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费希特:激情与迷途

——高全喜答刘苏里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8 次 更新时间:2009-05-20 09: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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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对话,对象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思想界巨子费希特。其著作中文版的数量与其名声,颇不相称。他在中国大陆的名声,与其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更是差强人意。

  费希特,出身贫寒,但天赋超人,有幸获得私人资助,才读得起书。这个起点,于他后来的言行轨迹,或留下烙印。或正因此,成就了他的名声和事业。费希特少年得志,激情四溢,脑力过人,不乏勇气,可一生坎坷——个人生活还在其次,是他个体秉性与所临时代,造成他悲剧性命运。费希特的悲剧,像是近代德意志求变历程的缩影。但作为思想家的费希特,以及他的生命,亦如他的祖国,伟大而绚烂。

  1807年底,面对法国拿破仑大军的入侵,费希特毅然决定公开发表演讲,以期唤起德意志人的自我意识、对本民族光辉传统的信心,试图描绘出德意志重新振作的蓝图。该演讲名为《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前后持续近四个月。占领军曾在他演讲屋外,列队击鼓示警,但这吓不倒费希特。

  国难当头,救国心切,舍身取义,文思泉涌,一口气十四讲,轰动德意志。这一特殊环境、特殊心境下的作品,自此流播于世,二百年来,被世界各国传诵,成了费希特最著名的文字。

  费希特以其无懈可击的行为,证明了在关键时刻,思想家的伟大和厉害。本期对话者感慨,什么时候,我们的思想家也能挺身而出,搞一个《对中华民族的演讲》就好了。于此,我心有戚戚焉。

  让我们与高全喜教授,重温200年前这一永载史册的文字吧。有请贤人高全喜。

  

  高全喜,1962年生人,哲学博士,师从贺麟。二十余年,游走几界,近十年,落户法哲学、政治哲学领域,成就斐然。仅专著便有《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现代政制五论》。有《我的轭》等若干文集问世。曾主编《大国》,“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国是文丛”。他主持的《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关于哲学、政治与法律的演讲》,广受关注。

  

  刘苏里:全喜兄,很有意思,19世纪初上下,德意志连续产生了一大批思想、文学巨人,像康德、黑格尔、李斯特、海涅等人,都受到国人很多关注,尤其康德和黑格尔。从我现在对费希特的了解,其重量很难说比他们弱多少。国内对费作的翻译和介绍,二十几年来没有间断过,不见得比黑格尔少,为什么费希特没走出学术殿堂,被更多的知识大众所认识?

  

  高全喜:苏里,你这个问题提的好。在当今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思想界群情激荡的时期,这个问题独具慧眼。确实,近代以来,德国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源远流长,如康德、黑格尔、歌德、希勒、马克思,乃至当今的施米特、哈贝马斯,在中国都声名显赫。你提出的这个问题,费希特为什么在中国仅仅在学术圈为人所知,还没有成为一个带有公共意味的思想家。我觉得这与中国知识界近世以来的思想诉求的政治不成熟有关。我们只是理解、接受了半个费希特——哲学的费希特,但另外半个费希特——思想的费希特,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这次对话是通过谈论费希特的这篇演讲,来梳理费希特的思想,看看这个浓缩了德国近现代以来数代知识精英思想结晶的文本,是如何既表现出德国思想的伟大辉煌,又深嵌着这个民族心智三百年来的先天不足。这是一篇精彩无比的演讲——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这个文本无论放在何种语境下,都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文本,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犹如“带毒的罂粟花”,美艳而又凌厉,一方面让我们神往,另一方面又让我们感到刺痛。为什么呢?

  

  刘苏里:对不起,你的问题先放放。由于大部分读者对费希特比较陌生,即使名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虽然中文版本很多,但我怀疑有多少人读过。我希望对话展开前,请你介绍一下演讲产生的背景,给读者一个时间和空间概念,让大家能迅速进入到文本阅读和理解。

  

  高全喜:说到这篇演讲,我是很有感慨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我的导师贺麟先生就专文写过费希特,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他的老师吴宓先生建议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贺先生撰文,联系拿破仑侵占德国时德国哲人何以自处的态度,以鼓舞国人的志气。贺先生苦心孤诣,写了一篇长文,题目是《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分七期刊出。说起来这已经是七十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们重提费希特,虽然语境不同,但对中国,这个问题依然历历在目。真正伟大的思想,都是与其时代密切相关的,费希特这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也是时代的产物,它由费希特在柏林大学1807年12月至1808年3月所作的十四次演讲组成。当时的情况是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柏林,兵荒马乱,国已不国,费希特的十四次演讲全都是在法军的刺刀下进行的,每篇讲稿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所以很多语言和论述都是非常隐晦的。有论者把它视为克利陶马赫在迦太基被罗马人毁灭后发表的告同胞书。

  

  刘苏里:对,读起来确实非常困难。十几年前我也基本读不懂,太隐晦。这次阅读,非常注意书中的注解以及背景材料,才领会到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一要应付普鲁士书刊检查,二要面对对生命构成威胁的外力因素。

  

  高全喜:这篇演讲的核心思想是把建立理性王国的事业与德意志民族的再生统一起来,其背后有着深切的法国刺激的印迹,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精神对于数代德国思想家的影响,这是我们理解费希特及其时代的思想家的思想背景。法国在当时的德意志知识界,曾经是自由精神的象征,我们知道,黑格尔、谢林都呼唤过法国大革命,甚至后来的拿破仑,也被认为是一种“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不过,这种精神的蜜月是短暂的,近代以来,德国思想家一直面临着本己民族的德意志精神与异质的法国精神的内在张力问题。法国军队侵入耶拿,甚至签署了和约,德国思想家们就不再是单纯欢呼,而是唤起了另一种对自己民族前途的忧虑,他们试图用自己理想中的民族精神来超越法国。费希特的这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包含着内在的吊诡——现实和理想的对立,一直是德国思想家的梦魇,从德国早期的政治浪漫派直到今天的欧盟推手,德国人的这个梦魇并没有破除。马克思说他们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即使到今天,这种情况也还没有彻底改变。贺先生对于德国思想家们的心理观察十分细腻,他发现同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情怀,德国的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他们在国难面前所采取的姿态是颇有意味的。歌德是一种老庄式的诗意面对,黑格尔是散文式的,像亚里士多德,处乱不惊,费希特则是悲剧性的,激烈冲荡,意气风发。

  

  刘苏里:我猜,对待马背上的拿破仑,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采取拥抱的姿态?我记得你在研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那本书中,像是提到这一点。而费希特恰恰相反。此外,他的演讲,如你所说,带有回击法国思想对德意志影响的意味。

  

  高全喜:你谈的也很到位。贺先生在文章中也谈到了。他说歌德是德国中部人,性格亦中和,当时他已经是一个饮誉欧洲的伟大诗人,对这个世界的风风雨雨,他喜欢用诗的眼光来看待,人生如诗。黑格尔是德国南部人,据说德国的南部人既工于实际又富有幻想,这个特性体现在他写精神现象学遭遇法军的态度上,可谓是你有你的马背与刀枪,我有我的哲学与思想,他对自己个人的遭遇不是那么介怀,而是觉得德国人能够在思想上超越法国就足够了。相比之下,费希特则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北方人,严厉、较劲,不妥协,他关注精神,同时更关注现实。他对德国处境的反应具有德国人偏激的一面,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反应或许是过度的,费希特则不如此看待,他要一路走带黑,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哲学上达不到黑格尔的高度的一个原因。我认为德国思想中注重现实困难的这一心态不但在费希特身上得到体现,而且在后来的李斯特、马克思身上更有发黄。正是因为创痛巨深,我们看到德国这一脉思想家们对历史的宿命穷追不放,这固然成就出不朽的伟业,但同时也隐含着巨大的短板。

  

  刘苏里:我在阅读过程中有些感概。一方面,我对费希特面对当时德意志的处境所表现的良知和责任心无比钦佩,为他的激情所感染,但另一方面,我也有疑惑,甚至有某种叹息,——费希特演讲中将很多事情绝对化了,对德意志传统有很多夸张描述。经验告诉我们,当后进者内心有一种焦虑感的时候,常常表现的是饥不择食、急于求成,甚至激进、紧张,言不由衷。这在费希特演讲中有很明显的反映。黑格尔则相对理性,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如果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黑格尔的纵深感和尺寸好像都大于费希特。

  

  高全喜:苏里,我觉得我们的对话至此开始进入正题,我们触及到一些对我们中国来说更为攸关的问题。你刚才谈到日本,谈到费希特与德国状况,我想沿着这个话题说一说,费希特很焦虑,这种焦虑是德意志焦虑的缩影。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焦虑,放在更大的现代思想的视野来看,这关系到对现代世界认识的根基问题。最近我在研究格劳秀斯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的概念,值得我们重视。早期现代从历史时间上来说,指的是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西方从古典社会、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从政治逻辑来说,指的是从古典政治、旧帝国向新的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型。对这个早期现代的政治与法权秩序,中国当今的思想界缺乏清醒的认识。现代西方社会是经过五百年的演变而形成的。中国的甲午海战时期,可以说是对应于西方的东方现代社会的早期现代阶段,虽然从自然时间上晚了三五百年,但是其政治逻辑的同构性是与费希特的时代以及更早的英法时代相一致的。

  

  刘苏里:而我们比德国晚了一百多年,比英法等国晚三四百年。

  

  高全喜:但是,它们的政治逻辑是一致的。其内在深层问题——如何看待现代社会、现代政治、现代文明的发育与塑造,德国思想家不单纯是一种焦虑,而是缺乏一种真正的对于现代社会的历史发育,对于如何构建一个民族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本性的定位认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人的心态与神圣罗马帝国下德国人的心态是类似的。回到费希特的这篇演讲,我觉得其中既有非常高明的东西,也有非常平庸的东西。我们所面对的是现代政治,是一个不同于古典的新世界,这个世界的源头在哪里?谁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对此,我们不得不转向英美,早期现代的英国,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事业。

  

  刘苏里:你这里谈得太精彩了!视角也很独特。“早期现代”这个概念,我第一次听说。但我想知道,英美对于现代的认识,是一种自然生长的,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一点一点修正出来的,还是在此基础上加进了人为设计(建构)的因素?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往往是先行者有了某种经验,包括错误的经验,使他们占了先。但后进者想跟上的时候,无法舍弃沉重的包袱,又不能像购买技术一样,迅速拿来为我所用,因此产生内在的紧张感。

  

  高全喜:我觉得你谈到了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但是,人类事物和自然事物是不同的,技术的引进属于一种自然的事物,与人类政治文明有所不同。我们如何看待英美对于现代世界的构建作用?你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流俗的渐进主义的、哈耶克自生秩序的关于现代社会发育的认识。但是,中国的思想家们有一些不成熟,我们应该看到,现代社会的形成发育以及现代政治的确立,是由两个逻辑叠合而成的,一个确实是哈耶克保守的自由主义所认为的人类社会秩序的自发演进,这个过程与文明传统、普通法、民族习性相关,但这些东西不足以构成现代社会,即便是英美,它们的现代社会也需要一种政治与法律的构建,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立宪建国,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思想,英美民族将海洋的地理大发现转化为一个国际秩序的重新安排,这些都有现代社会的深刻构建在其中。

  

  刘苏里:我想问的是,所谓自然发育和构建,哪个占主导。如果其中没有一个主导,那么大概比例是怎么样的?

  

  高全喜: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第一,自然演变过程和人类理性构建的关系,我认为用比例这个词不太好,用塑造比较好。二者是叠合在一起的,不是泾渭分明的。新的塑造是在自然生成里的一种加速度提升,不是平面的关系,而是立体的重新塑造。

  

  刘苏里:我所谓比例,是一种分析方法。德国不是没有构建,也是有的。

  

  高全喜:这里就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你刚才谈到德国是有构建的,我赞同,他们是精神构建占主导地位。德国人不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那样反反复复的瞎折腾,德国人发现了一种精神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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