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63 次 更新时间:2009-09-09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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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这使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别的吸引之处。

正因为中国不是关起门来而是大开国门的情况下打造中国模式的,其模式具有普世性。从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模式应付危机的能力和有效性,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种模式。尽管西方感觉到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的冲击,但只要这种模式对其他国家有吸引了,它是很难被围堵的。

很长时间以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会对这个世界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是国际学界和政策界的争论热点。在西方,已经有很多波“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及其随之而来的各种有关“围堵”中国的论调。可以说,中国是在一片“威胁”和“围堵”声中崛起而成为大国的。

客观地说,中国的“大国”地位多半是外界对中国的主观认同。和其他从前和现在的大国相比较,中国离大国还有很大的距离。尽管中国还没有成为大国,但作为大国的负担就已经出现了,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家,在制定他们各自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时,开始把中国因素放在了首要位置。这是从前从未发生过的。人们可以说,这是中国崛起的标志,值得骄傲,但同时,这种新局面也正在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西方早已经有人注意到,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影响不仅仅是战略上的和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价值观上的。无论是战略还是军事上的,这些方面的外在影响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可以预见,也可以应付。但中国的崛起如果表现为一种价值观,那么其产生的影响是西方所难以接受的。如果中国的发展是因为中国学习西方,接受西方的价值,那么,中国的发展是可以接受和称道的。这就是西方经常所说的“正确的发展方向”问题。但是,如果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中国本身价值所致,那么,这就被认为是对西方的威胁,也就是西方所说的“错误的发展方向。”

在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惜一切力量围堵和遏制以前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阵营。西方的围堵不仅仅是因为前苏联形成了和西方对抗的战略集团,更重要的是因为前苏联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被视为是对西方的最大威胁。在不同程度上,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担忧和恐惧也类似于冷战期间对前苏联所代表的价值的恐惧。这种对中国模式的恐惧已经表现在近年来西方的中国论述上。尽管中国本身不再强调意识形态,但西方不断要把中国再意识形态化,使用各种充满意识形态味道的概念如“权威资本主义”和“权威民族主义”来描述和打扮中国。

对中国文化“扩张”的不安

最近英国教授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其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其主题就是中国文化或者价值威胁。雅克认为,如果过去二百年是欧洲模式统治世界,那么今后百年该轮到中国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它将恢复和邻国的那种古老的朝贡依附关系。朝贡体系必将替代欧洲的“主权国家独立模式。”(实际上,雅克的这种说法也并不是新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就有一些人围绕着“朝贡制度”讨论中国的文化威胁了。)且不说雅克的这种猜测是否有根据,其论著的副标题显然反映出西方人普遍存在的对中国模式的深刻担忧。“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这完全是对国际关系的一种零和游戏的理解。零和游戏是西方主权国家间国际关系的主流思维,也主导了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现在,西方则把这种思维应用到了中国。

对国际关系的零和游戏思维正加深着西方对中国的深刻疑虑和不安。中国有关方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早已经在想方设法地让西方来理解中国的崛起。早些时候,中国侧重于“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概念。现在,有关方面又投入财力来从事中国的软力量的建设(如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等)。但这些努力似乎不但没有消除西方的疑虑,反而在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扩张”的不安。

事实上,对中国崛起的多方面的不安正在促使很多国家把如何消化中国的崛起当成其首要的战略考量。在冷战期间,西方阵营不惜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各种手段来遏制共产主义阵营。对反映中国价值的中国模式,西方也会如此。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新兴国家,都把其战略目光投向亚洲,和他们“消化”中国的意图分不开。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模式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也应当看到,这里围堵中国模式和围堵中国是很难分开来的。)

但问题是,中国模式能够被围堵吗?从很多方面来看,围堵中国模式和早些时候西方想围堵中国的经济崛起一样,不会有很大的成效,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

首先,中国和前苏联模式不一样。前苏联阵营具有高度意识形态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尤其是和西方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各方面向西方学,是最好学的国家,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中国都在学。但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没有全盘照抄西方模式,而是努力建设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政治制度。这正是中国模式的优越之处: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这使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别的吸引之处。

中国模式很难被围堵

正因为中国不是关起门来而是大开国门的情况下打造中国模式的,其模式具有普世性。从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模式应付危机的能力和有效性,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种模式。尽管西方感觉到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的冲击,但只要这种模式对其他国家有吸引力,它是很难被围堵的。

中国模式不可被围堵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一贯所奉行的开放政策。在思想层面中国没有关起门来,同样在国际关系层面,中国并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建设一个封闭的属于自己的集团。在国际层面,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努力改革自己不合理的制度和世界接轨。就是说,中国是在现存世界体系中和他国进行互动的。在区域层面,中国奉行的开放性区域主义为中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了一个共同的互动平台。和世界各国在同一个平台上互动使得中国和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初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在这样情况下,西方和其他国家就不能够象往日围堵苏联那样来围堵中国。

中国的崛起在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国际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西方和一些崛起中的大国视中国为竞争者,尤其在价值层面。和中国本身一样,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方面也经常会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族主义情绪则经常会把问题复杂化。尽管中国不能强求他国来如何理解中国,但中国则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除了处理好开放政策、开放型区域主义和国家的战略利益(这需要另文论述)外,中国主要还是要把重点放在建设自己的模式上。模式本身的成功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模式的成功才能证明中国的价值的普世性;也只有当中国的模式具有了普世性,中国模式才具有可持续性。很显然,要使得中国模式具有普世性,中国必须继续学习好的国际经验。模式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不是零和游戏。世界经验会影响中国模式,同样中国模式也会影响其他模式。模式之间的互相学习、竞争和改进是全球化能够贡献给人类社会最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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