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的海外书写始自19 世纪末期。时当中国进入世界舞台，大规模的迁徙移民、出使旅行随之而起。文字作为跨越地域、语言、族裔、文化、政治场域的媒介之一，每每留下动人纪录。从早期郭嵩焘、黄遵宪等驻节海外，到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政治原因游走他乡，再到丘菽园、丘逢甲等从所定居的新加坡、台湾回望中原，中文书写早已经是时空交错、众声喧哗的活动。

这样的书写在20 世纪形成不容忽视的力量。从鲁迅到郁达夫，从徐志摩到瞿秋白，从老舍到冯至，异乡心影莫不成为感时忧国的前提。与此同时，在台湾、香港、东南亚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里，另有一群落地生根的作者也从不同角度写出他们的中国经验。1949 年后数百万人离开大陆，域外书写更成为演绎、辩证“文化中国”的大宗。时至今日，乃有海外文学的繁华面貌。

长久以来，我们惯用“华文文学”指涉以大陆为中心所辐射而出的域外文学。由此延伸，乃有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星马、离散华文文学之说。相对于中国文学，中央与边缘，正统与延异的对比，成为不言自明的隐喻。然而20 世纪中期以后海外华裔文化的蓬勃发展，中国或中文一词已经不能涵盖所有文学生产的驳杂现象。尤其在全球化和后殖民观念的激荡下，我们对国家与文学间的对话关系，更必须做出灵活的思考。

海外华文文学的对应面包括了英语语系( Anglophone) 、法语语系( Francophone) 、西语语系( Hispanophone) 、葡语语系( Lusophone) 等文学，意谓在各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如此，西印度群岛的英语文学、西非和魁北克的法语文学、巴西的葡语文学等，都是可以参考的例子。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语系文学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19 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因为外来势力的强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产生绝大变动，而语言，以及语言的精粹表现——文学——的高下异位，往往是最明白的表征。多少年后，即使殖民势力撤退，这些地区所承受的宗主国语言影响已经根深柢固，由此产生的文学成为帝国文化的遗蜕。这一文学可以铭刻在地作家失语的创伤，但也同时也可以成为一种另类创造。异地的、似是而非的母语书写、异化的后殖民创作主体是如此驳杂含混，以致成为对原宗主国文学的嘲仿颠覆。宗主国精纯的语言必须遭到分化，再正宗的文学传统也有了鬼魅的海外回声。

回看华文文学，我们却发现相当不同的面向。19 世纪以来中国外患频仍，但并未出现传统定义的殖民现象。香港、台湾、满洲国、上海等殖民或半殖民地区里，中文仍是日常生活的大宗，文学创作即使受到压抑扭曲，也依然不绝如缕，甚至有( 像上海那样) 特殊的表现。不仅如此，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使然，百年来大量华人移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他们建立各种社群，形成自觉的语言文化氛围。尽管家国离乱，分合不定，各个华族区域的子民总以中文书写作为文化——而未必是政权——传承的标记。

最明白的例子是马华文学。从国家立场而言，这是不折不扣的外国文学，但马华作家的精彩表现却在在显示域外华文的香火，仍然传递不辍。引用唐君毅先生的名言，我们要说历经现代性的残酷考验，中华文化不论在大陆或是在海外都面临“花果飘零”的困境，然而有心人凭借一瓣心香，依然创造了“灵根自植”的机会。这样一种对文明传承的呼应，恰是华文文学和其他语系文学的不同之处。

但我们无须因此浪漫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万流归宗式的说法。在同文同种的范畴内，主与从、内与外的分野从来存在，不安的力量往往一触即发。更何况在国族主义的大纛下，同声一气的愿景每每遮蔽了历史经验中断裂游移、多声复义的事实。以往的海外文学、华侨文学往往被视为祖国文学的延伸或附庸。时至今日，有心人代之以世界华文文学的名称，以示尊重各别地区的创作自主性。但在罗列各地样板人物作品之际，收编的意图似乎大于其它。相对于“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彼此高下之分立刻显露无遗。中国大陆愿意对海外文学的成就做出细腻观察者，恐怕仍然寥寥可数。

但在一个号称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知识讯息急剧流转、空间的位移、记忆的重组、族群的迁徙，以及网络世界的游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经验的重要面向。旅行——不论是具体的或是虚拟的、跨国的或是跨网络的旅行——成为常态。文学创作和出版的演变，何尝不是如此? 王安忆、莫言、余华的作品多在港台同步发行，王文华、李碧华的作品也快速流行大陆，更不提金庸所造成海内外阅读口味的大团圆。两岸四地( 大陆、香港、台湾、新马) 还有欧美华人社群的你来我往，微妙的政治互动，无不在文学表现上折射成复杂光谱。从事现当代中文文学研究者如果一味以故土或本土是尚，未免显得不如读者的兼容并蓄了。

山东文艺出版社策划的《新生代华文作家文库》正呼应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当代文学的课题。顾名思义，这一系列作品希望在传统定义的国家文学外，另外开出理论和实践的方向。语言，不论称之为汉语，华语，华文，还是中文，成为相互对话的最大公约数。这里所谓的语言指的不必只是中州正韵语言，而必须是与时与地俱变，充满口语方言杂音的语言。用巴赫金( Bakhtin) 的观念来说，这样的语言永远处在离心和向心力量的交汇点上，也总是历史情境中，个人和群体，自我和他我不断对话的社会性表意行为。华文文学提供了不同华人区域互动对话的场域，而这一对话应该也存在于个别华人区域以内。以中国为例，江南的苏童和西北的贾平凹，川藏的阿来和穆斯林的张承志都用中文写作，但是他们笔下的南腔北调，以及不同的文化、信仰、政治发声位置，总是丰富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因素。

对熟悉当代文学理论者而言，如此的定义也许是老生常谈。但我的用意不在发明新的说法，而在将理论资源运用在历史情境内，探讨其作用的能量。因此，我们与其将华文文学视为又一整合中国与海外文学的名词，不如将其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而辩证必须落实到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过程上。就像任何语言的交会一样，华文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

从实际观点而言，我甚至以为华文文学的理念，可以调和不同阵营的洞见和不见。中国至上论的学者有必要对这块领域展现企图心，因为不如此又怎能体现“大”中国主义的包容性? 如果还一味以正统中国和海外华人/ 华侨文学做区分，不正重蹈殖民主义宗主国与领属地的想象方式? 另一方面，以“离散”( diaspora) 观点出发的学者必须跳脱顾影自怜的“孤儿”或“孽子”情结，或是自我膨胀的阿Q精神。只有在我们承认华语语系欲理还乱的谱系，以及中国文学播散蔓延的传统后，才能知彼知己，共存共荣。《新生代华文作家文库》因此不是以往海外华文文学的翻版。它的版图始自海外，却理应扩及大陆中国文学，并由此形成对话。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当然无从面面俱到，从事一网打尽式的研究： 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局限。但这无碍我们对其他华文社会的文学文化生产的好奇，以及因此而生的尊重。一种同一语系内的比较文学工作，已经可以开始。举例而言，由山东到北京的莫言以他瑰丽幻化的乡土小说享誉，但由马来西亚到台湾的张贵兴笔下的婆罗州雨林不一样让人惊心动魄? 王安忆、陈丹燕写尽了她们的上海，而香港的西西、董启章，台北的朱天心、李昂也构筑了他/ 她们心中精彩的“我城”。山西的李锐长于演义地区史和家族史，落籍台湾的马华作者黄锦树，还有曾驻香港、现居纽约的台湾作家施叔青也同有傲人的成绩。谈到盛世的华丽与苍凉，马来西亚的李天葆、台湾的朱天文都是张爱玲海外的最佳传人。书写伦理和暴力的幽微转折，余华曾是一把好手，但香港的黄碧云，马来西亚的黎紫书，台湾的骆以军已有后来居上之势。白先勇、高行健的作品已被誉为离散文学的翘楚，但久居纽约的李渝、郭松棻的成就，依然有待更多知音的鉴赏。

《新生代华文作家文库》因此代表我们在新世纪想象中国的新开始。这一文库由山东大学黄万华教授策划导读，山东文艺出版社全力配合编辑。黄教授治华文文学有年，批评眼光公允独到，史料和文本的掌握尤其精密翔实。此一文库既以“新生代”为名，所关注的作者当然属于青壮辈的好手。事实上他们在海外华文界已经享有盛名，能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有系统的引介到中国大陆，可谓此其时也。我期待《新生代华文作家文库》的推出，也盼望读者因此对海外华文文学文化的发展有更深的认识。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