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思想及其历史的生活渊源——论“思想史”及其“对象”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3 次 更新时间:2009-05-16 21: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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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提 要】 哲学史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史;而其它思想史则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史;但思想史还应有一个更本源的视域,那就是关于那种先行于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层级的视域,也就是那种未被理论化、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类似于所谓“集体无意识”的领域。这种视野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可称之为“观念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历史”乃是基于“主—客”观念架构的,而这种观念架构及其双方则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感悟,“思想史”由此而可能。

  【关键词】 思想史 思想 历史 生活 观念史

  

  在中国学术界,有两个争论问题其实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是史学界“思想史”领域的两种研究范式问题;另一个是“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这两种争论都被归结为“研究对象”的问题。这两种争论之所以密切相关,是因为不论思想史、还是哲学史,它们的“研究对象”的边界至今还是晦暗不明、模糊不清的,总是存在着交错地带,所以总是不断地出现“越界”行为。

  本文意在阐明:哲学史其实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史;而其它思想史则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史;但思想史还应有一个更本源的视域,那就是关于那种先行于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观念层级的领域,也就是那种未被理论化、甚至未被意识到的、类似于所谓“集体无意识”的视域。这种视野更为宽阔的思想史,可称之为“观念史”。这就是说,哲学史属于思想史,思想史属于观念史。

  本文还将阐明: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的历史”乃是基于“主—客”观念架构的,而这种观念架构及其双方则均渊源于当下的生活感悟,“思想史”由此而可能。这是因为,思想及其历史总是被当下思想着的事情,而此当下的思想不过是当下生活的一种显现样式;因此,过去的思想及其历史其实是当下的一种生活感悟,而被涵摄于当下的生活之中。

  

  一

  

  众所周知,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问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确立起了“中国思想史”的一种传统的研究范式。但侯外庐并未专门探讨“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这个问题,而仅仅在序言中很简要地说过:

  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它论述的内容,由于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又比较复杂。[①]

  这一段话的后半段其实是说的思想史的方法论问题(这里是历史唯物论);惟有前半段才涉及的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但并没有予以展开。所谓“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被正式提出来,是在《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组织的一个关于“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专栏的讨论中。其中属于“侯派”“正统”的,是张岂之的观点,认为:

  思想史就是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当然,思想史也不是包罗万象的,仍然有一定的范围,或称之为科学的限定。只有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思想内容才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所以,确切地说,思想史就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思想史就是研究人类历史上社会思想意识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学科。[②]

  按照侯、张二人的说法,一方面,思想史的对象是非常宽泛的,不仅包括了“社会思想”,而且包括了“哲学思想”(较广义的可涵盖“逻辑思想”)(其实“社会思想”这个概念颇为模糊);然而另一方面,思想史的对象又是颇为狭窄的,它仅仅指这样一种思想:“理论化的”、亦即“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思想。

  我们知道,近年来,葛兆光对这种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范式发起了挑战,称之为“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③],其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思想家”的“经典”。而在葛兆光看来,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即所谓“一般知识与思想”。他说:

  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 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④]

  这种观点确实极大地拓展了思想史的对象域,不仅包含“精英”的“雅”的思想,而且尤其包诉诸“大众”的“俗”的思想,而不再局限于那种“理论化的”、“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思想。但这个对象域也并不是漫无边际的,葛兆光明确说:它必须是某种“一般”的或者“普遍”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不仅并非任何一个张三李四的“思想”都可以进入思想史,而且并非任何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都可以进入思想史(我们知道,有些被学者们研究的“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并没有对“一般”“普遍”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生任何实际的影响)。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葛兆光又说:

  人们都在思想,无论这种思想伟大或者渺小,也不管这种思想能否进入记忆或被人遗忘,它们与那些后来想起来就肃然起敬的思想一样,曾经在同样流逝的历史时间中存在过。[⑤]

  显而易见,这里的表述就与前面所引的表述发生了矛盾。按照这里的说法,因为“人们都在思想”,所以,只要是“曾经在同样流逝的历史时间中存在过”的思想,就有资格进入思想史。姑且暂不讨论何谓“思想”、什么样的想法足以称之为“思想”,这样一来,思想史的研究与写作其实就成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了,因为没有任何人能记录所有曾存在过的“思想”。

  而更根本的问题则是:究竟何谓“思想”?如果说“‘思想史’顾名思义要说的是思想的历史”[⑥],那么,我们显然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什么是思想?

  这个问题,与本文开始提到的另一种争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二

  

  那么,思想史与哲学史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根据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2年颁布的、作为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与代码》,哲学史和思想史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的:在一级学科“哲学”下,设有“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二级学科;在一级学科“历史学”下,设有二级学科“专门史”,其下设“思想史”方向。

  这样的学科分类等于是在告诉我们:哲学史不是思想史。这已经是人们司空见惯、习焉不察的一个观念了,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个学科分类观念蕴涵着一个原本显而易见的预设,却是人们始料未及、未必能够接受的:哲学不是思想。

  哲学不是思想吗?这就涉及上文提出的问题了:究竟何谓思想?

  我曾在拙著中谈到,汉语“思想”这个词语可以指称三种不同层级的观念:[⑦]

  (1)形上之思 这样的思想就是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也就是所谓“纯哲学”,尤其指“本体论”(Ontology或译为“存在论”)。简而言之,哲学就是关于“形而上者”的思想。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所有一切存在者、即“万物”,区分为“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这也就是《周易》所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上传》[⑧])哲学思考形而上者,即是“形上之思”。形上之思的历史,也就是“哲学思想”史,即通常所说的“哲学史”。按照前引侯外庐的说法,思想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的,这也就是张岂之的说法“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比哲学史宽”[⑨],那么,换句话说,哲学史显然就是思想史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层面。

  (2)形下之思 除哲学思想外,“思想史”之“思想”通常是指的下面这种意义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例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等等,它们都是关于“形而下者”的思想。这种意义的思想,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张岂之所说的“理论化的”思想;另一类则是葛兆光所说的并不一定“理论化的”思想。但这里还是有一个边界,这就是上文曾谈到的张论和葛论的一个共同点:这种思想必须是实际影响了“一般”或者“普遍”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的思想(侯、张认为那是意识形态对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不是任何一个张三李四之所思所想。

  (3)本源之思 汉语“思”、“想”乃至“思想”,原指一种情感行为,义同“思念”。我曾举过《红楼梦》里的两例:

  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妇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红楼梦》[⑩] 第一回)

  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音容,岂有不思想之理?在儿女思想父母,是分所应当。(《红楼梦》第十六回)

  这种情感之思会转化为领悟之思,我称之为“生活领悟”。这种领悟之思其实是比形下之思、形上之思更先在、更先行的思想。这其实就是葛兆光所谈到的“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上传》)的思想,这其实是科学之思、伦理之思、哲学之思的源头活水。而社会生活中的这种“一般”或者“普遍”的领悟之思,人们可能会将其命名为“社会观念”、“社会心理”、“文化心理”等等,类似于某种“集体无意识”,它们不仅未被“理论化”,而且甚至根本就没有被“意识到”,而是潜存于诸如葛兆光提到的历书、图像、档案、类书、唱本等等之中[11](其实还远不止这些“史料”或者“文献”形式)。

  总而言之,关于思想史的“对象”或“史料”,我们应该具有更为宏阔的视域。

  

  三

  

  前引侯外庐的说法,思想史“论述的内容”“着重了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这当然是一种历史哲学的表述,也就是说,传统思想史范式乃是直接以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的方法论的。按照这种范式,思想史就应该是意识形态史;而且,这种意识形态,按张岂之的说法,乃是“以理论形式出现的”、亦即“理论化的”“社会思想意识”。我们记得,马克思在叙述其历史唯物论原理的时候,明确地列举了一些“意识形态的形式”:“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等等。[12] 但马克思并没有说过这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必须是“理论化的”,例如艺术当然不是理论化的东西,倒毋宁说是情感化、感悟化的;因此,相反,马克思说: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3]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常常被人们忽略:思想最初直接就是存在;思想就是生活。然而传统的思想史范式却仅仅是指称的“理论化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葛兆光所批评的正是这样的传统范式,称之为“精英”的“经典”意识。

  不仅如此,葛兆光批评道:“历史对于精英与经典的历史性的位置确认,常常是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等原因引起的。”[14] 换句话说,精英的经典之所以被纳入思想史,其实是出于后来的思想史家的理解与阐释;言下之意,这样的“思想史”其实并不是客观的思想史,而仅仅是思想史家眼中的“思想史”。所以葛兆光说:

  如果把历史时间中出场的知识与思想等历史进程称作是“思想史”的话,对于这个思想过程进行的任何描述,都只是应该加上书名号的《思想史》,当思想史被后人加上他们的想象、理解和解释,用文字记载下来而成为《思想史》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了“在历史时间中制作思想路程的导游图”。[15]

  葛兆光这里其实是在主张一种客观的、关于“历史时间中出场的知识与思想等历史进程”的思想史,而反对那种主观的、出于“想象、理解和解释、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思想史。然而这就涉及一个更为重大、更为根本的问题了:历史、包括“思想的历史”何以可能?

  在这个问题上,显而易见,葛兆光的视域其实跟许多思想史研究者、包括侯张二人的视域是一样的,亦即还停留于这样一种传统的视域之中:客观的“思想的历史”。因为它是客观的,所以它才可能成为我们这种“研究主体”对面的“研究对象”。所谓客观的,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而绝不是那种“因为‘溯源的需要’、‘价值的追认’、‘意义的强调’等等原因引起的”东西。

  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大英百科全书》对于“历史”的解释:

  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16]

  但事实却非常清楚:谁也不可能见到那种“实际发生”的“往事”;人们能够看到的总是“对此种往事的记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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