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民主政治─自由经济”的张力与美国金融危机──兼论中国的道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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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关于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动因、性质、幅度及其未来的走向等等,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国际关系学者们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言论。本文无意续貂和重复,而是打算跳出危机的场景,从现代政制的角度,对这场危机的特性、美国模式及其对于中国的意义做一个讨论。

金融危机与美国的新政传统

这场金融危机是由两房信贷引发的,作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它们的危机引发了美国金融链条的全面崩溃。值得注意的是,两房(房利美、房地美)机制本身并不仅仅是自由经济的产物,它还是罗斯福新政的产物。房利美成立于1938年,其性质为社会公众拥有,美国政府资助。专门运作由联邦住房委员会或其他金融机构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因此,这次两房引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重大的吊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创设房利美是罗斯福新政之后联邦政府为了解决大多数美国人的住房问题而设立的,作为一种准政府的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制。其实质是为那些没有经济偿还能力的购房人提供一种准政府的信托担保,以此支持他们的购房贷款,正是这个机制成为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这种准政府的信托担保机构在美国并非“两房”两家,与此相类似的机构还有一些。特别是随着金融工具和产品的不断创新以及监管机制的缺乏,原初机制中的风险被一批又一批华尔街的金融专业人士层层加码,打包转移,将内含的这个炸弹无数倍的扩展放大,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导致美国金融信托体系的全面崩溃。现在回过头来追溯个中原因,除了美国人的超支消费、金融创新的监管缺失、金融专业人士的无耻贪欲等原因之外,其实这场金融危机在它的起点上早就注定了。因为它把一个本来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机制通过政府之手强行推入市场,并把其内在的购物需求与支付能力的矛盾隐藏起来,最终天窗总会捅破,这场危机不可避免。

问题在于,为什么联邦政府要搞出房利美这样的机构呢?这里就又涉及更深一个层次的问题,即美国的民主政治,特别是其新政传统。经过新政的改造,美国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在此之前,美国人并不认为政府应该管理经济、锄强扶弱,这种责任也从那以后成为民众对政府认可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执政党尤其是民主党宁愿选择这样的策略,即用政府的信誉担保或鼓励“两房”之类的金融制度的创新,从而满足平民大众借贷购房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看上去众多美国人通过这类准政府信托机制,借贷购买到了满意的房屋,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根本没有还贷能力的,如果按照纯粹的市场经济法则,他们是无处贷款的,但政府为了他们的选票而通过“两房”等机构为他们的不切实际的欲求开了绿灯。所以,追溯这场金融危机的更深一个层面,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之间的张力关系所致。实质上这种张力关系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大主要矛盾,这也是美国为什么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轮番执政,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学,在不同的时间周期分别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是几十年前美国新政所埋下的定时炸弹的引爆而已。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层次来观察,不带偏见的人应该都会承认,新政传统以及其所代表的政策理念,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美国的“政制”传统。这种传统与美国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传统,共同造就了美国的繁荣,也造就了今天的危机。很多时髦而又热血的人把这次危机归因于新自由主义,这种看法显然掺杂了太多的个人主观意愿和理论想象,过于粗疏了。

美国模式的两重特性

由于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及其在世界层面上的广泛影响,以及由美国政府牵头的全球各国的政府救市行为,使得理论界,尤其是世界范围内的左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左派,产生了某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掀起了一股复兴社会主义的新浪潮。在我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包含两项基本内容,一个是政治制度,一个是经济制度。这两项基本制度又都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核心的基本稳定的制度层面,另外一个则是适时调整的政策层面。就这场金融危机来说,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这场危机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依然是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济社会的核心制度;至于政策层面,美国的经济政策乃至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经济政策,肯定会因这场危机而发生重大调整,甚至吸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因素,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取代核心层面的市场经济秩序。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在如何看待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中,也体现出来,那就是,尽管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观点上是对立的,但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来说,它们也都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乃至政府的经济政策而已。与此相关,美国的新政乃至欧洲的福利国家,都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但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尽管其中频繁发生左、右两派经济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凯恩斯主义、里根主义等循环往复,但它们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大框架之内的事物。因此,这场经济危机就目前来看,也不可能彻底突破这样一种格局。

在我看来值得探究的是美国模式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美国的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之间的张力。这个张力,现行的美国政治制度是无法根除的。应该看到,这个深层矛盾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而逐渐扩展的,西方近一百多年的社会政治历史从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们确实是美国和西方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隐忧。而且,时至今日,这对矛盾也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予以彻底解决。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似乎通过一种未来按需分配的乌托邦理想,实现了自由人的联合体,但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并不成功。那么,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呢?显然,它也无法彻底实现人民的普遍的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政府在这里扮演着一个相当危险的角色。一方面它要维护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自由秩序,保障社会财富的有效增长,从而确立一种基于创造能力的制度正义;但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协调社会的普遍需要,实现一种基于民主投票的分配正义,使广大人民分享社会财富的普遍福利。尤其是民主政治对于塑造国家制度的重要性,迫使政府难以在自由正义和分配正义之间达到有效的平衡。尽管独立的司法制度可以相对约束某种民主政治的强势,但总的来说,以代议制为枢纽的现代民主政治很难解决上述所言的那种基本矛盾。也许这恰恰是人类本性的不完善性,由此构成了永无完结的人类经济的周期性危机。这种周期或许会伴随到人类社会的终结吧。

在全球化的时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美国不再单纯是一个自成单元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它还与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乃至文化秩序构成了一种世界性的相互关系,由此滋生出地缘政治、国家利益等一系列国家间关系问题。由于美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核心霸主地位,它可以把自身的经济政治问题,尤其是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转嫁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既让世界分享普遍的人权保障与经济繁荣,更让世界分摊它的经济危机之苦果。就这次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来看,美国让世界各国充分领略了这个霸权国家自利的另一个面相。

不过,人类政治自古就是如此。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西方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诸国相互联系的世界体系。所以,所谓的宪政民主制度、自由共和政体、自由市场经济等等,都不可能是一国之内的事务,而是与世界秩序相关联的。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格局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已经趋于一体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世界格局中,权力并不是一种均匀分布的状态,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周期内,某种或某国政治与经济势力会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所谓普遍的自由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与非均质化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密切的联系。用我的话来说,现代政治从来就有两个面相,一个是普遍性的──以个人为本的规范主义理论原则和制度实践;另外一个则是国家主义的──以民族国家自身的政治与经济乃至文化利益为枢纽的现实主义。也就是说,现代政治从来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或个人主义的理想形态与国家主义的现实形态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混合物。它们构成了现代政治的基本结构,虽然两者之间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这并没有影响这个现实的人类政治与经济制度在300年来的历史演进。

具体说到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从世界格局的层面上来说,还有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格局。这次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八国集团以及其他几个后发国家频繁召开会议,就政府救市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展开讨论。可以预计,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会产生一系列变革,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货币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美元主导地位因这次经济危机而受到全面的颠覆。应该指出,在相当的时间内美元的地位将会下降,但不会有根本性的取代美元的新机制出现。总的来说这是一种调整或改革,而不是一种颠覆或新创。

当然,在这样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中,人们完全有理由指责美国仍然在分享全球经济的果实,并把自身这一次的经济危机相当部分地转嫁到世界各国,让各国人民来为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埋单。但是,这种指责只具有道德的涵义,而就现实主义的态度来看,这是美国政治经济的独特地位所决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果实。美国由于在世界格局中居于主导性的地位,因此它必然要把世界经济的成果转化为美国内部的一种福祉。这种美国的国家哲学与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无关,或者说,宪政民主制度只是一种美国的内政,它与美国国际事务中的战略构建并不具有直接对应的关系。内政是内政,外交是外交,它们是两分的,美国的自由宪政主义与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并不必然是水火不容的,反而恰恰是美国政治的一种高度成熟。这种内外两分是美国模式的第二个重要特性。

美国模式与中国的道路

上文基本上是在一个较为中立的角度来谈论这场经济危机以及相关的经济政治问题。实际上,在上述所言的背后,我们摆脱不了一个现实的语境,那就是我们不得不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看待这场经济危机,看待与此相关的经济与政治问题。因为中国近百年来已经融入到世界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已经加入到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之中,并且正日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美关系问题,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也是中国外交关系中的最核心的问题。所以,通过这场经济危机来重新盘点一下中美关系,就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基本道路。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轨而把中国塑造成一个美国式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几个重要阶段可以说都隐含着对美国模式的学习与借鉴。这样一种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内在勾连的经济改革之路,在30年的时间里,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我认为,那些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及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痛加挞伐的态度是相当片面的,我们不能否认这30年中国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国民财富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中国确实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站立起来。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改革也同时引发了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除了诸如贫富两极分化、权贵资本主义、体制性腐败、地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与新自由主义无关)之外,单纯就经济本身来说,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也从一个侧面让人对于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理想性勾连产生了重大质疑:即便像美国这样一种看似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都会产生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在它的经济发展中又有什么理由能够避免类似的经济危机呢?对于其他那些社会问题,我们可以用政治体制改革尚未真正展开来加以解释,但对这种经济模式本身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没有充足的理由来加以回应。也就是说,中国是否能够模仿美国建立一个完全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秩序呢?或者更进一步说,中国就算顺利实施了政治经济改革,我们就能走通一条美国式的政治经济道路吗?再进一步说,我们即使走通了这样一条道路,我们是否能避免美国式的经济危机呢?这些确实是摆在经济学家面前的重要问题。

或者我们换一个方向提问,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模式与中国道路必然缺乏内在的联系,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及其背后的中国通往美国之路就走不通呢?这是目前国际国内左翼理论家讨论的核心问题。对此,我们有必要结合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加以讨论。

首先,我们要明确,美国的这场经济危机以及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充其量只是一个经济政策层面上的事情,并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西方的宪政民主乃至自由经济这些主导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而且,我认为要避免这样一种重大误导,即看到美国自由经济导致了这场危机,就由此否定在一个国家政治体内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存在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因为看到全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一种政府救市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就因此也在国内经济中同样克隆、照搬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在国内经济政策上依然是有道理的,中国依然应该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这也正是本文反对在国内企图重新恢复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原因所在。从中华民族的前途来看,中国要融入这个世界潮流之中去,由此而展开的对于中国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趋势,并不会因为这场经济危机而受到重大的影响,甚至出现显著的倒退。在这个大前提下,如何富有成效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进行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在改革方式、推进步骤、政策实施等方面,确实要秉承实践理性的精神,审慎考量。特别是经历了这场经济危机,我们要更加深入地思考,什么是美国模式,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全球经济,什么是中国特色,什么是民族精神等基本问题,而不能再想当然,或者自以为是。

但如何学习美国模式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需要探讨的是,如何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建立一种符合美国模式之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并非美国独享)的中国模式。我们认同一些普遍的原理,美国模式、中国模式都应该符合这些原理,但各自国家分享普遍原理的方式是有差异的,因此,各自的国家道路也是不同的。譬如,就这场经济危机来说,我们之所以不能照搬美国的模式,其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于,美国的经济危机可以通过美国的霸权而让世界其他国家埋单。更远一点说,整个西方世界在建立各自国家的宪政民主和自由经济制度时,可以采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方式解决国家内政问题,而中国在自己的国家建设道路上,在过去的30年和今后未来的相当时期,显然不可能采取这种方式。这倒不是中国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不可能的问题。缺乏这样一些因素,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大国,在宪政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如何防范经济危机,如何解决民主政治的困境,这些都不是从美国那里能直接学到的。为什么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种教条,就是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一个面相,没有看到宪政民主制度、国际政治中的地缘政治、全球垄断、美元霸权等另外一些面相。

其次,我们应当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来看待美国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体。我们应该看清美国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张力、内政与外交的两分,并认识到这矛盾又统一的性质就是美国的特性所在。具体就中美关系来说,这是一个攸关双方的国家间关系。但是,如何理解这个利益相关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是有不同的解读的。在这个问题上,本文并不赞同那种教条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不认为这个利益相关者就可以一览无余地把中美间的利益分歧完全抹掉。在利益相关这个共同点(公分母)上,应该清醒地看到中美双方还有各自的国家利益,甚至还是相互对立的。而且,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模式的建立,在相当大的层面上是在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抗衡的情况下构建出来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求同存异的共同生长的关系。这次经济危机,美国在全球所采取的一系列策略,不过是它的本性表现,对此我们既不能将其理想化,也没有必要把它妖魔化。审慎理性地看待美国是一种政治智慧。

第三,就这次金融危机来说,我认为中国政府参与美国政府提出的全球救市的政府行为,是明智的,也是符合中国之国家利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尽管我们在道德上并不认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元对全球经济成果的掠夺,乃至对中国30年经济改革成果的掠夺。但是应该看到,那是基于美国百年历史形成的国家实力所带给美国的福祉。而且参与救市,维系这个中国仍然能够从中获得经济红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对于我们是有利的,尽管代价也是巨大的。在参与救市的过程中,也要看到这不是一味地救助,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应该合理而审慎地追求中国的国家利益,强化人民币以及中国经济在全球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这应该是我们参与救市的一个前提。因此,面对这场经济危机,我们似乎应该采取两种看上去相互对立的政策,一方面是对外的参与政府救市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全球凯恩斯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在国内仍然要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真正实现一个繁荣的、藏富于民的市民社会。

最后,也是关键的一点,我认为,就美国来说,甚至就数百年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生长发育的轨迹来看,在它们那里经济与政治的两分是可能的,因为它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制度平台,经济政策层面上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可以共享这种基本制度的平台。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治与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可以共享同一个制度平台之两分的成熟程度。因此,我们的政策还无法达到类似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交相轮替。没有这种平台,其结果很可能是社会的动乱或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目前中国的种种乱象,既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过错,也不是原有体制的过错,而是没有完善地建立起一个中立化的、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基本制度平台所致。那些经济与政治利益集团分别捆绑了中立化的国家,疯狂攫取各自的集团利益,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国家政策的扭曲。

所以,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不是警示我们不要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是恰恰相反。本文认为我们应该将之作为催化剂,进行更为广泛深刻的改革。如果我们裹足不前,以墨守成规来应对危机,现实则有时会以神奇的手打破沉默,那时候决断就摆在面前,审慎的理性如何在决断中发挥良好的作用,这需要一代精英的智慧。本文不敢说这次美国的经济危机及其与中国问题的相关性会把这样一个决断时刻摆在中国面前,但是,我们对之应该有足够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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