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逝者:季羡林、任继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6 次 更新时间:2009-07-27 14:5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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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进入专栏)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总有三个相互纠缠的方面,如同三条生命的联合:其一是“身-心-灵”的发展,也称为“个体生命”;其二是对他人“身-心-灵”发展的感受,可称为个体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其三是“族群-文化-制度”的演变,可称为“社会史”。

  对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而言,可载入社会史的最大事件,莫过于“满清王朝”的倾覆。这一事件在后来的演变中呈现出更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延续数千年的“帝制”就此消失了。导致了这一重大社会史转折的力量,其一是“外力”,由以往数百年与西方文明的偶然接触所累积的后果汇集而成;其二是“内力”,由以往数百年或数千年社会史演变的后果汇集而成。时至今日,我们仍生活在由这一事件标志的社会转型期之内,而且,我们预期这一转型期还将延续百年之久,不如此则难以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在突然无拘无束的世界里,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按照他们“个体生命”和“社会自我”的特质,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一时间,中国不仅面对着许多“问题”,而且有了许多“主义”。比任继愈和季羡林更早成熟且更早成名的梁漱溟,这样概括他自己的“身-心-灵”状态:“……我少年时,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反复穷究,不能自已。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根本、深彻。这样便不为现实问题之所囿。自己回顾过去这四十余年,总在这两问题中沉思,时而趋重于此,时而趋重于彼,辗转起伏虽无一定,而此牵彼引,恰好相资为用。……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出入乎东西百家。……同样地,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动”。(《中国文化要义》“自序”)

  于是,如李泽厚所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构成了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主旋律。

  1919年5月1日,杜威携妻子抵达中国,由胡适陪同。四天之后,他目睹了“五四运动”并延长了他在中国的访问时间,将离境时间推迟至1921年7月11日。两年间,杜威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的一系列演讲与稍后抵达中国的罗素的一系列演讲,从两个几乎相反的方向,塑造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命运的思考。

  杜威告诉中国人:没有基于观念转变的社会转型,中国不可能发生改变。中国的政治革命是失败的,因为它纯然依赖于外部的力量,只具有革命的形式,只触及制度层面,它未能改变大众的生活观念。罗素告诉中国人:尽管儒家“亲孝”的观念缺点很多,但是“远比西方人倡导的爱国主义危害小得多”。因为,后者导致了“帝国主义”和“黩武主义”。他呼吁西方向中国学习“正当的生活观念”。另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但不可学习西方人的工具主义和科学主义世界观。不过,罗素的声音被杜威的声音淹没了。西学兴,对现代生活观念和工业化的追求,主导了20世纪中国。

  1930年,季羡林,19岁,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业,从吴宓和叶公超习英文、梵文、比较诗学,从陈寅恪习佛经翻译,从朱光潜习文艺心理学,从俞平伯习唐宋诗词……;约五年,考取清华赴德国研究生,一年后,定专业为“东方学”;又五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德宣战,季羡林受聘于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

  此时,1941年,我们这篇文章的另一人物,任继愈,18岁,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业师熊十力,23岁考入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生——从贺麟、汤用彤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已毕业并于次年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四年后,中德战争状态结束,季羡林返回中国,于南京拜访业师陈寅恪及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获推荐,由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聘任,创设并主持东方语言文学系。

  此时,任继愈在哲学系开始讲授宋明理学、隋唐佛教、逻辑学和中国哲学史。

  关于季羡林先生的生平与学问,已有大规模的宣传和介绍,此处不赘。作为对照,关于任继愈先生的学问与思想,《财经》读者或尚缺少深切了解。

  据任继愈的回忆,他刚刚考入北大哲学系时,北大的老师们,只有熊十力是在家里讲课的。因为,熊先生受不了上课和下课时间的约束——“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这封信是写给全体选课同学的,被贴在哲学系办公室里,很长时间。熊先生的课,规定是2学分(两节课的时间)。他在家里讲课,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并论,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通常要三四个小时才可结束,且无课间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讲,边讲边踱步,同学们(还有其他的老师)围坐四周听。讲至兴起,他会随手在听者肩头猛拍一掌,哈哈大笑,声震堂宇。有一次,也是北大教师的张东荪先生,被他拍了一掌,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

  熊十力不仅讲授佛家名相通释,也探讨“中国问题”。他讲课时大骂蒋介石“卖国”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沦陷,任继愈和北大文学院一起辗转迁移至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云南,加入西南联大。历时一年,数千公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也是这一年,1938年,熊十力先生北平脱险之后,辗转至四川壁山,为着奋力抗战的民众,开始撰写《中国历史讲话》。任继愈跟随贺麟先生前去拜访他时,只听他不倦地谈论“五族同源”说,尤其是他新近考证所得“回族的起源”问题。与此“中国问题”探讨的同时,熊先生正撰写“新唯识论”,或因民族之命运的思考,在求解“人生问题”时,他由信仰佛家转而信仰儒家,因此而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公开论争甚至被迫绝交。这样的性情,任继愈誉为“昂首天外,挥斥八极”。在北大,熊先生从不过问自己的职称,直到“七七事变”,他仍是一名“专任讲师”——每学期只讲一门课(月薪120元),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

  任继愈受熊十力先生影响极深,对熊先生情感也极切。2005年,任职18年之后,他再三请求,终于获准辞去国家图书馆馆长职务。次年,在北京南沙沟家中会见记者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始终记着我的老师熊十力先生的勉励:‘做学问就要做第一流的学者,要像上战场一样,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

  任继愈的人生,他的学生概括为“三个阶段,两层角色”。熟悉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动荡的读者,应当明白,这里的“两层角色”,意味着任继愈先生在1949年至1979年期间,保持学术研究“中立性”的努力。1949年以后,在武汉,林彪主持中南局工作,与李先念一起请熊十力吃饭。席间,熊先生只讲唯心论哲学,对当时的政治视若无睹。1964年,根据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关于加强宗教问题研究”的批语,任继愈离开北大,奉命创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任所长。不久“文革”开始,他和季羡林先生都经历了严酷的磨练。

  季羡林先生,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在北京大学“关于季羡林先生逝世的讣告”里,这样写着:“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季羡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次日,北京大学发布的关于任继愈先生辞世的唁电是这样写的:“惊悉原国家图书馆馆长、我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于2009年7月11日凌晨4时30分因病辞世,北京大学特向任继愈先生致以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向他的家人和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任继愈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长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他毕生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师德风范和学术成果将成为北京大学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任继愈而言,“从熊先生和良师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应当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训深刻而又使我铭记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我常想,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他这样?这里面大有学问。”熊十力在北平寓所悬一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下面是任继愈先生的评论:“这十个字,充分说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从南到北,开门授徒,著书立说,无非是为了这个理想。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有了这种深挚的爱,虽长年病躯支离,却肩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责任。这种深挚而悲苦的责任感,是二十世纪多灾多难的中国爱国的知识分子独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挚而悲苦的文化责任感也愈强烈。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动力。”

  “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今天,我们缅怀逝者,最要紧的,是承担他们未尽的责任。虽然,学或有不逮,精神却是不容怠懈的。■

  

  【季羡林小传】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任继愈小传】

  任继愈(1916年4月15日-2009年7月11日),字又之,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来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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