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5 次 更新时间:2015-02-14 10: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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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华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是“五四”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90多年的历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却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现代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发展动因、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等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更不用说取得高度的共识。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着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谈点不成熟的意见。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

   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首先碰到和需要解决的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某一种思想或思潮为什么会在某一历史时期出现,而不是在另一历史时期出现;某一性质的思想家为什么会产生于某一时代,而不是另一时代,其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当时的物质生产或社会存在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一文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1]比如,洪秀全之所以是洪秀全,而不能成为康有为或孙中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还不具备产生康有为或孙中山的物质基础或社会存在,中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更不要说出现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加上国门刚刚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还没有大规模的传入中国,所以洪秀全只能提出反应农民小生产者愿望和要求的《天朝田亩制度》,而不可能提出反映资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君主立宪主张或“三民主义”纲领。再如,中国早期维新思潮之所以出现于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尽管原因很多很复杂,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在洋务运动的作用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社会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初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了其形成的过程。一定的思想是与一定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相联系的。早期维新思潮反映的正是形成过程中的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换言之,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和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也就不会有早期维新思潮。就此而言,我认为,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至少要以唯物史观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或原则,要搞清楚某一思想或思潮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思想家与其时代、思想的产生与物质的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

   当然,我们讲社会存在,是广义的社会存在,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外,还包括思想家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之所以是洪仁玕而不是洪秀全提出《资政新篇》,这是因为洪仁玕有过几年在香港的生活经历,接触和耳闻目睹过资本主义的东西,如果他像洪秀全一样始终生活在内地,恐怕也提不出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资政新篇》来。郭嵩焘之所以能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主张全方位的向西方学习,甚至包括西方的政治制度,这与他出使英国、对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有较多了解和切身体会有关。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对其一生有着重要影响。我们很多人都看过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也就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斯诺在书中谈到,他在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给他谈了他早年的一些故事。毛的父亲性格比较粗暴,动不动就打孩子。平常毛都忍受了,但有一次毛进行了反抗,父亲打他,他夺门而逃,父亲便在后面追打,当他跑到一个水塘边上时因无路可逃便站住了,他转身对身后追打他的父亲说,你再追我就跳下去。父亲果然不追了,因为当时是冬天,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会冻坏身体。这件事使毛泽东认识到对于强权要反抗,也只有反抗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力。这本来是少年时发生的一件小事,但在毛泽东的记忆中却留下了不可抹去的印记。他后来曾多次提到过这件事。由此可见它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远。长大后的毛泽东那种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和斗争的个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这件事对他的感悟和启发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所谓生存状况既包括思想家的经济状况,是富有还是贫困?也包括思想家的社会地位,是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经济状况的不同,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差异。马克思就曾批评过19世纪中叶英国的那些衣食无忧、生活悠闲的大学教授们,在他们吃饱了、喝足后,嘲笑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在饥寒交迫中的工人觉悟太低下,只知道要面包吃、要缩减工作时间,而没有像他们一样要求选举权,要求民主和自由,是真正的下里巴人,这些大学教授们不知道,对当时的工人来说有面包吃和缩短工作时间比选举权和民主、自由更迫切、更重要。我们常常批评洋务派不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不搞政治改革,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洋务派并非对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不了解,并非不知道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比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更好一些,如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就对于中国上下隔绝的政治局面进行过批评,认为“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因而“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2]他主张借鉴日本和西洋的所谓“善政”,改善和调整君、臣、民之间的关系,以期实现“庙堂内外,议论人心”,趋于统一。他在阅读了驻日公使黎庶昌寄来的日本改革官制后有“官员录”和明治宪法后,对中日两国的官制进行了一番比较,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抵有一官办一事,大官少,小官多,最为得法”,而中国官制十分“冗烦”,“高资华选大半养望待迁之官”,“如此事何由治”?[3]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其国中偶有动作,必由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员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则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4]除李鸿章和文祥外,还有其他一些当权的洋务官僚也对西方“君民一体,上下一心”的政治制度给予过好评。但由于他们是体制内的人,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或朝廷重臣,尽管认识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长处,但和体制外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人不同,他们不敢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用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来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至于生活环境对人的影响,我们可以举孟母三迁其居的故事为例。孟子的母亲之所以要三迁其居,就是为了给孟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另外,思想家所受的教育和他交往的圈子,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很有影响。人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实际上讲的就是交友对一个人影响的重要性。

   既然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对一个人思想的产生或形成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位思想家的思想时,除要研究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外,还应加强对他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研究,看他有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到过那些地方,经历过那些事件,经济状况如何,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喜欢和那些人交往,其亲朋师友尤其是师友的思想是怎样的,对他产生过那些影响等。在同一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所以会产生不同类型或性质的思想家,这与思想家们个人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的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以胡适和吴宓为例。他们年纪相当,经历类似,早年都在故乡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又几乎同时到美国留学,同时回到国内成为著名教授,但胡适是五四新文化派的代表人物,而吴宓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的文化取向是不同的。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原因之一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与他们在美国所接受的教育和经历有关。我们知道,胡适到美国后便拜倒在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教授的门下,深受杜氏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而吴宓到美国后则师从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白氏的新人文主义对他的影响很大,他们两人的文化取向可以分别在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中找到其理论根源。另外,他们两人留美期间的不同生活也或多或少影响着他们的文化取向。胡适在留美期间生活得非常安逸充实,天天是阳光鲜花,他是全美中国留学生会主席,经常应邀到各处发表演讲,他还是美国教授的座上宾,经常参加他们的周末家庭聚会,一位名叫韦司莲的美国小姐也非常爱他,与他有过无数次的花前月下。正是由于胡适在美国生活得太阳光了,这影响了他对美国的观察,在他的眼中,美国是理想的化身,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只有优点,没有缺点,他后来因而主张西化或全盘西化,实际上,胡适所讲的西化也就是美国化。而吴宓在美留学时的生活则没有胡适那样潇洒,他看到的美国既有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因而他并不认为美国是人间天堂,甚至在不少地方还不如中国。

   当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与继承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秀遗产,并有分析地引进和吸取西方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并不矛盾。毛泽东就说过:“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因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是一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它可以也应该吸收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并通过研究新问题、产生新理论而不断地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任何把唯物史观作为标签、在历史研究中生般硬套的作法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运用。

   (二)

   近现代中国社会始终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近一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行程。如果借用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话说,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前进,螺旋特别多”。[5]面对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就必须学会用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或整体的)观点考察问题。

   一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一种思想、思潮或一位思想家的产生及其活动,都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对历史问题有真切的认识,更无法对研究对象得出实事求是的理解。用列宁的话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6]比如,有人脱离辛亥革命后复辟与反复辟、尊孔与反尊孔的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背景,抽象地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学、反孔教问题,不批判袁世凯、康有为借孔教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反而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儒学、反孔教是全盘反传统的过激行为,甚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学、反孔教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罪莫大焉。这就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主义的态度。

二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作为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由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化,一种思想、思潮或一位思想家往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时期的作用或地位是不同的,我们不能用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研究、评价他们。人们常说严复、康有为等人“从离异到回归”,早年进步,晚年保守。实际上无论严复,还是康有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前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是社会,是时代。社会和时代变化了,前进了,而他们的思想却没有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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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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