,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的可能,这里隐含着转折、回返,也有着批判、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儒家、道德实践、文明对话、批判、发展

  

   作者简介:林安梧,1957年生,籍贯台湾台中,祖籍福建省漳州平和,台湾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暨研究所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通识教育学会理事,曾任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南华大学哲学所所长、《思与言》学刊主编、《鹅湖》主编暨社长。

  

一、原始儒家、新儒家、当代新儒家:皆“儒家”也

  

   当代新儒家(New-Confucianism)这个词,一般说来,它有别于“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也有别于“儒家”(Confucianism)。当然,这样的有别,是同中之异的别,因为他们毕竟都是儒家。就当代新儒家所做的“儒学三期说”来分,在时段来说,有“原始儒家”、“新儒家”以及“当代新儒家”。原始儒家指的是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新儒家则指的是宋明儒学,包括程朱学派、陆王学派,还有胡五峰、刘蕺山等构成的另一个流派。当代新儒家指的是承继宋明儒学,上溯先秦儒学,并对比于西方文化传统,面对现代化社会,采撷了现代学术话语,整合与重铸,而开启了一崭新的儒学传统。就思想之内容与意趣来说,儒家就是儒家,都是强调人伦日用,孝悌仁义,都相信人必须在一人文所成的世界,去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尊贵可能。

   我们从《论语》里读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在《孟子》里读到“人皆可以为尧舜”,在《大学》里读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中庸》里读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易传》里读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从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乃至当代,只要是儒学,一定都肯定这些经典所呈现的义理,所长成的思想。若要说个差异处,原始儒家重在“社会的道德实践”,而宋明新儒家重在“人伦的心性修养”,当代新儒家则重在“传统的重建与现代化的开出”。

   当代新儒家包括的思想家以及其思想范围,究竟有多广,历来有争议,但大体说来,可分广狭两义:广义地说,在当代凡是涉及于儒学研究并以此为主的学者、思想家,都可以称做当代新儒家,或者简称新儒家;狭义地说,则以1958年由唐君毅、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共同签署的《中国文化宣言》为宗旨,聚合所成的群体,上溯至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等前辈学者,往下则衍生出港台唐、牟、徐诸位先生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尤其以“鹅湖社”所形成的系络。

   这样的一个系络,已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思想流派,它被归属到新传统主义,也有说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或直称之为当代新儒家。

  

二、灵根自植:台湾作为华夏文化的“海外母土”

  

   如前所述,看来“当代新儒家”与所谓台湾的发展,似乎不是那么密切;但其实不然,因为台湾之为台湾,四百年来,大体已经成了华夏文化的“海外母土”。当代新儒家的前辈思想家们多发源于中国大陆,但1949年之后,由于两岸的分隔,大陆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香港、台湾,还有海外华人世界,成了中国文化“花果飘零”的“灵根再植”之所。尤其,当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作为对立面一端的台湾,喊出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口号。当然,台湾地区喊的“文化复兴”,就当政者来说可能有其统治上的必要性,但不管怎么说,也可能只是口号;但他不反对中国文化却是真的,就这样中国文化传统又继续在这块土地上发荣滋长。这发荣滋长,正承继着当年郑成功来台的拓垦精神、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想。我们从沈葆桢所题的延平郡王祠的对联,正清楚地彰显了这精神血脉。

   对联是这么写的:“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这就是台湾,这就是台湾人的天命,她真是“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啊!真是“洪荒留此山川”啊!正因如此,好做“遗民世界”也。台湾,《汉书》上她叫“东鳀”、“大宛”,《三国志》上她叫“夷州”,《隋书》上她叫“琉求”,葡萄牙人叫她“福尔摹沙”(FORMOSA);后来汉人唤她叫“台员”,现在称做“台湾”也已几百年了。无可怀疑的,她真是“遗民世界”,也是“移民世界”,这是汉人以及其它各族群,包括先住民、后住民所成之“移民世界”,这些“移民”可多半是“遗民”,但来了这里就成为这里的“在地居民”,一代、两代后,就成了“土生公民”。

   延平郡王郑成功,在政治上,不该叫“郑成功”,而是“郑失败”;政治上失败又怎样,他却在文化上成功了,他成就的不是“天下太平”,而是“延平”,是“延”续华夏文化道统,能致万国咸宁的太“平”。他真是“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他虽然想“试看天堑投鞭渡”,发豪语“不信中原不姓朱”,后来呢?中原果真不姓朱,台湾也不姓朱。历史证明姓朱不姓朱并不重要,台湾就是台湾,台湾是华夏文化与其它先住民、后住民所成的乾坤天地,台湾成了华夏族群最重要的遗民世界。郑成功(延平郡王)英年而逝,何等遗憾!遗憾是遗憾,但“缺憾还诸天地”,仍是“创格完人”。不过,称他是“创格完人”的,可不是“明朝”,因为明朝已亡国多时;称他是“创格完人”的,却是他的政治敌手“清朝”。其实,政治的敌手不敌手,恒久来看,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化力,是人的生命的意义认定,是创格完人,就是创格完人。现实失败了,理想却是成功了。这叫“道”优于“势”,这叫“道统”优于“政统”。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马关条约使得清朝政府割让了台湾给日本,台湾岛民只有慨叹“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日本殖民台湾,当然也开发台湾,但“殖民”就是“殖民”,这是不争的史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在地居民”已成了“土生公民”,这块土地可已经是渊源流长文明开化的华夏道统之地。受尽日本的压迫,50年后,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毕竟光复了,“光复”就是“光复”,这是重回华夏文化道统,如其道理,依其慧命,重见天日,是为光复。台湾“光复”,就“天命”来说,这是承天之命,是历史之必然,是人世之幸运,是中国之幸,也是台湾之幸。但是幸运,却又接连着不幸,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划下了“本省、外省”的殇痕,50年代的白色恐怖、党国威权,让台湾这块天地并不太平。老实说,台湾光复,威权统治,国民党政权当然不是外来政权,但蒋氏政权的做法,对台湾更早的“土生公民”来说却充满着“外来性”,这是事实。同样是“自家人”,却一定分个“彼此”,明明是本土语言,是中原古音,却被贬成蛮荒的方言,这自家人搞的外来性,当然比起外人的外来性,更令人刻骨铭心。但不要忘了,自家人毕竟是自家人,“外来性”毕竟只能融于“在地性”,“在地性”又转而为“本土性”了,无可怀疑的,我们已经都是“土生公民”。政治权力,只是“权”,最后他是要回到“经”,“经”才是“常”,才是“道”。“权”只有“变”,“道”才有“统”,识得道统,就能“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这几百年来,台湾忍受了多少的磨难,但这磨难是有天命的,这天命就是“保台湾以存中华文化道统”,我们做华夏之遗民,承续着儒道佛的文化道统,勤耕着华夏文化之心田,我们“在心上用功夫”,我们“在性上得收获”。就在民间的门联上,我们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二件事读书耕田”、“佛力永扶家安宅吉,祖宗长佑子孝孙贤”、“福德福由德,正神正是神”、“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为但率真”……就在厅堂上,我们供着祖先牌位,供着天地君亲师,供着观音大士,供着土地公、土地婆;我们礼拜神明,我们祭祀祖先,我们敬畏天地,这就是台湾,这就是我常说的“保台湾以存中华文化道统”、“存中华文化道统以保台湾”。数百年来,台湾真是台高百丈湾千折,风云诡谲,历史辩证,不幸却也是幸,台湾之光复,这“光”可是华夏文化道统之重见天日,这“复”可是《易经》“其见天地之心”的“一元复始”。

   华人在历史的发展上,又到了一个新的境域,她不能只停留在威权统治的传统社会,她已被推向了新的可能,她必须开出“民主宪政”,必须建立“公民社会”。台湾如此,中国大陆未来亦得如此。这几十年来,台湾不只缔造了经济奇迹,也缔造了民主的奇迹;但这都仍只是“奇迹”,还没归于“正常”,因为台湾须要的是更为良善的“公民社会”,台湾须要的是更为合理的“民主宪政”。有了民主宪政,有了公民社会,台湾才能真正的做为华夏文明发展的楷模,台湾才能在华夏历史的发展辩证过程里,作为自己的主人。台湾不只是一岛国,台湾不只是一漂游于列强之间的岛国而已,台湾是一具有主人身份的存在。这样的“主人”是顶天立地的“主人”,“天”是华夏道统之“天”,“地”是乾坤子民之“地”,是已经光复了的天地,“缺憾还诸天地”,我们要做“创格完人”;台湾不只是“遗民世界”,台湾更是“公民社会”,更是民主宪政下的“自由乐土”。

  

三、大道隐微,默运其中:当代新儒学在港台的进一步创获

  

   台湾不是二次战后才有儒学,台湾古来就有儒学,自汉人唐山过海来台湾,就有儒学。儒学是伴随着汉人来台湾,自在自如地发荣滋长的。也就是说,儒学并不是由学者引进,而是由我们的祖先伴随着他们的生活文化而引进,之后,在明郑时期,经由郑成功、陈永华等的努力,并将相关的一整套政治、社会、经济的构组方式都建立了起来。如此一来,即使到了清代,台湾一样的参与整个中原大一统,同样在儒教的熏习下长养。甚至,在日据时期,台湾同胞争取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自己的文化教养,想进各种办法,通过民间的书院来保存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语言,当然,儒学也就道虽隐微,但却能默运其中。

   当时乡先辈领导台湾文化协会致力本土文化运动,这里所说的本土文化运动当然有别于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而是道道地地的汉文化运动,而这运动大部分与儒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说,像民间结社,诗词往来,更见遗民故国之思,像闻名全台的栎社,背后的精神不能不说是儒教的精神,林痴仙的汉诗充满着兴观群怨的诗经风韵。像林献堂之领导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推动台湾议会政治;连雅堂之撰写台湾通史,编纂台湾语典,莫不是要做一追本溯源的工夫,这都在在流露出汉文化传统的儒教知识分子的担当。儒教文化一直在台湾地区生长着,当然,日据时代它只能隐伏于民间,未能畅达于上,不过它却在俗民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为整个族群树立了自家的风格型范。

如上所说,并不是当代新儒家将儒学传到台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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