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Eurasia,Pacificia 和 Atlantia的文化政治分析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67 次 更新时间:2009-07-02 16: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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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一点背景解释:本文原是我在2000年巴黎/北京跨文化研究会议的一个发言,其中有些观点似乎有点过激,因此一直没有打算发表。乐黛云先生希望还是把它发表出来,以供批评。现在进行了有限的改进,加入某些新内容,但仍然远远不够成熟,论证并不充分,还是个提纲,仅供批评)

  

  1. 思想准备:一个关于“文化重构”(re-culturing)的问题

  

  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想象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关于世界的整体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不再是形而上学,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哲学。这种哲学当然包含着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思考,但还特别包括文化反思,因为文化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可以称做“文化政治”问题。

  马克思早就指出哲学的真正问题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但这一见识在很长时间里被现代哲学认为是偏离了知识论的正规道路。实际上是现代哲学偏离了哲学原本的正宗道路,无论是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正宗哲学中,还是在孔子和老子的正宗哲学中,知识问题与道德和政治问题都是一致的,知识问题是依附着政治和伦理问题而具有意义的。在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知识不仅是对世界的表述,而且是对世界的重新创作,不仅是“说”,而更是“做”。选择一个好的世界就是去选择好的知识。于是知识就成为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写作”问题。写作不是反映事实,但也不能离开事实,而是改写事实,就是说,至少就人文社会知识而言,“知识”这一概念强调的不是对世界的“如实反映”(reflection of)而是“有效相关”(relevance to)。在新的知识概念中重新构造知识体系是关于世界未来的一种政治责任。

  在科学兴起的时代,知识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开发自然,自然科学、逻辑和数学的基础问题就成为了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在今天,人们主要的困惑是关于社会、生活和精神的问题,于是,人文社会知识就成为了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把人文困惑当成主要的思想问题,这并非新鲜事物,而只不过是对正宗哲学问题的回归和重新提出,即重新回到希腊和中国先秦的问题体系。人们一般都承认,人文社会知识所提出的“知识问题”与自然科学所提出的很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但由于人们对科学已经建立了宗教式的崇拜(现代社会的真正宗教并不是那些传统宗教,而是金钱、科学和人权这三种变相宗教),于是,现代的知识概念至今仍然主要追随自然科学的知识标准,而基于人文社会知识特性的知识标准还没有建立。罗蒂曾经对“镜像式”的知识进行了深入批判,认为以自然科学的模式去生产社会科学显然是荒谬的,既不可能又没有用处。他声称哲学不应该继承追求“真理”而应该成为“文学”。这个见解已经多少涉及前面说到的知识成为“写作”的问题,但罗蒂把哲学化归为文学,却是个错误答案,这一后现代理解缺乏思想的严肃性,它毁掉了思想性的写作。思想必须是高度严肃的写作,尽管是与科学不同的另一种严肃。显然,文学可以基本上与世界无关,可以是幻想或者个人的奇异经验,它可以是严肃的,但在本质上可以是不严肃的。如果不具有与世界和社会大事的高度相关性,就没有严肃性。除了真理以外,至少政治和道德都是具有高度严肃性的问题。正如列奥斯特劳斯在解释卡尔 施米特的政治理论时所说的,一个政治终结后的世界只是一个“娱乐世界,逗乐世界,没有严肃性的世界”[1]。因此,除了关心真理,我们还必须关心政治。

  全球化正在生产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非常可能是对现代性的超越,但它到底会是什么样的,目前还没有把握。许多人愿意认为新时代有着“后现代”特征,这一点很是可疑。正如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论证的,后现代只是现代的自身反讽,是一个消除了严肃性的现代景象,它不可能超越现代性,因为不存在一个后现代制度,正因为后现代缺乏属于自身的制度支持,所以它只是现代的一个“娱乐性”部分而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哈特和尼格瑞的《帝国》[2]似乎有着一个不同意见,他们的理论暗示说,美国式的具有“网络性”支配力量的新帝国就是一种“后现代的”权力制度,至少将来会是如此。也许在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系这个意义上,新帝国可以被说成是后现代的,不过,事情不这么简单,新帝国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熟和明确了的现成知识对象,这说明了它不是一个可以明确刻画的历史时代,而是一个通向某处的“过渡期”(杨念群认为历史的过渡期尤其值得分析),而“某处”正是还不清楚的东西。新帝国只是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某些不稳定的尝试,至多是一些当下策略,但远远还没有成熟到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有着完整理论支持、有着充分的合法性论证和法律化安排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目前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有着稳定运行方式的世界,所以还是个“非世界”(non-world),因为它是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3]。

  当下的美国就是这个不成熟的新帝国,它有着帝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但是却欠缺与之匹配的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也就是说,有了帝国的能力却没有帝国的理念和制度。所以,所谓新帝国,只是一个过渡状态而不是一个制度事实。这个过渡状态可以有许多种描述方式,新帝国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描述,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分析框架。还可以有别的分析框架,到底什么是最合适的分析框架还未见分晓。例如又有4位中国学者(其中包括《超限战》的作者乔良和王湘穗)共同提出了“新战国时代”的描述框架[4],这也是一个关于过渡时期的分析,他们相信这个历史过渡期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割据”时期,而这个多头的割据形成了多种变数的局面。而欧盟近来所代表的“欧洲理念”又是另一个必须分析的思想,它很可能是一个更加有理论价值的分析对象,尽管欧洲没有美国那么强大,但它却是“有理念的”,至少是正在形成理念。美国的政治理念仍然是属于民族/国家层次的,而欧盟概念至少部分地则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系,是个“大区域”共同体。欧洲理念利用了从希腊以来的追求德性和公共性的精神传统,特别利用了康德关于政治联盟和世界和平理论以及福利社会实践经验,试图推出在欧盟共同体模式下的“社会市场”和“生活质量”等理念。中国同样是未来世界和时代的最重要的分析对象,中国具有当今世界上最宏伟的发展变化经验,它成为了研究世界未来的最重要的材料和理论依据,而且也正在产生出新的政治和社会理念,而且,中国拥有历史最为悠久的“世界政治理论”,我愿意称之为“天下理论”,它完全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外去思考政治治理的问题[5]。如果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不是基于对中国的理念和经验的研究,就不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理论。

  在关于未来世界的理念没有成型之前,我们不能肯定未来是个什么时代。问题是新时代将要来临,关于未来的理念准备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我相信未来时代首先会是个“文化重构”(re-culturing)的时代,可能有些类似文艺复兴的情况,它将是人们重新反思各种古代问题而进行思想创新的时代,那些古代问题从来就没有被解决,而是被遗忘,今天人们重新意识到那些古代问题才是真正深刻的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各种文化都会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形成某种新的文化,就像过去各种文化生成的时代一样,是一个文化重生的过程,它将全面地修改社会制度和生活制度。

  

  2.Eurasia, Pacificia and Atlantia的文化政治格局

  

  理解这个关涉着社会和生活制度改造的“文化重构”过程首先必须分析现成的政治格局。Carl Schmit有个分析政治问题的哲学框架,所谓政治问题无非是个“区分敌友”的问题(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riend and enemy)[6]。这一见识与毛泽东关于“朋友和敌人”是首要问题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这个框架不仅可以用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军事分析,同样可以用于作为广义的政治关系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目前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大概可以分析为Atlantia, Pacificia, Eurasia(大西洋区,太平洋带,欧亚体)这样的框架,以便能够比较简练地分析几种可能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新战国时代》的作者们也有一个三分的分析框架,他们是以经济关系为依据的,分析为“美元区”、“欧元区”和作为潜在可能的“东亚元区”。他们的分析很是尖锐,不过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却有所不同。

  我准备给出这样的直观:1)目前已经相当明显起来而且在未来可能会更加明显的Eurasia, Pacificia和Atlantia的三分关系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混合关系,于是我们必须复杂地给予思考,而不是单纯或偏重考虑比如说意识形态关系,或者仅仅考虑到经济利益关系,就是说,我们必须谋求一种在综合因素下的总体利益最优策略。在这里特别表现为,在思考利益最大化时,必须同时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利益的综合利益最大化,而不能仅仅考虑到其中的某种利益,或者认为某种利益(例如经济利益)就足以决定其它各种利益[7]。这样的总体思维意味着一种与科学知识论的还原(reduction)/分析(analysis)模式不同的新知识论,可以理解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分析”(synanalysis)。由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事实都是在实际上具有不可以分别分析的混合相关性质的存在,而传统的专业化分析总是对某些相关性质的忽视,因此我们不得不进行混合文本(syntextual)的理解。这不仅仅是所谓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的理解,而是在多学科之上的哲学总体理解。强调综合性分析是为了能够理解一个事物、一个国家甚至世界的总体利益。真实的情况是,人们所需要的利益不仅仅是经济的,还需要其它同样重要的利益,例如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各种利益的总体利益。

  经济利益往往被认为是唯一重要的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这里有一个潜台词:经济利益虽然不等于所有利益,但各种利益都能够通过经济利益而获得。这样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假设是错的,就像金钱不能购买幸福,经济也不能保证好生活和好社会,更不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化和高尚的精神生活。经济地思考一切,不一定能够得出正确的总体利益计算。比如说,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去看,Pacificia的合作关系对中国和美国,还有中国和日本,就非常可能是各方的最佳策略(不过这些问题的变数太多,这里无法非常肯定)。但这样的经济最佳策略是否就是“总体利益”的最佳策略就不好说了。当然,这里决不是否认经济的重要地位,无论如何,经济是“国富民强”的最重要基础,问题是我们需要比经济利益复杂得多的总体利益。经济不是决定一个社会是好社会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最根本的因素,而我们最终需要的是一个好社会和有质量的生活,这样就不能忽视欧洲的制度和文化的重要性,尤其不能忽视eurasia的合作。甚至,经济也不是决定敌友标准的唯一根据,在这里还需要引入文化作为分析敌友关系的重要指标,因为文化不仅是决定“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制度的基础。好的制度需要有好的文化作为根据。当然,“好”是个含糊概念,不可能完全明确,但一种好的文化必须具有多品级的结构,并且有着以高贵德性、深刻思想和卓越品质所导向的整体精神境界,也就是说,必须有着“向高贵和卓越看齐”的内在结构(可以称做“柏拉图结构”),否则生活就必定走向低级趣味和庸俗品性[8]。

  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错误很多,尤其是关于“西方对抗其它地区”这一基本分析框架是完全的错误,但他无疑发现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文化必须被理解为世界政治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文化尽管不像经济那样是一种明显的物质利益,但它是更深刻的精神利益。文化通过生产思想、价值观、信念和趣味而操纵人们的几乎所有行动,进而最后决定了社会制度和整个生活,所以文化是最大和最终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变成了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与亨廷顿的文明类型划分不同,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厚文化”(the profound cultures)和“贫文化” (the poor cultures)之间的“文化阶级”鸿沟而不是不同种类文明之间的冲突。各种“厚文化”之间无论风格多么不同,都具有悠久伟大的智慧,这使得它们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区别于“贫文化”。那些伟大的智慧之间可以存在分歧,但都是值得互相尊敬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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